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余秋雨先生曾说：在今年（2000年）完成《自传》后，将比较彻底地告别文坛。但是，近几年，我又发现余秋雨先生频繁出现在政治、文化的边缘，发出了一些“不和谐音”。不过，说余秋雨先生“不和谐”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他和中共是很和谐的，只是时常与人民不和谐而已。 显然，余秋雨先生与人民和谐不和谐，似乎他不很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与中共保持和谐。 严格来说，余秋雨先生和我都是文艺学专业的。文艺学在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在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服务的问题上，显然，余秋雨先生和我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对余秋雨先生的学问，我没有象我的同事那样去指出余先生的诸多“硬伤”，例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苏东坡最后一个官职是“舒州团练副使”，其实应该是“朝奉郎”。 余秋雨先生说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那会儿，雨果还没生呢！余秋雨先生说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而事实上“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余秋雨把他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却是唐代的道士。余秋雨先生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的，其实，当时范仲淹正在邓州任知州，写作地点应在邓州。余秋雨先生说金圣叹为大明灭亡而痛哭被杀，其实，金圣叹是因哭庙案受累被斩，时离明亡已经17年矣。余秋雨先生还说娥皇、女英是舜的女儿，其实，此二女不是舜的女儿的而是舜的后妃。 我之所以没有参与指出余秋雨先生学术上的硬伤，是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准确记忆所有的文化信息。我从来不指出任何学者的学术错误，但是我却很愿意指出学者政治上的错误或政治家学术上的错误。例如我曾经指出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上的学术错误。（见《民主先声》186、191、207） 最早让我对余秋雨先生不再景仰的是他对汉族的本民族服装的鄙夷态度。 我是汉族人，经常应邀去全国各民族大学做中国传统文化报告，看到各民族学生都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来听课，这让我和其他汉族同学深深感到一个汉族的民族外在特征（汉服）失落后的尴尬。 于是，从2005年底，我开始亲手缝制我们汉族（华夏族）的本民族服装，在传统节日全家穿着汉服逛南京夫子庙、扫叶楼。 汉族的本民族服装经历过很多朝代的发展，在清军入关后，被“马褂旗袍”消灭。 我研究了从夏朝到明朝的汉服的流变，提炼出“交领”、“右衽”、“衣缘”、“带结”、“曲直”等主要汉服元素，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做了一些改进。 于是，我从06年初开始，扛着数十公斤的近百套男女汉服，在全国数十所高校免费举办中国华夏（汉）族传统服饰文化讲座。 我在各大学说到我们华夏族的族名涵义时，在座同学无不动容，皆哀叹华夏民族已沦落到不知道本民族服装的数典忘祖的田地。 “《左传注疏》卷五十六，定公十年，杜预、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不料，日后，余秋雨先生却发表文章奚落、进而诅咒汉服为“恐怖主义”，称我到各大学介绍汉服文化为“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 余秋雨先生说：“一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的本质，是用专制主义剥夺广大民众的生态自由。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说实话，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我认为很不妥，但是面对余秋雨先生的“污蔑汉服的言论”，我不得不引用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全世界只有汉族没有本民族服装，而我自己穿出我们华夏（汉）族的本民族服装（汉服），却成了专制？ 首先，我要问的是，余秋雨先生，您懂不懂什么叫专制？第二，您懂不懂什么叫自由？ 余秋雨先生，您是什么民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告诉您，您有不穿您的本民族的服装的自由，我也有穿我的本民族服装的自由，这就叫自由，反之，就叫专制。 我没有反对您不穿您的本民族服装，您为什么要反对我穿本民族的服装呢？到底是谁在专制？ 很高兴余秋雨先生终于知道了“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了，那么，我再问您，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有选择文化和思想的自由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规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不是专制？ 余秋雨先生不去反对思想、政治的专制，却来反对汉族人穿自己的本民族服装，这是什么道理呢？ 今天（6月7日），我看到了余秋雨先生的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文章，我似乎明白了余秋雨先生的文艺学到底是为什么政治服务的了。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说：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余秋雨先生在文中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他的意思是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明白，即学生在8级的地震中被教学楼砸死，在理论上是应该的。 他还说：“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 我想余秋雨先生一定不知道这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要起诉建设部门和教育部门吧。我告诉您，这是因为这些小学和中学周围的大部分建筑时间更早的居民楼都没有倒，而新建的学校却倒了。 余秋雨先生还告诫死难学生的家长们：“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原来，这个更危急的事就是他下文中的“堰塞湖的问题”。他说，由于堰塞湖和卫生防疫等问题急不可待，所以“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 余秋雨先生可能不知道，处理法律事务的人是检察官和法官，而不是在堰塞湖堤坝的“武警水电部队”和灾区的卫生防疫人员。“武警水电部队”处理堰塞湖问题、卫生防疫人员处理“大灾之后防大疫”问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职责是惩治腐败、打击犯罪等。 最后，余秋雨先生写道：“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就太搞笑了，余秋雨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谴责或追求中共政府的错，那么，不是“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就是“被反华势力利用”。 余秋雨先生，如果您的孙子没有在垮塌的豆腐渣教学楼中罹难，那么请您对灾区那些天天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在瓦砾堆前徘徊、悲愤的学生家长善良些吧。他们一生都没有出过国，他们根本不知道“反华”和“反共”的区别，他们要反对的，只是那些用铁丝替代钢筋的黑心建筑商。 余秋雨先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举国哀悼日为地震死难者默哀三分钟。 我的那三分钟，是在监狱里默哀的。我为了帮四川地震灾民说话，谴责中共当局在有大量前兆资料的情况下没有依法作出预报，而被中共当局决定入狱10天。 无论您有没有为地震死难者，特别是死难孩子默哀过三分钟，我建议，因为你的这篇文章，您要默哀一辈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