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先把這些人的主要觀點介紹給大家：他們首先肯定了過去30年中國所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方式，然後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政治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從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轉向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時間”（1979年—2040年），並給出一個完成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

這三步是：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2001年，主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階段，從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用十八年的時間，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部分。同時，在中共的領導下，建設一個現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體制；這一階段，根據改革側重點的不同，又可以分為“三個子階段”：2002年－2010年，重點是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體制和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進行一些國家權力和司法機構，人大、政協和司法體制的改革；2011年－2016年，重點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完善人大、政協和司法體制，形成現代的權力制衡機制；2017年－2020年，在前兩個階段培育社會組織和發揮宗教建設和諧社會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包括對社會有益的宗教體系，形成現代的公民社會。2020年前的改革，將是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與構建民主政治體制雙重協進。特別是通過改革這些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建設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保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順利完成。

第三階段，則從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時間，進一步完善第二階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個中等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

讀完這篇長文，花了我幾乎一周的時間。但是最後，我卻用了一秒不到的時間，認定周天勇等15位教授，都是和俞可平先生一樣的可愛。當然，愛他們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人民。

首先我們來看看15位教授排名第二的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是怎麼說的。他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現在這種體制下，改革靠誰來推動，得靠手中掌握着權力的人”；“現行體制下改革得靠既得利益者，我們更多地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因為改革必須得靠手握權力的人去推動”。

在他的思維中，似乎人民就不是改革的推動者。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人民反對既得利益者對人民的剝削才奮起要求民主的。如果人民不要求民主，哪個專制者會主動政改呢？所以，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根本力量。所以，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從人民的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

針對有人批評這份政改報告是“黨主立憲”。王長江教授氣憤地說：“搞民主不能拋開現狀，從零開始。這不是對黨有沒有利的問題，關鍵是對民眾有沒有利。從零開始，民眾不可能得利，黨是掌權的黨，出了事，最後倒霉的都是民眾”。

這簡直就是在恐嚇人民了！對王長江教授來說，如果搞了多黨競選，就叫從零開始。其實，民主的要旨就是從零開始。所有的黨都必須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即沒有特權沒有優先地接受人民的選舉。但是，王長江教授卻威脅道：“從零開始，民眾不可能得利，黨是掌權的黨，出了事，最後倒霉的都是民眾”，言下之意不言而喻，那就是“從零開始，中國共產黨不答應”。那麼人民是否答應呢？這個問題，王長江教授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事實上，從零開始，就是要先取消專制獨裁，讓中共和其他所有的黨一起參加競選。我想，中共對這個競選結果早就心知肚明，所以，中共最害怕的就是這個競選結果。於是，他們壓根兒不想也不許“從零開始”。

如果不從零開始，那從哪裡開始呢？最後又走向哪裡呢？

人類有三個終極問題，即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往哪裡去？

民主也有同樣的三個終極問題，即民主是什麼？民主從哪裡來？民主往哪裡去？

我們先來看看15人集團中掛號第一的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是怎麼說的。

針對社會各界對民主政治的不同看法，周天勇教授認為“在二元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採取普選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模式，而是採取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經濟邁進的模式”。

從周天勇教授的這句話我們可以清楚地得出他對民主的三個終極問題的回答是：民主就是一黨專制，民主從一黨專制中來，民主往一黨專制里去。

周天勇教授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思路，他說，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構建人大及政協、政府、司法之間的權力制衡架構，形成一個公正和正義的司法體制；改革調整行政管理體制，構建職能合理、層次清晰、管理科學、規範有效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建立預算公開透明、公眾民主參與、社會有機監督的公共財稅體制，形成效率較高、成本較低的三級政府格局；發展民間組織，探索形成國家、社會、公民三維良性互動的公民社會，並更大程度上發揮民間組織和宗教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隨便他怎麼表述民主的具體指標，但是他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這一所謂的“民主政改”前提，就向世人昭告了他根本不懂什麼叫民主。

那麼周天勇先生的政改，到底要改掉些什麼呢？於是我找到這樣一句話：未來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鎖定在“那些阻礙經濟協調運行、市場有序發展、社會充分發育的政治體制部分”。

也就是說，周天勇先生要改革的是中共在執政過程中的不高效、不利於鞏固執政地位的政策而已，而根本不是讓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

那麼，周先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思維呢？於是我又找到了這樣一句話，他認為用經濟學思維來研究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考慮能不能操作，代價多大，有沒有風險，有沒有不確定性”。

當然，這些操作、代價、風險和不確定性，都是他在為執政黨的執政地位考慮，要周天勇先生這樣的既得利益者考慮人民在專制下生活的代價、風險和不確定性，顯然是一種奢望。

即使就是這樣的完全是在捍衛一黨專制的所謂的民主的計劃，15人集團竟然都要搞出60年這樣一個漫長的歲月來，這不是想讓中國人民都死了這條民主的心嗎？

15人集團，連中國的民主憲政的最大的“堅”就是一黨專制都沒搞清楚，竟然還好意思把自己的書取名叫《攻堅》！

最後，我引用中共早年的一句話來奚落這15人集團里的教授和博士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說：“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 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