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些人為了抹黑毛主席，在四十多年的時間裡，無時無刻編造各種虛假謊言，其中有條是說劉少奇病逝前遭受了多種非人待遇。隨着最近網飛《三體》播放，這種謠言又颳起一陣旋風，繼續毒害着不知情的人民群眾。關鍵當事人和陪護人顧英奇詳細講述了關於劉少奇病逝前的多次治療情況。筆者不認同他本人政治立場，但認同他較客觀講述了對劉少奇患病後治療的事實!

       我從1953年11月調到中辦警衛局保健處從事中央領導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銷警衛局保健處，改為北京醫院中南海保健組。但我的工作和黨的關係一直在中南海，從1955年7月12日起，擔任朱德同志的專職保健醫生。

        1965年10月我離開朱德參加下鄉醫療隊，1966年發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那時，北京醫院已經十分混亂，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奪權專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破壞。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又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二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

       這次有醫護、藥房、化驗共11人同時調入。當時中央警衛處、警衛團合編，主要受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建制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門診部的主要任務是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和老一輩革命家服務;也為警衛處機關的幹部、戰士、職工看病。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國最大的走資派”的罪名打倒(後來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軟禁於中南海福祿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萬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樓的甲樓，最後於1963年9月搬到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繫，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北京醫院那時雖發生造反、奪權的混亂，總值班室還是執行了這條規定。

       據劉少奇病歷記載，我們調回中南海之前，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外科吳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榮主任、五官科王淑雲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輝南主任;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醫口腔科朱洪蔭教授、三零一醫院五官科姜泗長教授等。

       我們調回中南海後，根據上級指示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我們深知，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那個時候極左盛行，江青一夥又唯恐天下不亂，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政治風險是明擺着的。但是門診部的人員還是正確地對待、處理了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歷。

       那時，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殘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殘之後;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標準也驟然降低，這一切都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我們出診時看到，他的門庭冷落，院落荒蕪，氣氛肅殺，有的房間還有造反派張貼的大字報殘跡;他的屋門外有一名游動哨兵，身邊還有一位原來的秘書，一位原來跟他多年的衛士老李和兩名管生活服務的戰士。

       他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繫;部隊給派來一位年輕的廚師。這些人對他的態度還是和氣耐心的。為了完成上級交待的任務，他們的工作也都盡職盡責，但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確實都很少說話，氣氛壓抑。

       少奇同志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那個庭院和室內。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面色蒼白，食慾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門診部的多數人原來就在中南海工作，對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風雲突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變成了最大的走資派，成了“階級敵人”。這使我們與他接觸時感到有點不知所措。

       但我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醫務工作守則和醫德規範行事;再加上領導有言在先，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去為他做醫療工作。

       在此前提下，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按醫德規範和醫療原則，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平時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們則細緻負責地對他進行了醫學觀察和照顧，隨時解決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志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建議：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2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採購人員和廚師很配合，都認真地做到了。

       一、搶救劉少奇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地按照醫患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的輕視和懈怠。

       當時，他身邊的秘書、衛士、警衛戰士、廚師、專家、醫生、護士都是按照領導交待的原則對待他。可以說做到了“公事公辦”。

       當時，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有人說：“當時，說是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搶救他。”我只能說，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執行的是“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這個指示。

       除此之外，我沒有接到過其他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也是指示要盡力救治。至於是不是下邊有人說過那樣的話，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卻很難說。但那和醫療組接受的毛主席、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兩碼事了。

       二、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准，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裡睡覺，白天醒來，睜着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覆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都是由於醫護人員奮力搶救才得以好轉的。

       三、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瀰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

       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髮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傑等教授專家。

       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〇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新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旁，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工作的。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覆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鹿鳴註：1969年春，蘇修陳兵百萬威脅我邊境，並對我國核威脅，中央緊急疏散，毛主席去了武漢，林彪去了蘇州，朱德、董必武等去了廣州，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了南昌，徐向前及劉少奇去了開封。)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與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查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我們以為任務結束後，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自己做了醫務工作者應該做的份內之事。

       誰知多年之後，1984年11月我們先從《文摘報》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從《馳騁中原》一書中摘錄的。後來，我們找到了《馳騁中原》原著。

       作者著書的本意是歌頌少奇同志的功績，對此我們表示讚賞並懷有敬意。

       但他卻在《馳騁中原》的引言中說了一段離奇的話：“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少奇同志經過了多次殘酷的批判和鬥爭，生活無人照顧……，有病找醫生時，醫生在看病前先得對他進行批判，以示劃清界限，然後才能看病。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

“監護人員將少奇同志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捆了幾個月。”甚至說“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嚴重，他們才請求上級，組織專家給少奇同志會診。”“匯報後上面批示：加緊會診工作。”“情況雖然上報了，但未得到任何批覆、採取任何措施。”引言中還有一些類似的情節描述。

       我們不知道他根據什麼寫出這樣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說的醫生、護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問：“那時你在哪裡?”他說：“自己在蹲牛棚。”

       當然，他並沒有進過中南海福祿居，更沒有看到過劉少奇在1968年前後的醫療、搶救工作;他也不認識我們和各科醫學專家。兩案審查結論，對我們救治工作的評價又是正面肯定的。那麼他這段文字豈不是多餘的嗎!

       還有洛陽接受劉少奇的那個醫院的個別人，出於某種目的，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對中南海門診部搶救劉少奇和護送他到洛陽的醫生進行了憑空的誣衊。事實是少奇同志在我們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而到洛陽後他很快就去世了，真偽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時期，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歷史無情，篡改歷史是誰也做不到的。

       作為一名親歷者，我可以代表當時的醫療組負責任地說：我們所做的搶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經得起組織的審查和歷史的檢驗，自己也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