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

我们坐的是28日12点36分从南京站驶出的上海到北京的D32次动车组列车。晚上8点50分到北京站，下榻于事先联系好的离于爷爷家很近的圆元缘商务酒店。办理好所有的入住手续，我在大厅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想，应该是有了尾巴。但是，我却无法确定是南京跟去的尾巴，还是北京新长的尾巴。哈哈，反正都是尾巴。尾巴是人类进化不完全的象征。等到人类社会进化到民主社会，尾巴就会从人的身后消失了。

第二天（3月29日）上午10点，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阿姨在一楼大厅等我们，然后我们打车到了于爷爷家。于光远先生坐在轮椅上，非常慈祥。耳朵已经听不清楚了，说话那就更费力了。他看了我很久，吃力地说，“笑寒怎么没来？”笑寒是我妹妹，现为惠普公司安徽地区负责人。原本我母亲通知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阿姨说是女儿笑寒陪同的，结果我妹妹公务繁忙实在脱身不得，只好我做了我妈妈的随从。但是，由于我是临时出任随从副官的，所以，于爷爷并不知道。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交流只能是笔谈。他说的最清楚的两句话，一句是“是的”，另一句是“谢谢”。

第一句“是的”，是我们在谈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歌，是否可以进行文学批评和评奖的时候，我写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是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他立即清晰地说：“是的！”

第二句“谢谢”，是我写道：“于爷爷，您和其他前辈对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解放思想和民主进程方面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正是有了你们前辈的贡献，才有了中共17大以后，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和我致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要求民主宪政的举动，为此，我代表汪郑两先生，向您致敬。”他笑着说：“谢谢！”

看着他慈祥的笑容，我真想哭。

于光远先生一生坎坷，就是在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里都一直处在政治颠簸之中。但是他笔耕不辍，已出版80余部专著，真可谓著作等身。

于爷爷送给我六本书，并一一签名留念。其中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我爱不释手。装帧大气精美、极具文献价值。于是我就又多要了一本，请于爷爷签上名，我准备送给汪兆钧先生。

中午在于光远先生家吃饭，于爷爷的饭量不小，我注意到他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碗芝麻糊，3块红烧肉，和4调羹的蔬菜。

于光远先生的孙女小非非喊我哥哥，上初一了，周六是她最忙的一天，要上很多课外兴趣班。于爷爷曾经为小非非写过一本书，叫《非非，我的观赏动物》，据说被很多书店放到了宠物书架。哈哈，笑死人了。我要非非送这一本书给我儿子，小非非很认真地在书的扉页上给我儿子郭称义（小名“对对”）写下了一行字：“送给对对小朋友，我经历过的事情，不知你是否也会经历呢”。

一点半，我们告别了于爷爷、孟奶奶还有小非非，离开了于光远先生的家。

我和我妈先去了火车站购买了30日晚上回宁的卧铺票，回到我们下榻的圆元缘商务酒店已经2点多钟了。

我妈休息后，我就到我的房间给我在北京的一位记者大姐打电话，告诉她我住的酒店的位置。她说她联系北京“四合院文化保护”人士华新民女士一起来看我。这真是太好了。华新民女士的父亲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北京古城的维持设计者，祖上曾经留有“四合院”传到了华新民女士的手里。上周我看到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把我吓得几乎当场晕倒，竟然北京有家房地产公司要拆除故宫，其拆除故宫的目的竟然是“为北京人民服务”。这家房地产公司在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把故宫拆了建设居民住房，可以解决120万北京居民的实际居住困难。而且网络上的点击投票显示，有58%的点击支持拆除故宫。所以，我想和华新民女士对北京正在疯狂拆迁的“老北京四合院”以及“故宫”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给这位记者大姐打过电话后，我想晚上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饭的，于是我就用我的客房电话给汪兆钧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汪大哥，我是南京的郭泉，今天我陪我妈来北京看望于光远先生，于先生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我想送给您，您要是方便的话，晚上我们一起吃个便饭，我把书给您。”汪兆钧先生说：“好的，在哪里呢？”我说：“吃饭的地方我还没有定，等定下来，我再跟您联系。”

大约4点40分，王大姐和华新民女士到达我住的酒店，我说我的房间太小，我们到街上找一家饭店，先聊天，等到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来接我妈下楼。

于是我们在我住的酒点附近找了一家环境比较幽雅的“大成家快餐店”坐下聊天。我先给汪兆钧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吃饭的地点。我有三个手机，一个是对外公布的号码13151423196，开通了免费接听服务。另有一个号码是专为呼出用的，当然为了特殊的需要我还可以在街头随时购买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临时电话卡。所以，我一般随身携带三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还是双卡手机。

不料，汪先生说：“我怎么知道您是郭泉呢？请你用你在网络上公开的电话与我联系。”

我不禁笑起来，心想，这个汪大哥真的不是行动派的。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形势的判断不足，第一，当今之世，谁还敢冒充郭泉？第二，只要我用我公布的电话一打给他，南京和北京的所有负责我和汪先生的警察都会紧张地出鼻血。

实在没办法，我知道如果我不用13151423196给汪先生打电话，他就不相信是郭泉在邀请他共进晚餐。给汪大哥打过电话以后，我就继续和华新民大姐讨论北京几乎被全部强拆的“四合院”。华大姐给我看了很多“北京四合院”的曾经美丽的照片，现在这些曾经美丽的四合院被拆毁后，原址上建起了高楼大厦。

于是我就在想，这些美丽的北京四合院，历经满清、中华民国、日本入侵、国共内战，都没有被损毁，现在竟然被共产党拆除了。从房子再想到人，中国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在1949年前没有被日本人打死，没有被军统中统害死，却在文革期间被共产党害死了。如今，伟大的故宫建筑群屹立了数百年，历经无数战乱，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人想要拆除，如今在21世纪中共执政下，却被集权专制者觊觎。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如今，权贵们在惦记全体华人的“故宫”。

为了改善所谓的120万北京人的居住条件，而要拆除全体华人的故宫，全国人民不答应，全世界华人都不答应。

和华大姐谈话过程中，我一直在注意门口，我焦急地等待与汪大哥的会晤。可是一直等到6点汪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请记者大姐去接我母亲。大约6点15分，南京的三位警察出现在饭店门口。我不禁笑起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这期民主先声开始了“大转折”。

因为我一直到六点，都在想如何撰写这期的“民主先声”，如果我到北京，见到了于爷爷，又见到了华新民女士，再见到汪兆钧先生，那我就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共正在往“民主”转折。如果我受阻，那只能说明中共正在强化专制。我希望是前者，但是不幸是后者。

警察把我带走后，在到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劲松派出所的途中，并没有要求我关机，所以我接到了汪先生的电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现有事情处理了，来了几位南京的朋友，请您等一会。”我想他应该能听懂我的话。不料，过了几分种，汪先生又给我电话，说：“郭泉，你怎么能既约了我，又约了别人去做别的事情呢？你这样怎么能做大事呢？”

我倒！看来汪先生从没有被警察同志“骚扰”过，我只好当着警察的面大声说，“是南京警察找我的！”汪先生这才明白。

然后，警察叫我关机。我委托一个警察捎给我妈一张火车票和一千元钱，并请他到我的住处取我的东西，结果，我后来回到南京家里才发现他少带回来一件我的“T恤”。郁闷，这是我们南师大百年校庆的“T恤”。

我用警察的手机和我妈妈通了电话，叫她放心，并说，“请我先行离开北京，是两地警察不放心”。

随后，一辆北京公安局的黑色别克商务车把我和南京警察送到北京火车站，换乘江苏（或南京）驻京办事处的另一辆灰色别克商务车直接开到了一辆列车旁。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被用汽车直接送上火车的待遇，据说这是部长级待遇，太有趣了。

到火车上，才知道他们是应北京警方的要求，从南京空降到北京的“警察部队”三人小分队。哈哈，很可爱吧。他们有板有眼的程式化运作背后透露着憨憨的可爱和一丝丝无奈。

30日早7点到南京。一路上，我除了吃饭、睡觉、与警察聊天外，还看了一个警匪枪战片，另外还有一部反映纳粹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主体思维在德国确立的全过程记录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的简称，就是纳粹。其实，就是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加社会主义的一个怪胎。我很担心中国会转折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我想，如果中国不走我提出的“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话，变成“国家社会主义”那是迟早的事情。

一下火车，立即就有一个南京警察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老熟人了，问好握手，仿佛他们是来迎接公安部领导似的，就差没对我喊：“首长好”了。又是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我怀疑公安部装备司是不是和别克公司签定了供货协议。

我们一路开心地到了汉中门派出所。共进早餐后，我们热烈地探讨了一些敏感话题。当然他们认为敏感，而在我看来都是应该让黎民百姓知道的话题，熟读《民主先声》的朋友都知道这些所谓的敏感话题。这次最开心的是，我知道有一位警察仔细、全面阅读了我的《民主先声》和中国新民党的所有文件。

12点之前，汉中门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开车送我回家。一到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她说她病了，要我31日早7点去车站接她。我问她哪里病了？她说不知道，反正就是浑身不舒服，到医院也查不出来。

今天（31日）早7点我准时到南京火车站，我妈妈一脸病容地出现在我面前。不过她一看到我，立即来了精神。到家后，我妈完全康复了。

和我妈聊了一会天，我就溜回我自己的家，写下了这篇《民主先声》（167）。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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