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妈妈作为新华社海南分社的客座记者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海南）采访期间结识了于光远先生。采访期间，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先生也在场。何作庥先生听说我妈是扬州人，就格外高兴，说“我也是扬州人”。我妈老家是江苏泰兴县，以前隶属扬州，现在隶属泰州市。扬州著名的“何家花园”就是何作庥先生的祖辈居所。

于光远先生听说我母亲还是作家后，很开心。当时，于先生正想学习写作散文。此后，我母亲和于光远先生的多次访谈里散文写作总是必谈话题。于光远先生的多篇散文先后发表在我母亲担任专栏编辑的《天涯热风》杂志上。事后，于光远先生一直称我母亲为他的散文老师。从1995年起，每年春节，于光远先生都给我母亲致信拜年。

于光远先生今年93岁了。去年一年里有半年是在医院度过的。07年10月，他还坐着轮椅列席了中共的十七大。出院后，稍有精神，就笔耕不辍。于光远先生著作等身，先后出版了80多本专著。08 伊始他的新作《生长老病死》面市。

这几天，我在研究学习于光远先生的两个材料，一是他的新作《生长老病死》，另一个材料是于光远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发表的“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一文。

《生长老病死》这本书名非常有趣地在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成语“生老病死”中加了一个“长”字。

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于光远先生的这本书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独特涵义。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手段是暴力还是和平，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社会各阶层能达成对全民福利有帮助的协议，那么，我们就无需杀人。例如，恩格斯1848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的一个演说上指出：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但是必须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于是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

恩格斯的这篇演讲，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声，后来也叫“和平长入共产主义”。使用“长”这词是很传神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的两个指标，一是物质极大丰富，另一个是人性极大发挥。这两者都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都不可能是“天上落下个林妹妹”，必须如雨后春笋般“当春乃发生”。

无论什么革命对人性和物质都不能是摧毁，革命只能是对这两者的发展。检验革命成功的标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和人类幸福，是否促进了物质和人性的极大化。

所以，共产主义必须是“和平长入”的，而不能是“暴力杀入”的。

那么1949年中共利用暴力获得政权之后，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夺取政权后，中共并没有在人民民主方面对人民兑现夺取政权前的民主承诺，相反，却发动了各种专制集权运动，从57“反右”，到66“文革”，再到89“平暴”，中国人民只看到权力的一步步集中，而看不到任何人民民主的端倪。于是，中共政权在刚刚诞生就开始了“老”、“病”和“死”的发展过程，如今已是病入膏肓。

解放思想，实行民主，才是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

这些道理，其实中国共产党都是明白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先生召见胡耀邦先生、于光远先生等人谈论“解放思想”、“实行民主制度”。邓小平对于光远说，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这个谈话以及前后的多次谈话，就是后来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十三日闭幕会上所作的讲话，后来成为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份讲话稿就在邓小平的旨意下由于光远先生起草的）。

中共现在的问题在于，知道该怎么办，却不这么办。其中的要害问题是既得利益者担心由于执政党的位置被人民手里的选票选下来，而丢失既得利益，或遭遇人民的清算。

中共其实就是用既得利益（钞票）来对抗人民民主（选票）。人民是很生活化很实在的，在“选票”和“钞票”之间，人民要了“钞票”就完全有可能不要“选票”了，因为“选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获得“钞票”。所以，中共应该用“钞票”来买“选票”。但是中共却自己把持着钞票，而不给人民“钞票”。中国人民在既没有钞票也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要么做奴隶，要么革命。

如此可知，中共的命运也就是生老病死了。不要谁杀掉它，因为它是病死的。对罹患绝症且不想吃药的中共来说，面对人民的民主呼声，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任何挣扎、反抗和出击，都会加速其死亡的速度。

而我，就是指出它病因的人，我最仁慈的地方就是，其他人知道对中共指出病因可能会遭致杀身之祸，而我即使明知道我会被这个病人杀死，我也要给他看病，但是这个病人是否吃我开的药方，那就看它自己的造化了。

小菏才露尖尖角，一切都在生长之中。一个不知道生长的党，其死指日可待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光远先生的这部作品是的解读，也许于光远先生并不以为然。但是，我想，于光远先生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是好人。中共在历史上犯下的所有的罪恶，其实都是不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去做造成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与于光远先生、甚至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都应该同此心，同此理的。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于光远先生。于光远先生原姓郁，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他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先生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

于光远先生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靠理性的智慧》、《生长老病死》等八十多部著作。

于光远先生93岁了，我想今年去北京看看他。但是，别说我到北京，就是我在南京的活动都受到中共特务的监视和跟踪，我想我到北京去看93岁的于光远先生是极其困难的。

我不知道，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作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是否准许我这个更为年轻的中国新民党人，去看望一下93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于光远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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