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在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上，稳坐了50年。而中国，是个连汽油铁皮桶都无法生产的落后农业国。全国五亿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率超过95%。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差距下，中国亿万人民由毛主席领导，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业追赶进程，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中国电子工业发展，起步于毛泽东时代。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即现在的北京京东方）。该厂总投资1亿元，年产1220万只，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制定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 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而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 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 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 为了培养电子工业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国五所大学的科研资源，在北京大学设立半导体专业。1957年毕业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华晶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 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毛主席亲自主导的，其中签署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还有一个内容，中国要求从美国引进7条3英寸的芯片生产线，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1975年美国才上马4英寸的生产线。 这一条能进入中美谈判，说明毛主席对芯片生产的重视。即使不是他提出，没有他的认可也是不可进入谈判内容的。因为进入谈判内容的，一定都是国家重大事项。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在两年内引进这7条生产线，中国在芯片加工制造方面就追平了美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飞。现在，中国在芯片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芯片制造还是最大的短板。华为设计出了先进的芯片，但要委托台积电代工制造，中国不能制造。而45年前，毛主席已经在芯片制造上追平美国。 可惜，毛主席年事已高，1976年去世，这7条生产线7年后才陆续引进，已是落后产线。 这件事情说明，中国的电脑和芯片是在主席掌握之中的。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延续毛主席发展路线和势头，中国在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与美国齐头并进，甚至赶超美国。 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这要比台湾早2年，比韩国早4年，那时候台湾与韩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而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 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 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重蹈“浮夸风”覆辙之洋跃进——800亿美元疯狂计划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 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 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 盲目贪大求洋给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 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 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 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 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破产倒闭了。 今天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几何时，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多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 8080）。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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