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看到公共两个字就立即想到那些时常在媒体出现的御用文人。不，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御用文人代表的不是公众，而是他们的主子。他们的主子是以公众为敌的，因此，御用文人恰恰是公众的敌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代表人民、代表历史发展正方向的“社会良心”。他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当集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众的时候，这些“社会良心”敢于批判主流政治。

举一个去世不久的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去世，享年71岁。苏珊·桑塔格一直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苏珊·桑塔格不是为她自己活着的，她是为了全人类的良知活着的。她的良知就是为了民众不被主流政治愚弄和欺凌而展开批判。

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

尽管中国还处于实际上的“秦政”的延续，但是从外部渗透的自由思想，还是使得中国产生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

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尴尬就在于此，即我们必须始终要注意用高技术含量的话语来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否则就准备好去见上帝。

而我，就早已准备好去见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