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仔细阅读了三篇文章，两篇不长，一篇很长。两篇不长的文章分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和《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作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俞可平博士；一篇很长的文章是《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

在《民主先声175》里，我先谈谈读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和《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的感想；读周天勇等先生撰写的《攻坚》感想，将在《民主先声176》里表述。

俞可平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

俞可平先生的以上话语，无疑是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篇文章里，我注意到俞先生反复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这些话本是正确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俞先生的这篇不长的文章竟然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诸如此类的“民主的局限性”，这就不得不让我心存警惕。

很快，我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里找到了我警惕的原因了。

当我读到俞先生这篇文章的前几小节的时候，我几乎爱上了这个大我8岁的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这几个小节分别是“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浴血争取的结果”、“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世界的历史潮流”，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几小节，就让我忍俊不禁了。

我一看到“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个小标题，我的大脑里马上就本能地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东西来，于是我忍俊不禁。这是个哲学话题，在我12年前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政治学博士一和我们哲学博士谈到哲学问题，就会让我忍俊不禁。果然，12年后依然如此。其实，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没有理由不享受这些美好的管理思想和执政技术。

俞先生从所谓的民主的“特殊性”立即武断地得出了“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而否认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于是我含笑读到了我早就猜到的他的结论，他说，西方学者判断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多党制，二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三是政府领导人的普选制。但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准，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都区别于西方。例如，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不推行多党制，而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的制衡方面，中国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而推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重在“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在选举制度方面，国家领导人不搞全国性普选，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

最后，俞先生还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长期的探索。”

随便俞先生怎么掩盖他的真实意图，我却从他的字里行间实实在在地读出了一句他想表达的话，那就是“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不能被民主掉”。

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俞可平先生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