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星期天播出主持人扎卡利亚在其全球公共广场的节目里对温家宝先生的采访。

扎卡利亚首先出示了1989年6月3日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后来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探望绝食学生的照片。然后请温家宝谈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温家宝先生看着这张照片，沉默良久，紧闭嘴巴，皱着眉心，下巴不停微颤，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推进政治改革。我想，你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中国发展民主。我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被服务于人民。第二，改革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立独立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三，政府应受人民的监督，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党派的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中国发展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听到温家宝先生对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面的介绍，我只能说，如果不进行朝向“多党竞选执政党”的政体改革，那么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在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

我想，扎卡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下一个问题就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个事实。

扎卡利亚又问：“您是否认为在25年内中国的选举将会出现竞争，由两个政党来竞逐，比如您现在总理的位置？”

温家宝先生说：“我很难预测25年后会发生甚么事情。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主将继续发展。20至3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更加民主和更加公平。”

果然，温家宝总理闭口不提多党竞选。只说20至3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更加民主和更加公平。我想如果是让我提问的话，我一定会问：“温家宝先生，您真的认为一党独裁下，中国社会会有民主和公平吗？”

果然，我在随后的温家宝总理的回答里看到了他的意思，他认为只要一党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独裁也是美丽的。

他说：“我想，世界上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重要的是实质。这就是说，不管民主的形式如何，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是最重要的。我理解，社会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应建立在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之上，否则将会一片混乱。”

其实温家宝总理并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提倡全民福利，在政治上提倡公民政治平等，人民有组党自由，并进行多党竞选。

目前中共的政治独裁，其实并不叫社会主义，因为各党在政治上并不平等。中共永远都是执政党，而其他各党永远都不能竞选执政党。

扎卡利亚问：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资讯不开放的国家，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吗？

温家宝先生说：“中国现在有超过两亿互联网用户。很多人认为中国网络是自由的，即使是西方人也这样认为。当然，为了安全，中国也和许多国家一样，对互联网进行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也是为国家的安全和大多数人的方便。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你可以找到很多批评政府的帖子，通过读那些帖子，我们可以找出存在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我不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看法。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情况。我浏览过许多网站。”

说实话，我就不认为中国的网络是自由的。因为我的所有博客都被中共关闭。现在我的所有文章都由我的朋友帮我发表在海外的媒体。其中很多文章“出口转内销”到国内，也是经常被中共的网络警察删掉。好在顽强的中国人民和中共网络警察进行了“你删我发，你再删我再发”的针锋相对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国内网络上时不时地会看到我的《民主先声》。

温总理说“我经常浏览互联网，了解情况。我浏览过许多网站。”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民主先声》和我给您的数封公开信，我想，您应该读读。

最后，扎卡利亚问：“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家们，他们指过去几年，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下滑，他们一直希望，奥运会能带来一个开放的中国，但事实上，却出现了更多的镇压。你对此如何看待？”

温家宝先生说：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人如果没有偏见，都会看到，而且也看到了这点。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有了更多的保障。中共政府重视和保护人权。我们也将这些写入了中国的宪法，也在切实地执行。我想，任何一个政府，最重要的是，确保其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每一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人权方面是无懈可击的。的确在某些地方和领域，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努力，促进和改善我们的人权。

看到温家宝先生的这段话，我不禁笑起来。

奥运之前，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7月24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不料，我7月22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月23日又被告知“请不要接受采访”。7月24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应许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那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应许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奥运之后是不是好了些呢？

奥运之后，跟踪我的中共“国保”特务有增无减。我的手机24小时被监听。连我去看望我母亲都被大队中共特务全程监视监听。

更有甚者，9月16日，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杨海东先生一早来南京看我，他想请我讨论他的一个经济案件。不料，他一到南师大就被两名“国保”警察绑架走了。（参见《民主先声》295）

9月24日，中国著名的“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先生来南京看我。下午3点半，我和他见面不到5分钟，南京“国保”警察就中断了我们的会见，带走了他。（参见《民主先声》301）

杨海东先生和高敬德先生都被中共“国保”特务告知“郭泉是公安部内控的反动人士，迟早要被抓起来坐牢。”

而事实上，我只不过是在2007年11月给胡锦涛先生写了一封要求“终结独裁、实现多党选举”的公开信，以及接受人民的委托出任了中国新民党的代主席，还有300多篇提倡在中国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先声》而已。

我所做的仅此而已。

我违法了吗？我违了什么法呢？ 请明示，谢谢！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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