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因为我是中国的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愤青”团队的领军人物，一直受到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

日本的三大新闻社是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社和中日新闻社。前两个新闻社都采访过我多次，而“中日新闻社”却是第一次与我接触。小坂井先生主要是来采访我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新思维，以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推选我做代主席的事情。

中午11点，他在南京火车站下火车。我与他约好12点到南京师范大学的紫金校区（板仓村）见面。他在11点50分给我电话，说他已经到学校门口了。而我此时，还在从南师大老校区（随园宁海路校区）赶往紫金校区的路上。

12点15分，我到了南师大紫金校区门口。小坂井先生站在门内的雪松下。和他握手之后，我问他吃饭了吗？他说没有吃，先采访，不要紧的。

我说，我也没有吃呢，我请你吃台湾便当吧，就在学校的门口。

于是我带他又出了校门。我发现我们一走动，周围很多人也开始走动了。我立即留意周围至少在7个点上有便衣特工。还有2个在街对面。我不禁笑了一下，这就是中国特色。怕他害怕，就没有对他说。

那家台湾便当的名称叫“台尚”饭店，在一个不大的小二层楼里。说是二层，其实第一层有一半是在地下的。估计就是一楼的门面房往下又挖了一米多的地，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小二楼。这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吧。

我点了两个煲仔饭，一个是红烧排骨煲仔饭，一个是黑椒牛柳煲仔饭。我吃红烧排骨的，他吃黑椒牛柳的。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话。周围4个便衣很认真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还把手机放在离我们最近的桌角，估计是在录音。

我通过中日新闻社的上海支局长小坂井先生告诫日本政府，要想达成中日友好关系的唯一前提就是日本必须立即交还长期侵占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另外，我还说虽然中国政府对日本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我要说，第一，中国政府的这一放弃决定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投票表决的，是非法的。第二，日本必须接受并裁判所有中国以个人或以集体受害者的名字对日本进行的诉讼。

小坂井先生询问了我关于中国新民党的事情，我回答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党都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然后去联合工人、农民和士兵。但是中国新民党的成立却正好相反。中国新民党是先有苦难的工人、农民、复转军人和被权贵资本压迫的民族商人，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寻找知识分子。所以，我这个代主席，说实在的就是个法律和政策方面的男仆而已。

小坂井先生还问了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的关系，我说，法轮功是个宗教团体，从1998年以后在中国未经审判就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邪教”，所以他们目前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虽然我们也是在揭露专制主义的罪恶，但是我们是政治组织，不是宗教组织。尽管，法轮功的所有媒体都在介绍和宣传中国新民党的民主思想，但是中国新民党和法轮功之间从没有隶属关系。

我们吃完饭，也就采访完了。我很有兴趣地问小坂井先生，其他国家的记者，例如美国的美联社、美国之音、伦敦BBC、俄罗斯路透社、自由亚洲电台等等除了伦敦BBC来人采访过我两次外，其余都是给我电话采访的，为什么你们日本的三大新闻社都是亲自来采访呢？

他笑了一下，说，电话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郭泉呢？这下把我也逗乐了。是的，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的确有这个问题。

我说，那就结束吧，我下午还有事。他说，还要拍一张照片。我说就这里吧。他看了一下环境，摇摇头，说，到学校里吧，毕竟是学校比较好。我说好吧。

于是，我们就进了校门，众多的便衣也鬼祟进了校门。我带小坂井先生到了一个教师休息室，他找了一个角度给我拍照。这时，南师大的保卫处的一个干事突然进来，对我说：“郭老师，南师大的党办主任刘主任请你去谈话”。我说：“好的”。

把小坂井先生送出教师休息室，我就跟这个保卫干事向学校保卫处走了。扭头看了一下小坂井先生，他身后有好几个便衣跟着。

到了保卫处，果然，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和南师大保卫处杨处长在等着我。

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学校有规定，学校里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我说：第一、我知道有这个学校规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规定是什么组织制定的，能代表广大学校员工的意愿吗？这个规定合法吗？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中国特色还是专制的本质？

第二、我谈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不代表南师大。我谈的所有话语都和南师大无关，和南师大有关的话题，我想境外媒体也不会找我了解。

第三、我的观点，我选择告诉谁告诉什么媒体，这完全是我的自由。如果您说我违法了南师大的规定，那好，您就开除我吧。

中国共产党南师大党办刘主任楞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适当的时候，会开除你的。”

我说：“好，我等着。”

这时刘主任的电话震动了，他一脸严肃地接电话，不停地说：“好！好！”估计是接到什么命令了。他挂上电话后，对保卫处的杨处长使了一个眼色，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先走了”。也不管我了，直接走了。

我走出校门，打车回到办公室。我给小坂井先生拨了电话，却没人接。这时，我不知道跟着小坂井先生走的那些便衣对小坂井先生怎么了，就立即给“中日新闻社”上海支局拨通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上海支局的工作人员。

大约1小时后，小坂井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刚才的位置信号屏蔽，一切安全，没有警察骚扰。

于是，我笑起来。原来，中国警察只敢骚扰中国人，不敢骚扰日本人。看来，还是在鲁迅先生时代，还是在“友邦惊诧论”的时代。

堂堂大中华，搞到连一个中国人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都要派出十几个警察盯梢，怎么还能有警力帮助老百姓呢。要是这些警力都保护人民而不是残害人民，那多好啊！

于是我想到刚刚结束的圣诞节，我的一位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丁女士来电话说，当地的警察局给每家送了圣诞节礼物，很多很多，还有一只火鸡。市政府也送了礼物和火鸡，现在她家三只火鸡了，这该怎么办呀？

听她在电话里很着急的声音，我也很开心，仿佛火鸡也在我家满地跑。

可是，圣诞节前后，在中国，荆楚先生、胡佳先生先后被中国警察象抓火鸡一样地抓走了，这实在让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难为情！警察先生的工资和警察局的办公经费，都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支付的，连关押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监狱或看守所，也是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建造的，怎么能这样对付人民呢？

荆楚先生、胡佳先生的事迹，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是绝对看不到的。但是中国人民在口口相传着他们的伟大事迹。中国必须立即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必须包括采访的自由和被采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