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 《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寫此材料時，鄧小平已被停職，在隔離審查中。後將此材料托江青轉給了中央，轉給了毛澤東,他在這個檢討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過去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討了他的錯誤。現將他檢查其重要錯誤的部份和敘述他受王明“左傾"路線整他的過程，摘錄如下：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井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志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裡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准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零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鏡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常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井到七軍裡面了。紅七軍又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雲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士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麼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金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返回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彯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井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井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王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餘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繫），謝余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千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繫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賽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摩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鬥爭後，撒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

       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千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零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儘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中，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的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採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麼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覺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產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面，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千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着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未完，且未能全部截圖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