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

我們坐的是28日12點36分從南京站駛出的上海到北京的D32次動車組列車。晚上8點50分到北京站，下榻於事先聯繫好的離於爺爺家很近的圓元緣商務酒店。辦理好所有的入住手續，我在大廳里發現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我想，應該是有了尾巴。但是，我卻無法確定是南京跟去的尾巴，還是北京新長的尾巴。哈哈，反正都是尾巴。尾巴是人類進化不完全的象徵。等到人類社會進化到民主社會，尾巴就會從人的身後消失了。

第二天（3月29日）上午10點，于光遠先生的秘書胡阿姨在一樓大廳等我們，然後我們打車到了於爺爺家。于光遠先生坐在輪椅上，非常慈祥。耳朵已經聽不清楚了，說話那就更費力了。他看了我很久，吃力地說，“笑寒怎麼沒來？”笑寒是我妹妹，現為惠普公司安徽地區負責人。原本我母親通知于光遠先生的秘書胡阿姨說是女兒笑寒陪同的，結果我妹妹公務繁忙實在脫身不得，只好我做了我媽媽的隨從。但是，由於我是臨時出任隨從副官的，所以，於爺爺並不知道。

我和于光遠先生的交流只能是筆談。他說的最清楚的兩句話，一句是“是的”，另一句是“謝謝”。

第一句“是的”，是我們在談到流行歌曲的歌詞是否是詩歌，是否可以進行文學批評和評獎的時候，我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是詩歌，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他立即清晰地說：“是的！”

第二句“謝謝”，是我寫道：“於爺爺，您和其他前輩對中國在1978年以後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進程方面作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正是有了你們前輩的貢獻，才有了中共17大以後，汪兆鈞先生、鄭存柱先生和我致信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要求民主憲政的舉動，為此，我代表汪鄭兩先生，向您致敬。”他笑着說：“謝謝！”

看着他慈祥的笑容，我真想哭。

于光遠先生一生坎坷，就是在1978年之後的三十年裡都一直處在政治顛簸之中。但是他筆耕不輟，已出版80餘部專著，真可謂著作等身。

於爺爺送給我六本書，並一一簽名留念。其中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我愛不釋手。裝幀大氣精美、極具文獻價值。於是我就又多要了一本，請於爺爺簽上名，我準備送給汪兆鈞先生。

中午在于光遠先生家吃飯，於爺爺的飯量不小，我注意到他吃了一碗米飯，和一碗芝麻糊，3塊紅燒肉，和4調羹的蔬菜。

于光遠先生的孫女小非非喊我哥哥，上初一了，周六是她最忙的一天，要上很多課外興趣班。於爺爺曾經為小非非寫過一本書，叫《非非，我的觀賞動物》，據說被很多書店放到了寵物書架。哈哈，笑死人了。我要非非送這一本書給我兒子，小非非很認真地在書的扉頁上給我兒子郭稱義（小名“對對”）寫下了一行字：“送給對對小朋友，我經歷過的事情，不知你是否也會經歷呢”。

一點半，我們告別了於爺爺、孟奶奶還有小非非，離開了于光遠先生的家。

我和我媽先去了火車站購買了30日晚上回寧的臥鋪票，回到我們下榻的圓元緣商務酒店已經2點多鐘了。

我媽休息後，我就到我的房間給我在北京的一位記者大姐打電話，告訴她我住的酒店的位置。她說她聯繫北京“四合院文化保護”人士華新民女士一起來看我。這真是太好了。華新民女士的父親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北京古城的維持設計者，祖上曾經留有“四合院”傳到了華新民女士的手裡。上周我看到報紙上有一則新聞把我嚇得幾乎當場暈倒，竟然北京有家房地產公司要拆除故宮，其拆除故宮的目的竟然是“為北京人民服務”。這家房地產公司在其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如果把故宮拆了建設居民住房，可以解決120萬北京居民的實際居住困難。而且網絡上的點擊投票顯示，有58%的點擊支持拆除故宮。所以，我想和華新民女士對北京正在瘋狂拆遷的“老北京四合院”以及“故宮”問題交換一下意見。

給這位記者大姐打過電話後，我想晚上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飯的，於是我就用我的客房電話給汪兆鈞先生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汪大哥，我是南京的郭泉，今天我陪我媽來北京看望于光遠先生，於先生送給我幾本書，其中有一本我想送給您，您要是方便的話，晚上我們一起吃個便飯，我把書給您。”汪兆鈞先生說：“好的，在哪裡呢？”我說：“吃飯的地方我還沒有定，等定下來，我再跟您聯繫。”

大約4點40分，王大姐和華新民女士到達我住的酒店，我說我的房間太小，我們到街上找一家飯店，先聊天，等到快吃飯的時候，我們再來接我媽下樓。

於是我們在我住的酒點附近找了一家環境比較幽雅的“大成家快餐店”坐下聊天。我先給汪兆鈞先生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我們吃飯的地點。我有三個手機，一個是對外公布的號碼13151423196，開通了免費接聽服務。另有一個號碼是專為呼出用的，當然為了特殊的需要我還可以在街頭隨時購買不需要身份證登記的臨時電話卡。所以，我一般隨身攜帶三部手機，其中一部手機還是雙卡手機。

不料，汪先生說：“我怎麼知道您是郭泉呢？請你用你在網絡上公開的電話與我聯繫。”

我不禁笑起來，心想，這個汪大哥真的不是行動派的。他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對形勢的判斷不足，第一，當今之世，誰還敢冒充郭泉？第二，只要我用我公布的電話一打給他，南京和北京的所有負責我和汪先生的警察都會緊張地出鼻血。

實在沒辦法，我知道如果我不用13151423196給汪先生打電話，他就不相信是郭泉在邀請他共進晚餐。給汪大哥打過電話以後，我就繼續和華新民大姐討論北京幾乎被全部強拆的“四合院”。華大姐給我看了很多“北京四合院”的曾經美麗的照片，現在這些曾經美麗的四合院被拆毀後，原址上建起了高樓大廈。

於是我就在想，這些美麗的北京四合院，歷經滿清、中華民國、日本入侵、國共內戰，都沒有被損毀，現在竟然被共產黨拆除了。從房子再想到人，中國無數優秀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在1949年前沒有被日本人打死，沒有被軍統中統害死，卻在文革期間被共產黨害死了。如今，偉大的故宮建築群屹立了數百年，歷經無數戰亂，都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人想要拆除，如今在21世紀中共執政下，卻被集權專制者覬覦。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如今，權貴們在惦記全體華人的“故宮”。

為了改善所謂的120萬北京人的居住條件，而要拆除全體華人的故宮，全國人民不答應，全世界華人都不答應。

和華大姐談話過程中，我一直在注意門口，我焦急地等待與汪大哥的會晤。可是一直等到6點汪先生還沒有到。於是，我請記者大姐去接我母親。大約6點15分，南京的三位警察出現在飯店門口。我不禁笑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的這期民主先聲開始了“大轉折”。

因為我一直到六點，都在想如何撰寫這期的“民主先聲”，如果我到北京，見到了於爺爺，又見到了華新民女士，再見到汪兆鈞先生，那我就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中共正在往“民主”轉折。如果我受阻，那只能說明中共正在強化專制。我希望是前者，但是不幸是後者。

警察把我帶走後，在到北京朝陽區公安局勁松派出所的途中，並沒有要求我關機，所以我接到了汪先生的電話，他問我在哪裡？我說，“我現有事情處理了，來了幾位南京的朋友，請您等一會。”我想他應該能聽懂我的話。不料，過了幾分種，汪先生又給我電話，說：“郭泉，你怎麼能既約了我，又約了別人去做別的事情呢？你這樣怎麼能做大事呢？”

我倒！看來汪先生從沒有被警察同志“騷擾”過，我只好當着警察的面大聲說，“是南京警察找我的！”汪先生這才明白。

然後，警察叫我關機。我委託一個警察捎給我媽一張火車票和一千元錢，並請他到我的住處取我的東西，結果，我後來回到南京家裡才發現他少帶回來一件我的“T恤”。鬱悶，這是我們南師大百年校慶的“T恤”。

我用警察的手機和我媽媽通了電話，叫她放心，並說，“請我先行離開北京，是兩地警察不放心”。

隨後，一輛北京公安局的黑色別克商務車把我和南京警察送到北京火車站，換乘江蘇（或南京）駐京辦事處的另一輛灰色別克商務車直接開到了一輛列車旁。說實話，我還是第一次享受被用汽車直接送上火車的待遇，據說這是部長級待遇，太有趣了。

到火車上，才知道他們是應北京警方的要求，從南京空降到北京的“警察部隊”三人小分隊。哈哈，很可愛吧。他們有板有眼的程式化運作背後透露着憨憨的可愛和一絲絲無奈。

30日早7點到南京。一路上，我除了吃飯、睡覺、與警察聊天外，還看了一個警匪槍戰片，另外還有一部反映納粹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主體思維在德國確立的全過程記錄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的簡稱，就是納粹。其實，就是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加社會主義的一個怪胎。我很擔心中國會轉折到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我想，如果中國不走我提出的“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話，變成“國家社會主義”那是遲早的事情。

一下火車，立即就有一個南京警察出現在我面前，都是老熟人了，問好握手，仿佛他們是來迎接公安部領導似的，就差沒對我喊：“首長好”了。又是一輛黑色別克商務車，我懷疑公安部裝備司是不是和別克公司簽定了供貨協議。

我們一路開心地到了漢中門派出所。共進早餐後，我們熱烈地探討了一些敏感話題。當然他們認為敏感，而在我看來都是應該讓黎民百姓知道的話題，熟讀《民主先聲》的朋友都知道這些所謂的敏感話題。這次最開心的是，我知道有一位警察仔細、全面閱讀了我的《民主先聲》和中國新民黨的所有文件。

12點之前，漢中門派出所的一位警官開車送我回家。一到家，就接到我媽的電話，她說她病了，要我31日早7點去車站接她。我問她哪裡病了？她說不知道，反正就是渾身不舒服，到醫院也查不出來。

今天（31日）早7點我準時到南京火車站，我媽媽一臉病容地出現在我面前。不過她一看到我，立即來了精神。到家後，我媽完全康復了。

和我媽聊了一會天，我就溜回我自己的家，寫下了這篇《民主先聲》（167）。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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