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媽媽作為新華社海南分社的客座記者在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海南）採訪期間結識了于光遠先生。採訪期間，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先生也在場。何作庥先生聽說我媽是揚州人，就格外高興，說“我也是揚州人”。我媽老家是江蘇泰興縣，以前隸屬揚州，現在隸屬泰州市。揚州著名的“何家花園”就是何作庥先生的祖輩居所。

于光遠先生聽說我母親還是作家後，很開心。當時，於先生正想學習寫作散文。此後，我母親和于光遠先生的多次訪談里散文寫作總是必談話題。于光遠先生的多篇散文先後發表在我母親擔任專欄編輯的《天涯熱風》雜誌上。事後，于光遠先生一直稱我母親為他的散文老師。從1995年起，每年春節，于光遠先生都給我母親致信拜年。

于光遠先生今年93歲了。去年一年裡有半年是在醫院度過的。07年10月，他還坐着輪椅列席了中共的十七大。出院後，稍有精神，就筆耕不輟。于光遠先生著作等身，先後出版了80多本專著。08 伊始他的新作《生長老病死》面市。

這幾天，我在研究學習于光遠先生的兩個材料，一是他的新作《生長老病死》，另一個材料是于光遠先生最近在《財經》雜誌發表的“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一文。

《生長老病死》這本書名非常有趣地在中國人都很熟悉的成語“生老病死”中加了一個“長”字。

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讀懂于光遠先生的這本書的。因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這個“長”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獨特涵義。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手段是暴力還是和平，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大家吵得不可開交。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社會各階層能達成對全民福利有幫助的協議，那麼，我們就無需殺人。例如，恩格斯1848年2月15日在愛北斐特的一個演說上指出：社會革命是窮人反對富人的公開的戰爭，但是必須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於是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

恩格斯的這篇演講，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先聲，後來也叫“和平長入共產主義”。使用“長”這詞是很傳神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全民福利的經濟制度，共產主義的兩個指標，一是物質極大豐富，另一個是人性極大發揮。這兩者都必須有一個量的積累過程，都不可能是“天上落下個林妹妹”，必須如雨後春筍般“當春乃發生”。

無論什麼革命對人性和物質都不能是摧毀，革命只能是對這兩者的發展。檢驗革命成功的標準就是是否促進了社會公平、公正和人類幸福，是否促進了物質和人性的極大化。

所以，共產主義必須是“和平長入”的，而不能是“暴力殺入”的。

那麼1949年中共利用暴力獲得政權之後，走的是一條什麼道路呢？

奪取政權後，中共並沒有在人民民主方面對人民兌現奪取政權前的民主承諾，相反，卻發動了各種專制集權運動，從57“反右”，到66“文革”，再到89“平暴”，中國人民只看到權力的一步步集中，而看不到任何人民民主的端倪。於是，中共政權在剛剛誕生就開始了“老”、“病”和“死”的發展過程，如今已是病入膏肓。

解放思想，實行民主，才是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唯一道路。

這些道理，其實中國共產黨都是明白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鄧小平先生召見胡耀邦先生、于光遠先生等人談論“解放思想”、“實行民主制度”。鄧小平對于光遠說，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總不能隨便打擊同志，對新事物採取支持鼓勵態度嘛！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嘛。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

這個談話以及前後的多次談話，就是後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十二月十三日閉幕會上所作的講話，後來成為三中全會上的主題報告，這份講話稿就在鄧小平的旨意下由于光遠先生起草的）。

中共現在的問題在於，知道該怎麼辦，卻不這麼辦。其中的要害問題是既得利益者擔心由於執政黨的位置被人民手裡的選票選下來，而丟失既得利益，或遭遇人民的清算。

中共其實就是用既得利益（鈔票）來對抗人民民主（選票）。人民是很生活化很實在的，在“選票”和“鈔票”之間，人民要了“鈔票”就完全有可能不要“選票”了，因為“選票”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獲得“鈔票”。所以，中共應該用“鈔票”來買“選票”。但是中共卻自己把持着鈔票，而不給人民“鈔票”。中國人民在既沒有鈔票也沒有選票的情況下，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要麼做奴隸，要麼革命。

如此可知，中共的命運也就是生老病死了。不要誰殺掉它，因為它是病死的。對罹患絕症且不想吃藥的中共來說，面對人民的民主呼聲，也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因為，任何掙扎、反抗和出擊，都會加速其死亡的速度。

而我，就是指出它病因的人，我最仁慈的地方就是，其他人知道對中共指出病因可能會遭致殺身之禍，而我即使明知道我會被這個病人殺死，我也要給他看病，但是這個病人是否吃我開的藥方，那就看它自己的造化了。

小菏才露尖尖角，一切都在生長之中。一個不知道生長的黨，其死指日可待的。

當然，以上只是我個人對于光遠先生的這部作品是的解讀，也許于光遠先生並不以為然。但是，我想，于光遠先生是個好人，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是好人。中共在歷史上犯下的所有的罪惡，其實都是不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去做造成的。我想，在這一點上，我與于光遠先生、甚至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都應該同此心，同此理的。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于光遠先生。于光遠先生原姓郁，1915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和近代科學技術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轉到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他參加了1935年底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上世紀50年代，于光遠先生曾較長時間在中宣部工作，擔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1977年-1982年間，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又榮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還擔任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授、名譽會長或顧問。

于光遠先生著作有：《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靠理性的智慧》、《生長老病死》等八十多部著作。

于光遠先生93歲了，我想今年去北京看看他。但是，別說我到北京，就是我在南京的活動都受到中共特務的監視和跟蹤，我想我到北京去看93歲的于光遠先生是極其困難的。

我不知道，胡錦濤先生、溫家寶先生，作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是否准許我這個更為年輕的中國新民黨人，去看望一下93歲高齡的老共產黨員于光遠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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