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先把这些人的主要观点介绍给大家：他们首先肯定了过去30年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然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1979年—2040年），并给出一个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

这三步是：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2001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的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共的领导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子阶段”：2002年－2010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和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2011年－2016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年－2020年，在前两个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2020年前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阶段，则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读完这篇长文，花了我几乎一周的时间。但是最后，我却用了一秒不到的时间，认定周天勇等15位教授，都是和俞可平先生一样的可爱。当然，爱他们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人民。

首先我们来看看15位教授排名第二的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是怎么说的。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改革靠谁来推动，得靠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现行体制下改革得靠既得利益者，我们更多地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因为改革必须得靠手握权力的人去推动”。

在他的思维中，似乎人民就不是改革的推动者。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人民反对既得利益者对人民的剥削才奋起要求民主的。如果人民不要求民主，哪个专制者会主动政改呢？所以，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力量。所以，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从人民的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

针对有人批评这份政改报告是“党主立宪”。王长江教授气愤地说：“搞民主不能抛开现状，从零开始。这不是对党有没有利的问题，关键是对民众有没有利。从零开始，民众不可能得利，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民众”。

这简直就是在恐吓人民了！对王长江教授来说，如果搞了多党竞选，就叫从零开始。其实，民主的要旨就是从零开始。所有的党都必须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即没有特权没有优先地接受人民的选举。但是，王长江教授却威胁道：“从零开始，民众不可能得利，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民众”，言下之意不言而喻，那就是“从零开始，中国共产党不答应”。那么人民是否答应呢？这个问题，王长江教授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事实上，从零开始，就是要先取消专制独裁，让中共和其他所有的党一起参加竞选。我想，中共对这个竞选结果早就心知肚明，所以，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竞选结果。于是，他们压根儿不想也不许“从零开始”。

如果不从零开始，那从哪里开始呢？最后又走向哪里呢？

人类有三个终极问题，即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

民主也有同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即民主是什么？民主从哪里来？民主往哪里去？

我们先来看看15人集团中挂号第一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是怎么说的。

针对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的不同看法，周天勇教授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

从周天勇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他对民主的三个终极问题的回答是：民主就是一党专制，民主从一党专制中来，民主往一党专制里去。

周天勇教授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思路，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形成一个公正和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构建职能合理、层次清晰、管理科学、规范有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预算公开透明、公众民主参与、社会有机监督的公共财税体制，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三级政府格局；发展民间组织，探索形成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民间组织和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随便他怎么表述民主的具体指标，但是他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这一所谓的“民主政改”前提，就向世人昭告了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民主。

那么周天勇先生的政改，到底要改掉些什么呢？于是我找到这样一句话：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也就是说，周天勇先生要改革的是中共在执政过程中的不高效、不利于巩固执政地位的政策而已，而根本不是让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

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呢？于是我又找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认为用经济学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不确定性”。

当然，这些操作、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是他在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要周天勇先生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考虑人民在专制下生活的代价、风险和不确定性，显然是一种奢望。

即使就是这样的完全是在捍卫一党专制的所谓的民主的计划，15人集团竟然都要搞出60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来，这不是想让中国人民都死了这条民主的心吗？

15人集团，连中国的民主宪政的最大的“坚”就是一党专制都没搞清楚，竟然还好意思把自己的书取名叫《攻坚》！

最后，我引用中共早年的一句话来奚落这15人集团里的教授和博士们。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说：“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 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