11月6日，我發表了題為《中國新民黨提醒中國國民黨不要再上中國共產黨的當》的文章。文章在列舉了百年來中國國民黨上過中國共產黨的兩次當之後，指出“這兩次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兩次國共合作’的大當，最後迫使中國國民黨被驅逐出大陸”。

文章的最後，我說，“中國新民黨有責任提醒中國國民黨不要再上中國共產黨的當。因為，前兩次當，你們已經被趕到了台灣；這第三次當，我想你們一定會被趕下大海！”（參見《民主先聲》341）

《民主先聲》341發表後，得到了很多海內外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但是，讓我感到意外的卻是更多台灣朋友並沒有我這樣的擔憂，他們擔憂的是中國國民黨會和中國共產黨聯手，把台灣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趕下大海。

例如，台灣朋友告訴我，台灣警察為了不讓大陸官員陳雲林看到中華民國國旗感到不舒服，就驅逐了所有持中華民國國旗抗議的台灣人，警察甚至還撕攔抗議者手裡的中華民國國旗。

於是，台灣的李文芳女士給我信函說：“郭泉先生好！國民黨這回不會被趕下海，他們也要做可以濫殺人民、權利無限的惡黨！”

最近，有個事情讓我很警惕。

日前，一個自稱是“泛藍聯盟”的人咄咄逼人的對我說：“你贊同三民主義嗎？”

我說：“是的，民族、民權、民生，我贊同。”

他又問：“你贊同三民主義統治中國嗎？”

我說：“我研究過三民主義，我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所以，我也贊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再問：“那你贊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訓政嗎？”

這就開始讓我高度警惕了。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帝的家天下。孫中山在革命成功後，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線。

北閥戰爭後，結束“軍政”統治，百廢待興，國民黨按部就班地實行“訓政”（一黨獨裁）。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榮的時候，日本入侵中國，打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國民黨被迫重新實行“軍政”，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二戰結束後，國民黨立即從“軍政”回向“訓政”。後內戰爆發。49年，中國國民黨敗往台灣。繼續執行了數十年“訓政”後，在台灣人民的不斷抗爭下，中國國民黨1990年5月宣布開始“憲政改革”（多黨競選）。

但是，這位自稱“泛藍聯盟”的人卻希望中國國民黨繼續在大陸“訓政”（一黨獨裁），而“泛藍聯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親國民黨的組織，所以，這個人對我發出的“信號”是很值得警惕的。

台灣人民經過浴血奮戰，“民主憲政”得來不易，台灣人民和台灣的民主政黨理應高度警惕中國國民黨的復辟獨裁。

為了讓台灣人民、台灣的民主政黨以及中國國民黨內真正意義上的憲政派人士，更準確地認清中共的獨裁本質，我推薦一篇宋美齡女士在1982年8月17日致中共廖承志的公開信給大家看。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余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余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只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余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余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着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余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勛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余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斗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２９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６億人。雲南盛內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飢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系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着，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污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注“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盪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71年8月17日   宋美齡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中國基督教民主黨代主席中國在野黨聯盟輪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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