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天涯南北总是情

      在锅炉房劳动，活干得特别繁重，凭着我年轻力壮，都顶了下来。于信臣师傅一家对我的关怀，感觉到了家的温暖，对于信臣及他的家庭怀念，成了我永久的纪念。

母亲病起中风

      一九六九年九月，韵倩有了探亲假，先去上海，与此同时，母亲不幸中风入院治疗。多少年我们担忧的事终于发生，我外婆在六十岁那年猝死于中风，妈妈长期来都是高血压，中风病起时正好六十六岁。心里很急，向领导请假回去探母亲病，有电报为证，却遭到拒绝，理由不问自明，我还是一个有罪之身，“帽子”还在群众手里，你一走去探亲，还能跟几个人去监督你么？共产党的人权是温饱，让人有饭吃，你应该知足了。幸好上海的姐妹们全力抢救，母亲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但从此半身瘫痪。文革对她的冲击是病的诱发主因，家被抄，金银手饰上缴，又日夜担心当时也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二姐及我的安危，使她老人家日夜思虑，我们家庭作为文革的幸存者，比起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是“幸运”得多。但我和韵倩二家人，人是没死，却吃尽了苦头，韵倩父亲是医院副院长，被打下来扫厕所、搓棉球，她母亲被红卫兵逼三天三夜要她交出金银财宝。我父亲已年过七旬，受累于我的反革命，被召回工厂劳动，父母亲还曾被罚站在长板凳上，被批斗。二姐是共产党员，被打成莫须有的“美国特务”，“九大”时罚跪一整夜。二个妹妹因我受牵连，在各自单位里被逼着要交出不存在的“黑材料”，据说是我藏在她们那里的…。

现代孟姜女爱的苦旅

   韵倩不得不决定来北大荒来探亲了，这距上次分离已有一年半之久。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交通和通讯，其落后是很难想像的，电报要二天才能送达，从上海到北大荒的嫩江，先后要换乘三个班次的火车，历时三天三夜。那时物质匮乏，到北大荒这个著名的“粮库”，却还要带挂面、大米、咸肉等食品。上海的家人都想着我的牛棚和猪倌的生活太苦，千方百计让韵倩多带点东西，改善我的生活，这样她的长途旅行也就成了长途驮重。二千年前孟姜女千里跋涉去长城寻夫，悲恸于丈夫死于劳役，哭声震倒了长城。二千年后的中国依旧是封建、专制、独裁，只是冠以“共产主义”的美名，它制造了无以计数的焚书坑儒，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动亿万人民相互残杀，韵倩只是千万个现代中国孟姜女之一。韵倩就是这样开始她爱的苦旅，此时是一九六九年九月末，北大荒已经初冬。

通往世界末端的路

   从上海乘火车直达哈尔滨，大约二天二夜差几个小时，那几年上海有几十万知青“奔赴边疆，保卫边疆”，这趟直达快车的拥挤程度，仅次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内恶浊的空气，厕所屎尿横流，臭气冲天，具有了强烈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仅过道挤满了站着的旅客，更有钻入座位底下，上到行李架去睡觉的那些已极度疲惫的乘客。到达哈尔滨时，幸好有她同学来接站，过一夜，又踏上去齐齐哈尔的列车，大约要五六个小时的旅程，再转去嫩江的列车，这中间多次上车、下车，背驮着近百斤的两个大旅行袋，加上自己的小提包，很难想像她是如何“走”过来的。最后一段火车，简直象是通往世界末端，夜间窗外一片漆黑，车内大部分是农村老乡，虽然他们是善良的，但由于生活的贫苦，穿戴和外形显得十分狰狞，头戴长毛的狗皮帽，吸着纸卷的烟叶，车厢里乌烟瘴气。韵倩把随身带的钞票放在贴身的衣袋，把头埋在双臂下，装着睡觉的样子，没有列车员报站，不时要抬起头去看看是否车已到了嫩江。这时的世界是冷漠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人是无助的，谁将在她的旅途终点等待她呢？

   当时长途通信要求快，唯有靠电报，每个字三分钱人民币，地址就占十几个、二十几个字，为节省字数，内容就十分省略了，出发时来电称“××日离沪去嫩韵”，我接电后，就准备韵倩来，并推算她可能到达嫩江的车次和时间，由于她中间要转两次火车，转车车次有多种可能，到达嫩江的确切时间是无法预测的。即使她到哈尔滨后再转车时，由她同学再打电报告诉转车车次，但一经齐齐哈尔后，最后转的一个车次还是通知不到我，何况头天打电报，要到次日中午才能传达到。为了不让韵倩到达时无人接站，我提前一天，由我工作的单位，去三十里路外的县城，到县里定下招待所。按每一个可能到达的车次，一次又一次去车站，站在月台上张望，一次次地扑空，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比一次更多的担忧，韵倩是提前下错了站，还是打瞌睡乘过了站，或者会出了什么事故。一九六九年在美国实现人类第一次登月，飞船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登月，又准确撤离，安返地球，分秒不差。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对可怜的年青夫妇，为了一次看来简单的团圆，却要历经那么多的磨难，这对年青夫妇所在的国家，正历经一场“革命”，并声称要把世界上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解放”出来。

   时间已是深夜，我又去车站，如果再接不到韵倩，就必须等到明天。当笨重的蒸汽机车拖曳着疲惫的身躯，喘息着缓缓停下来后，小小的月台半明半暗的灯光下，不多的乘客步下火车，我急切地在幽暗的光照下张望，又不敢移步，怕跑到了前头，错过了后头，或跑到了后头，又错过了前头。突然间，发现了韵倩她正肩前肩后扛了二个大旅行袋，蹒跚着走着，焦急地探寻着，等我奔到她跟前，我们两人不知是因为紧张、激动、抑或喘息，居然无言以对。我把两个大包扛在我的肩上，韵倩随着我匆匆地出了车站，找了一辆驴拉板车，也相当如今的“的士”向三公里外的嫩江县街区驶去。

   在嫩江县里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下了驴拉板车,给了看门的老头一包香烟，换来一个阴冷的房间，将就度过了一夜。等第二天下午，有返回“飞机场”的班车，又经过一段最后的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个暂时的家。此时离韵倩从上海出发，已经历了四天四夜不眠的旅途。

   嫩江是北大荒“最大”的县城，所谓最大，在六、七十年代也就是几万人，最“雄伟”的建筑要算“一百”，即嫩江县第一百货商店，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除此之外，我确实记不起还有更辉煌的建筑了。我永生忘不了“一百”还因为一九六八年春，我刚“揪”出来时，曾被押送到“一百”门前的十字街口被批斗的情景。

   所谓“飞机场”，是原日本二战时空军基地，二战结束苏军占领东北时，把这座嫩江空军基地，洗劫一空，凡能拆走搬动的都被运往苏联，剩下的跑道、飞机库、建筑物也都被炸毁，仅留下几幢平房和指挥塔，可能因为当时苏军驻兵要用，被保存下来。解放后这里发展成为航空护林局，一九六六年又成立森林防火研究所，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分别从北京、沈阳调集到防火研究所，美名曰“接近生产实践”，其实这儿是一马平川，无林无火，是典型农业区，根本无科研条件，我们这批年轻人，不少来自北大、南大、科技大，在这里度过了毫无作为的十三年，这就是党的“需要”。十三年，是大学毕业后青春最美好最能有所作为的十三年！

两只躲洞穴里的受伤兽类

   我和韵倩临时的家居安排在单位的招待所，一幢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巨大的圆圆的屋顶，铺着厚厚的麦秸，压着低矮的房舍，进门后，犹如进入一个洞穴，我们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几乎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像两只躲在洞穴里受伤的兽类，叙述这一年半来各自悲惨的遭遇，象是舔着彼此的伤口。韵倩是坚强的，由于受我的连累，她单位“革命群众”把大字报贴满她住的房间外窗户，逼着她交待我藏在她处的所谓“黑材料”，指日记或信件之类，一年半来，她是以“反革命分子”家属的身份生活过来的。每当韵倩说起她所受遭遇时，彷彿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没有悲伤，更没有眼泪。我却有着相反的性格，平时看来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实际上相当软弱，面对强权会变成一个卑微、畏缩的人。或许这是一种争取生存的手段，对当权者献媚，心里却憎恨到了极点。我这一年半来的苦难终于有了倾诉的对象，感情的闸堤被冲决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失声痛哭起来。韵倩从没有见我如此伤心，她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不要哭，为什么要哭？…。寂静的夜，被黑暗笼罩着，这漫漫长夜何时是个尽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何时是个尽头！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多少对亲人此时也象我们一样相拥着哭泣着。让这时间停滞吧，即使我们沉浸的只是悲哀的爱。

短暂的团圆，珍贵的记忆

   北大荒在十月初就进入了冬天，房间内却异常温暖，一面大“火墙”，烤得整个房间暖洋洋的。韵倩和我结婚已三年半，不过加起来在一起过的日子也不超过六个星期，而且从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家庭生活过。这次她来探亲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实习着日常的家庭生活，做饭、洗涮、缝补、买菜…。我们学着这些新鲜的事情，如擀面条、包饺子、生火取暖。临时的家什么炊具都没有，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去找那些锅碗瓢盆，用什么去盛油米酱醋的，只记得用酒瓶子在房内唯一的一个小桌上擀面条。韵倩似乎很爱吃那样擀出的粗面条，放入一些大白菜，加上一调羹猪油蟹粉（是韵倩母亲特别为我们带来的），她可以吃一、二大碗。她的这种爱好，即使到了加拿大后，即使超市里有那么多的美味食物，饭店里有那么多的美味佳肴，但韵倩对那人工擀的手指般粗的面条，还是情有独钟，她的这个“毛病”也恐怕是从“文革”中“落”下的吧。

   一年半的牛棚猪圏生活，许多上衣、袜子、内衣内裤不少也已破烂不堪，那时很少有尼龙袜，线袜几天就穿出大洞，补袜子也成了大事。我白天去锅炉房劳动，韵倩就在家里补衣服、上袜底。韵倩和我自从一九五八年入大学，分在同一个班级，开始相识之后，到了这次孟姜女寻夫式探亲，整整十一年时间，而我们在一起的“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经历却是少之又少。在学校时，学生是禁止谈恋爱的，那时学习也非常紧张，如果有点意思不要说“频送秋波”，就是想在上课时，吃饭中间“暗送”都有困难。南京大学女生全在第八宿舍，住在一幢非常大的楼。约会弄得象地下党搞接头似的，有时先说好某时去找她，探头探脑地溜进八舍，上二楼208室的门，那时她们是十个女生一个房间，轻敲几下后，必定有某位女孩出来应门，也都是一个年级认识的同学，一看是我，上下还是先打量一番，也不打招呼，只是诡谲的一笑，迅速把门一关，我能听到里面叫道：“杨韵倩，有人找！”，韵倩也不问谁找她，就匆匆地准备着出来，而我则早就一溜烟窜出八舍大楼，跑到珠江路大门口去等着了。就是到了街上，俩人走在一起也很不自在，有点紧张，象解放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怕撞着特务、密探似的。约会回来时，快接近校园的地方。俩人就化整为零了，我从汉口路返回，她从珠江路大门进去。我们这一代人老是抱怨解放以来一系列运动，极“左”思潮把我们一生中最有精力、最能出成果、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宝贵青春岁月，给白白地断送了。其实，何至于此，多少对痴情少男少女的爱情、家庭、生活，都给这种“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动荡的社会环境给葬送掉了。

   日子就这么地打发着过去，我们那时很少有同事和朋友来探望，倒也省去许多无聊的应酬，我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拿在群众手中，憎恨我的人，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的这个下场。同情我的人却又害怕与我接近，只是那些与我有相似身份的人或真挚的朋友，才来看望韵倩，这倒显示出那种友情的珍贵，几句问寒问暖的慰问，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和韵倩还去看望金晓钟一家，他也是南京大学毕业，是比我高一级1962年毕业生。学校里勤学苦读，成绩是最拨尖的，他爱人程邦瑜，四川人，一九六三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为人太直率，近乎鲁莽，但她内心地却十分善良，对复杂的社会自己觉得已能对付，实际相当幼稚，结果卷入派性斗争，被打成反革命。因为是女的，不关牛棚，期间还怀孕、生产，又不能不去做体力劳动，其困苦可以想见。我当时任“牛鬼蛇神”队队长，虽然我的地位是在“革命群众”万人之下，但关起牛棚的门，却是在这小撮“牛鬼蛇神”之上，权力相当大。因此，我对程邦瑜怀孕期间安排的劳动，也相当照顾。去看她们一家时，程邦瑜已同我一样处于半管制半自由状态。家里的贫困要比当时一般家庭更甚，无几件象样的家俱，老二才出生几个月，家里混乱，孩子身上有一股尿臊味。他们真诚地招待我们一餐晚饭，我已记不清当时吃的是什么，反正相当简单，却一直记着这一份情谊，大家患难之中所见的真情。四十多年后，他们家大儿子得了大气物理博士去了美国，导师是叶笃正先生；二儿子，即我们去见他们时还抱在怀里叫园园的那个，已完成计算机网络的硕士学位，到了加拿大；他们最小的女儿，后来下放到更僻远的农村时生的，叫希蕾，与我们女儿若蕾差一字，小一岁，早已大学毕业，从事IT工作，也移民到了加拿大。

带走了我的爱，留下了我的思念

   虽说日子在打发着过，但是我和韵倩每天还是算着屈指可数的假期，还剩下多少。随着韵倩将要离别的日子越近，我心里变得越是忧伤，我和韵倩一生中所体会到的悲欢离合，可能比我们两人的兄弟姐妹中任何人都要多，俩人相隔的遥远—远离五千公里，这不是万水千山能等闲的。

   这最后分别的一天还是来到了，我们从机场提早乘汽车到县城，在小小县城兜了几圈，两人去拍了一张在一九六六年拍过结婚照后的第一次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着，韵倩剪的短发，微笑着，眼睛里看不到忧伤，嘴唇却还保持着那种含蓄的性感。我理的是平头，看上去十分健康，微笑着，其形象已相当接近“屯老二”，城里人称呼乡巴佬的叫法。这张照片显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并没有真正地摧毁我们，经历了这样洗礼，我们的爱更加根深蒂固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礼，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爱(图略)

   离去和到来都是一样的简单，不过这是在白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离我二十九岁生日还差二天，她不得不走了，当我目送着载她的列车渐渐远去时，心中涌起阵阵哀伤，似有无穷尽的话语要说，而刚才送她上列车时，俩人却都沉默着，还有什么语言能比沉默更能表达我们此时的感情？

   韵倩走了，她带走我的爱，留下了我的思念，她带走了正在开始孕育的小生命，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我们的女儿金若蕾在上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