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是说江湖恩怨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话对中共也适用。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中共统治中国人民快六十年了，这就是江湖。

有江湖就有恩怨。中共出来混了60年，恩恩怨怨，也总是要还的！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胡锦涛先生虽然是说官话的行家里手，但是，他说的这话却不是官话，他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改革开放30年，本该是人民得福利的30年，不料却成了中共贪腐的30年。“鸡地屁”一涨再涨，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其实更高昂的成本是道德成本。

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鸡地屁（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和心理崩溃。

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跟中国的鸡地屁（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2008年，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虽然鸡地屁（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 令人颓废的股市、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

30年来，鸡地屁（GDP）一直是中共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89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 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

中共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外的特殊利益集团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这还是很保守的数据，真实数据我们不得而知。

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

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

以剥夺中国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将在2008年遭遇重大挫折。

中共，请记得这句话，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