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3日），我整个白天都在帮我母亲整理书籍，晚上搬家公司的一辆厢式车搬运了三趟，直到今天（8月4日）凌晨3点半才忙完回家洗澡睡觉。早上送儿子去上围棋课，一回到家打开电脑，浙江绍兴的网友“像少年一样飞驰”给我信息：“索尔仁尼琴先生逝世了”。

我无奈哀叹：“又一个正直的反专制战士在还没有被中国人广为流传之前就去世了。”

我在1999年博士毕业后，到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了2年博士后，期间研究过前苏联文学，特别是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对索尔仁尼琴先生非常熟悉。

阶段性成果论文《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 上。文章的内容摘要如下：

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百花文学”都属于“社会批判文学”。“解冻文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文学”仿效“解冻文学”的创作路数、文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 ,“解冻文学”得以发展，而“百花文学”却被迫中断。

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自由与文学》（专著，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中有一小节文字对索尔仁尼琴先生的《古拉格群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行了分析研究。

2004年，我的硕士研究生李红梅女士在我的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前苏联解冻文学研究》，并于同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8月3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另外两篇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也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 “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并禁止他前往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先生虽然一生坎坷，但是，最后却受到前苏联和俄罗斯人民的崇高赞礼。但是，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国江西赣州人高行健先生却没有这么美妙。

高行健先生1940出生于江西赣州。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50年10部戏剧”。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引起了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争论。

他的剧作集《彼岸》（The Other Shore）在1986年在中共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中共当局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再以“大陆异议作家”、“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加入法国国籍。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都只能在海外出版。

2000年秋学期，当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三十年（1949-1979）中国左倾文艺路线史》的教学工作。2000年10月13日，高行健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我得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了一个申明，与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的思维完全一样。

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当时，我把这段话读给大学生听，所有的人都笑出了眼泪。

没几天，我就接到通知，不得在课堂上讲授高行健先生的一切作品以及与高行健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切相关信息。这个通知被秘密发往全中国所有大学、中学和文史哲研究单位。

最后，我想引用高行健先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民主先声》。

高行健先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里说：“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表示中国新民党沉痛悼念索尔仁尼琴先生，另一个目的是中国新民党敦请中共当局立即撤消对高行健先生的一切“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决定 ，邀请高行健先生回归中国，正式出版发行高行健先生的所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