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残酷的时代，任何一个悲惨的宏大历史事件，都是从对单个生命体的蔑视和对社会个体苦难的漠视开始的。这种蔑视和漠视的叠加和累积，必将导致整体性的迫害。这是任何一个在专制体制下遭遇欺凌的人都可以直接感受的事实。

当一个执政党或这个执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开始蔑视单个生命体的生活遭遇，开始漠视社会个体在专制体制下的苦难，那么这个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在迫害整个人类了。这样的执政党必然遭遇人民的控诉和反抗。

但是，这样的执政党却总是认为自己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的，而把对其控诉和反抗的人，视为“犯上作乱的刁民”和“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

其实，在民主时代，公民都可以监督政府、都可以表达意见，都可以要求政府正确对待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哪里需要“犯上作乱”呢！民主时代，不是政府担心人民“犯上作乱”，而是人民有权有能力有手段防止政府“犯下作乱”。

再次，把专制思想当成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思想的执政党和政府，当然看不得人民有反专制的思想了。“伟光正”把要求民主权益的人民打成“思维不健康的精神病患者”也就是不奇怪的事情了。于是一切与专制思想相悖的民主者、信仰者、维权者都被“伟光正”送往监狱或精神病院，或造谣说其是精神病或“大脑不正常”。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个案，就知道一个善良正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怎样被专制政府逼成“伟光正”认为不正常的访民的。

于佃荣，1947年4月20日生，连云港市大浦人。15岁母亲去世，20岁父亲去世。1965年参加工作。1970年2月10日被武装部抽调到北海舰队第八国防工地参见国防秘密建设。四年后回连云港。1974年5月到盐区砖瓦厂工作（就是现在的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该厂被多次改名）。1977年5月25日在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工作时发生事故，造成右臂被截肢（4级工伤）。却依然被连云港市民政局强迫从事极重体力劳动―――石灰窑烧窑工。一直干到2002年4月，但从未享受过工伤待遇。

该民政局直属企业还把于佃荣1965年1月至1974年5月期间工作的原始档案弄丢。现在只有武装部、当时的武装部部长、1965年工作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民政局假意承认于佃荣这10年工龄，将于佃荣问题推给劳动局。而劳动局以没有原始档案为由不予承认这10年工龄。02年，可怜的老于开始他的访民生涯。

从2002年6月至2005年2月，他给中国各级政府写了96封上访信。后又花了很多时间、金钱打听这些信的下落。给北京打电话，北京说信转到省里了；给南京打电话，说，信转到市里了；给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说，转到市信访局了；给信访局打电话，信访局说，转到市劳动局了；找市劳动局，市劳动局说没收到；又找市信访局，信访局说，那就转给市民政局了，我们不留信；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收到了。问：怎么处理？民政局答：劳动局不作为，你去找劳动局；重新复印材料到劳动局上访，劳动局又把这件事推给民政局。

2006年3月3日，于佃荣又写了4封上访信，分别是：第97封给了连云港市委王建华书记，第98封给了连云港市政府刘永忠市长，第99封给了江苏民政厅赵顺盘厅长，第一百封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老于还打了无数的电话，结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的对他说：“领导对你的事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连国家信访总局的官员都这样回答：“你给总理的信我们收到了，领导很关心、很重视、已经批示转下去了！”

2006年4月还是没有得到答复，于佃荣开始搜集各级政府、各级党委、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各级媒体、各级正义组织、各级正义人士、各级社会名流等人的地址并向他们发出1000封以上的求救信、求助信。其中的一份求救信就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帮他控诉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

这样苦难的人都不拯救，这个政府还有存在的任何理由吗？拯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一切善良皆源出于此！迫害一人即害全体人类，一切罪恶皆咎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