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在大陆实行独裁以来，中国的大学就没有了思想的独立性了。

日前，中共对多所大学校长的任命再次昭告天下，中国大学不只是没有思想独立性的问题，而是已经彻底地沦为了中共独裁的帮凶。

来自北京的消息显示：中共已任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方滨兴担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教育部农林医药教育协调办公室主任吴建伟出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高思华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青海省教育厅长杜小明调任华南理工大学副书记，等等。

这些人均为政府官员，如非坚决彻底的拥护独裁者，在中国是根本不能在体制内从政的。另外，各高校的正直且有民主思想的学者多如牛毛，舍弃学者而任用官员，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民主的独裁思维。所以，我把中共此举判断为中共着手加强对大学的进一步控制应是题中之意。

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校长、什么是大学教授呢？

我先举两个例子：胡适先生先在中国公学当校长，后任北大校长。罗尔纲回忆学校生活的时候这样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虽是理科出身，但有人文气质。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最难得的是中华民国的国立大学的校长虽然按照民国法律也是政府任命的，但是，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是高度独立的。

中华民国大学分为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只有国立大学的校长是政府任命，其余都是校董选择。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

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

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

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中华民国大学里的校长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

我们先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怎么爱护学生的。

学生被捕，校长力保，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保护学生方面，大体都是一样的。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他们对学生总是保护第一，开导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一次北平国民党特务负责人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

蒋梦麟先生也是这样。“一二．九”学潮后，北大开除了一些学生。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许多人就是靠这笔钱后来出国留学的。

我们再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怎么爱护教授的。

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教授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才把叁位教授释放。这在当时是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

张芝联教授在上海光华教书时，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一九四八年叁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

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衦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要说思想倾向，张芝联和朱经农也是不同的，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学教授们是怎样对抗党派对大学的干预的。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

王瑶先生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先生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先生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张奚若先生真幸福！他要蒋先生下野滚蛋都没什鸟事，继续幸福地做他的教授。

而我只是上书胡锦涛主席探讨了一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政治模式，就被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吊销了教授职称，而且还不给吊销我教授职称的书面材料。

这是什么鸟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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