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历史上留下英名的知识分子，只有两类，一是发明或传承文化文明的知识分子；另一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国家处于一种正常态的稳定发展的时候，第一类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而使得他们名垂青史。例如，司马迁、祖冲之、李时珍等文化、科技方面的历史名人。

当国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况，例如出现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条件的时候，第二类知识分子就开始不断出现。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这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他们分化为三个大的类型：一是书斋型学者，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是成为御用文人，谋求生存机会；第三类型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反抗所处时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李大钊教授、闻一多教授、瞿秋白教授。

此三位教授在各自的专业教学、研究上的成就充其量说也就是一般的学术水平。与他们同时代的和他们相同学术水平的人在我们的记忆里、在历史教科书上都早已荡然无存了，而这三位教授却永垂不朽、流芳百世，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层出不穷；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此三位教授，却始终坚持人间正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于是，我们知道，评价公共知识分子的尺度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