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天涯南北總是情

      在鍋爐房勞動，活幹得特別繁重，憑着我年輕力壯，都頂了下來。於信臣師傅一家對我的關懷，感覺到了家的溫暖，對於信臣及他的家庭懷念，成了我永久的紀念。

母親病起中風

      一九六九年九月，韻倩有了探親假，先去上海，與此同時，母親不幸中風入院治療。多少年我們擔憂的事終於發生，我外婆在六十歲那年猝死於中風，媽媽長期來都是高血壓，中風病起時正好六十六歲。心裡很急，向領導請假回去探母親病，有電報為證，卻遭到拒絕，理由不問自明，我還是一個有罪之身，“帽子”還在群眾手裡，你一走去探親，還能跟幾個人去監督你麼？共產黨的人權是溫飽，讓人有飯吃，你應該知足了。幸好上海的姐妹們全力搶救，母親病情暫時穩定下來，但從此半身癱瘓。文革對她的衝擊是病的誘發主因，家被抄，金銀手飾上繳，又日夜擔心當時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二姐及我的安危，使她老人家日夜思慮，我們家庭作為文革的倖存者，比起成千上萬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家庭，是“幸運”得多。但我和韻倩二家人，人是沒死，卻吃盡了苦頭，韻倩父親是醫院副院長，被打下來掃廁所、搓棉球，她母親被紅衛兵逼三天三夜要她交出金銀財寶。我父親已年過七旬，受累於我的反革命，被召回工廠勞動，父母親還曾被罰站在長板凳上，被批鬥。二姐是共產黨員，被打成莫須有的“美國特務”，“九大”時罰跪一整夜。二個妹妹因我受牽連，在各自單位里被逼着要交出不存在的“黑材料”，據說是我藏在她們那裡的…。

現代孟姜女愛的苦旅

   韻倩不得不決定來北大荒來探親了，這距上次分離已有一年半之久。半個世紀前中國的交通和通訊，其落後是很難想像的，電報要二天才能送達，從上海到北大荒的嫩江，先後要換乘三個班次的火車，歷時三天三夜。那時物質匱乏，到北大荒這個著名的“糧庫”，卻還要帶掛麵、大米、鹹肉等食品。上海的家人都想着我的牛棚和豬倌的生活太苦，千方百計讓韻倩多帶點東西，改善我的生活，這樣她的長途旅行也就成了長途馱重。二千年前孟姜女千里跋涉去長城尋夫，悲慟於丈夫死於勞役，哭聲震倒了長城。二千年後的中國依舊是封建、專制、獨裁，只是冠以“共產主義”的美名，它製造了無以計數的焚書坑儒，以階級鬥爭為綱鼓動億萬人民相互殘殺，韻倩只是千萬個現代中國孟姜女之一。韻倩就是這樣開始她愛的苦旅，此時是一九六九年九月末，北大荒已經初冬。

通往世界末端的路

   從上海乘火車直達哈爾濱，大約二天二夜差幾個小時，那幾年上海有幾十萬知青“奔赴邊疆，保衛邊疆”，這趟直達快車的擁擠程度，僅次於上海到烏魯木齊的火車，車廂內惡濁的空氣，廁所屎尿橫流，臭氣衝天，具有了強烈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不僅過道擠滿了站着的旅客，更有鑽入座位底下，上到行李架去睡覺的那些已極度疲憊的乘客。到達哈爾濱時，幸好有她同學來接站，過一夜，又踏上去齊齊哈爾的列車，大約要五六個小時的旅程，再轉去嫩江的列車，這中間多次上車、下車，背馱着近百斤的兩個大旅行袋，加上自己的小提包，很難想像她是如何“走”過來的。最後一段火車，簡直象是通往世界末端，夜間窗外一片漆黑，車內大部分是農村老鄉，雖然他們是善良的，但由於生活的貧苦，穿戴和外形顯得十分猙獰，頭戴長毛的狗皮帽，吸着紙卷的煙葉，車廂里烏煙瘴氣。韻倩把隨身帶的鈔票放在貼身的衣袋，把頭埋在雙臂下，裝着睡覺的樣子，沒有列車員報站，不時要抬起頭去看看是否車已到了嫩江。這時的世界是冷漠的，前途是不可預測的，人是無助的，誰將在她的旅途終點等待她呢？

   當時長途通信要求快，唯有靠電報，每個字三分錢人民幣，地址就占十幾個、二十幾個字，為節省字數，內容就十分省略了，出發時來電稱“××日離滬去嫩韻”，我接電後，就準備韻倩來，並推算她可能到達嫩江的車次和時間，由於她中間要轉兩次火車，轉車車次有多種可能，到達嫩江的確切時間是無法預測的。即使她到哈爾濱後再轉車時，由她同學再打電報告訴轉車車次，但一經齊齊哈爾後，最後轉的一個車次還是通知不到我，何況頭天打電報，要到次日中午才能傳達到。為了不讓韻倩到達時無人接站，我提前一天，由我工作的單位，去三十里路外的縣城，到縣裡定下招待所。按每一個可能到達的車次，一次又一次去車站，站在月台上張望，一次次地撲空，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比一次更多的擔憂，韻倩是提前下錯了站，還是打瞌睡乘過了站，或者會出了什麼事故。一九六九年在美國實現人類第一次登月，飛船飛向38萬公里外的月球，登月，又準確撤離，安返地球，分秒不差。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對可憐的年青夫婦，為了一次看來簡單的團圓，卻要歷經那麼多的磨難，這對年青夫婦所在的國家，正歷經一場“革命”，並聲稱要把世界上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解放”出來。

   時間已是深夜，我又去車站，如果再接不到韻倩，就必須等到明天。當笨重的蒸汽機車拖曳着疲憊的身軀，喘息着緩緩停下來後，小小的月台半明半暗的燈光下，不多的乘客步下火車，我急切地在幽暗的光照下張望，又不敢移步，怕跑到了前頭，錯過了後頭，或跑到了後頭，又錯過了前頭。突然間，發現了韻倩她正肩前肩後扛了二個大旅行袋，蹣跚着走着，焦急地探尋着，等我奔到她跟前，我們兩人不知是因為緊張、激動、抑或喘息，居然無言以對。我把兩個大包扛在我的肩上，韻倩隨着我匆匆地出了車站，找了一輛驢拉板車，也相當如今的“的士”向三公里外的嫩江縣街區駛去。

   在嫩江縣裡一個簡陋的招待所下了驢拉板車,給了看門的老頭一包香煙，換來一個陰冷的房間，將就度過了一夜。等第二天下午，有返回“飛機場”的班車，又經過一段最後的顛簸，終於到了目的地，一個暫時的家。此時離韻倩從上海出發，已經歷了四天四夜不眠的旅途。

   嫩江是北大荒“最大”的縣城，所謂最大，在六、七十年代也就是幾萬人，最“雄偉”的建築要算“一百”，即嫩江縣第一百貨商店，是一幢二層樓的建築。除此之外，我確實記不起還有更輝煌的建築了。我永生忘不了“一百”還因為一九六八年春，我剛“揪”出來時，曾被押送到“一百”門前的十字街口被批鬥的情景。

   所謂“飛機場”，是原日本二戰時空軍基地，二戰結束蘇軍占領東北時，把這座嫩江空軍基地，洗劫一空，凡能拆走搬動的都被運往蘇聯，剩下的跑道、飛機庫、建築物也都被炸毀，僅留下幾幢平房和指揮塔，可能因為當時蘇軍駐兵要用，被保存下來。解放後這裡發展成為航空護林局，一九六六年又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我們這些科技人員分別從北京、瀋陽調集到防火研究所，美名曰“接近生產實踐”，其實這兒是一馬平川，無林無火，是典型農業區，根本無科研條件，我們這批年輕人，不少來自北大、南大、科技大，在這裡度過了毫無作為的十三年，這就是黨的“需要”。十三年，是大學畢業後青春最美好最能有所作為的十三年！

兩隻躲洞穴里的受傷獸類

   我和韻倩臨時的家居安排在單位的招待所，一幢日本人留下的建築，巨大的圓圓的屋頂，鋪着厚厚的麥秸，壓着低矮的房舍，進門後，猶如進入一個洞穴，我們住在走廊盡頭的一間，幾乎沒有人來打擾。我們像兩隻躲在洞穴里受傷的獸類，敘述這一年半來各自悲慘的遭遇，象是舔着彼此的傷口。韻倩是堅強的，由於受我的連累，她單位“革命群眾”把大字報貼滿她住的房間外窗戶，逼着她交待我藏在她處的所謂“黑材料”，指日記或信件之類，一年半來，她是以“反革命分子”家屬的身份生活過來的。每當韻倩說起她所受遭遇時，彷彿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沒有悲傷，更沒有眼淚。我卻有着相反的性格，平時看來憤世嫉俗，嫉惡如仇，實際上相當軟弱，面對強權會變成一個卑微、畏縮的人。或許這是一種爭取生存的手段，對當權者獻媚，心裡卻憎恨到了極點。我這一年半來的苦難終於有了傾訴的對象，感情的閘堤被衝決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失聲痛哭起來。韻倩從沒有見我如此傷心，她只是喃喃地重複着“不要哭，為什麼要哭？…。寂靜的夜，被黑暗籠罩着，這漫漫長夜何時是個盡頭？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何時是個盡頭！中國有多少個家庭，多少對親人此時也象我們一樣相擁着哭泣着。讓這時間停滯吧，即使我們沉浸的只是悲哀的愛。

短暫的團圓，珍貴的記憶

   北大荒在十月初就進入了冬天，房間內卻異常溫暖，一面大“火牆”，烤得整個房間暖洋洋的。韻倩和我結婚已三年半，不過加起來在一起過的日子也不超過六個星期，而且從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家庭生活過。這次她來探親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實習着日常的家庭生活，做飯、洗涮、縫補、買菜…。我們學着這些新鮮的事情，如擀麵條、包餃子、生火取暖。臨時的家什麼炊具都沒有，現在已記不清當時是如何去找那些鍋碗瓢盆，用什麼去盛油米醬醋的，只記得用酒瓶子在房內唯一的一個小桌上擀麵條。韻倩似乎很愛吃那樣擀出的粗麵條，放入一些大白菜，加上一調羹豬油蟹粉（是韻倩母親特別為我們帶來的），她可以吃一、二大碗。她的這種愛好，即使到了加拿大後，即使超市裡有那麼多的美味食物，飯店裡有那麼多的美味佳餚，但韻倩對那人工擀的手指般粗的麵條，還是情有獨鍾，她的這個“毛病”也恐怕是從“文革”中“落”下的吧。

   一年半的牛棚豬圏生活，許多上衣、襪子、內衣內褲不少也已破爛不堪，那時很少有尼龍襪，線襪幾天就穿出大洞，補襪子也成了大事。我白天去鍋爐房勞動，韻倩就在家裡補衣服、上襪底。韻倩和我自從一九五八年入大學，分在同一個班級，開始相識之後，到了這次孟姜女尋夫式探親，整整十一年時間，而我們在一起的“花前月下”的談情說愛經歷卻是少之又少。在學校時，學生是禁止談戀愛的，那時學習也非常緊張，如果有點意思不要說“頻送秋波”，就是想在上課時，吃飯中間“暗送”都有困難。南京大學女生全在第八宿舍，住在一幢非常大的樓。約會弄得象地下黨搞接頭似的，有時先說好某時去找她，探頭探腦地溜進八舍，上二樓208室的門，那時她們是十個女生一個房間，輕敲幾下後，必定有某位女孩出來應門，也都是一個年級認識的同學，一看是我，上下還是先打量一番，也不打招呼，只是詭譎的一笑，迅速把門一關，我能聽到裡面叫道：“楊韻倩，有人找！”，韻倩也不問誰找她，就匆匆地準備着出來，而我則早就一溜煙竄出八舍大樓，跑到珠江路大門口去等着了。就是到了街上，倆人走在一起也很不自在，有點緊張，象解放前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國民黨統治區，最怕撞着特務、密探似的。約會回來時，快接近校園的地方。倆人就化整為零了，我從漢口路返回，她從珠江路大門進去。我們這一代人老是抱怨解放以來一系列運動，極“左”思潮把我們一生中最有精力、最能出成果、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寶貴青春歲月，給白白地斷送了。其實，何至於此，多少對痴情少男少女的愛情、家庭、生活，都給這種“與天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動盪的社會環境給葬送掉了。

   日子就這麼地打發着過去，我們那時很少有同事和朋友來探望，倒也省去許多無聊的應酬，我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還拿在群眾手中，憎恨我的人，幸災樂禍地看着我的這個下場。同情我的人卻又害怕與我接近，只是那些與我有相似身份的人或真摯的朋友，才來看望韻倩，這倒顯示出那種友情的珍貴，幾句問寒問暖的慰問，令我們十分感動。

   我和韻倩還去看望金曉鍾一家，他也是南京大學畢業，是比我高一級1962年畢業生。學校里勤學苦讀，成績是最撥尖的，他愛人程邦瑜，四川人，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為人太直率，近乎魯莽，但她內心地卻十分善良，對複雜的社會自己覺得已能對付，實際相當幼稚，結果捲入派性鬥爭，被打成反革命。因為是女的，不關牛棚，期間還懷孕、生產，又不能不去做體力勞動，其困苦可以想見。我當時任“牛鬼蛇神”隊隊長，雖然我的地位是在“革命群眾”萬人之下，但關起牛棚的門，卻是在這小撮“牛鬼蛇神”之上，權力相當大。因此，我對程邦瑜懷孕期間安排的勞動，也相當照顧。去看她們一家時，程邦瑜已同我一樣處於半管制半自由狀態。家裡的貧困要比當時一般家庭更甚，無幾件象樣的家俱，老二才出生幾個月，家裡混亂，孩子身上有一股尿臊味。他們真誠地招待我們一餐晚飯，我已記不清當時吃的是什麼，反正相當簡單，卻一直記着這一份情誼，大家患難之中所見的真情。四十多年後，他們家大兒子得了大氣物理博士去了美國，導師是葉篤正先生；二兒子，即我們去見他們時還抱在懷裡叫園園的那個，已完成計算機網絡的碩士學位，到了加拿大；他們最小的女兒，後來下放到更僻遠的農村時生的，叫希蕾，與我們女兒若蕾差一字，小一歲，早已大學畢業，從事IT工作，也移民到了加拿大。

帶走了我的愛，留下了我的思念

   雖說日子在打發着過，但是我和韻倩每天還是算着屈指可數的假期，還剩下多少。隨着韻倩將要離別的日子越近，我心裡變得越是憂傷，我和韻倩一生中所體會到的悲歡離合，可能比我們兩人的兄弟姐妹中任何人都要多，倆人相隔的遙遠—遠離五千公里，這不是萬水千山能等閒的。

   這最後分別的一天還是來到了，我們從機場提早乘汽車到縣城，在小小縣城兜了幾圈，兩人去拍了一張在一九六六年拍過結婚照後的第一次合影，這張照片至今還保存着，韻倩剪的短髮，微笑着，眼睛裡看不到憂傷，嘴唇卻還保持着那種含蓄的性感。我理的是平頭，看上去十分健康，微笑着，其形象已相當接近“屯老二”，城裡人稱呼鄉巴佬的叫法。這張照片顯示，“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並沒有真正地摧毀我們，經歷了這樣洗禮，我們的愛更加根深蒂固了。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洗禮，更加堅定了我們的愛(圖略)

   離去和到來都是一樣的簡單，不過這是在白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離我二十九歲生日還差二天，她不得不走了，當我目送着載她的列車漸漸遠去時，心中湧起陣陣哀傷，似有無窮盡的話語要說，而剛才送她上列車時，倆人卻都沉默着，還有什麼語言能比沉默更能表達我們此時的感情？

   韻倩走了，她帶走我的愛，留下了我的思念，她帶走了正在開始孕育的小生命，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們的女兒金若蕾在上海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