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50)

谭合成

卷五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行文至此，我已经把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了一个虽然粗略还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历史原貌，但可以保证是百分之百客观公正。还有一个情况一直没有讲述，那就是那些没有杀人的大队的情况，本来打算在写仙子脚区文革杀人事件时，重点讲述的，结果讲来讲去还是讲成了杀人的情况。在道县，杀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没有（或抵制）杀人的情况却寥若晨星。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依然收获甚微。物以稀为贵，虽然采访的东西不多，但仍然觉得有必要记录在案。

一、寿雁区牛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唐仁汉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文革术语，意指停止行使职权）了，不过公社干部开会还是喊他参加。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听到公社武装部长提议：“现在别的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这里是不是也搞两个（四类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来明确表态：“刚才刘部长的讲法是错误的，要作废。”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公社干部也不好意思再讲杀人的事，使得这一次部署杀人未能实现。该公社23个大队中有两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与唐仁汉有相同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大队没有杀人。

二、原道县农业局局长秦庭良当时作为“走资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设大队搞“双抢”。开始杀人后，与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干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个人坚持在这里改造思想。当时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已经确定了名单，准备第二天动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后，冒着“站在阶级敌人一边”的危险，跑去找这两名基层干部进言：“杀人的事无论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头不是韭菜，随便割不得。现在这些情况，迟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们要杀，叫他们自己来杀，我们万万乱来不得！”支书和民兵营长一听，觉得讲得有理，就改变主意，把人放了。结果这个大队在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杀人。

三、油湘公社黄金大队的大队干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参加公社召开的全县杀人情况通报会后，当晚召开全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经过讨论，提出要杀26个人，名单也定了。因为大队支书蒋仁俊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不发言，贫协主席说，还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请蒋支书表个态。蒋仁俊说：“你们一定要杀，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这个态。杀人要我开口，我是绝对不开的。”看到蒋仁俊这个态度，支委里也有几个人出来说话了，蒋支书不表态那就算了。蒋仁俊说，既然算了就散会。杀人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上了名单的26个人中，有3个胆子小的嚇得自杀了，还有几个胆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员打电话到大队，民兵营长陈玉贤接的电话，说该大队逃跑的一个地富子弟邓见生被抓住了，要大队来领人。大队的几个“巨头”，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量怎么搞。有人提出这号人不杀不行。不然，别的四类分子都跟他学样，那还了得！但蒋仁俊还是不表态。陈玉贤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公社。蒋仁俊说，那就请示吧。电话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接的电话，郑来喜犹豫了半天，说：“上头已经来了指示，不准杀人了。”既然上头是这个态度，于是大队决定先把人接回来再说。

治保主任邓江清和民兵营长陈玉贤带着两个民兵到公社领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员李本跃。李本跃问：“怎么搞的，你们大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邓江清说：“主要是蒋仁俊这个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书，他不开口，我们有什么办法。”李本跃说：“他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呢……党的领导还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像邓见生这样的人，我看就可以杀。”

返回的路上，邓江清说：“上头讲了邓见生要杀，牵回去只怕又杀不成。”陈玉贤讲：“上头讲了要杀，还管他那么多，杀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邓见生杀了。

四、在“红联”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营江公社，有一个叫正岗头的村庄，当时叫和平大队，全大队有9户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余人，文革杀人事件中没有一个被杀，成了名符其实的和平大队。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采访了该大队文革时任党支书的蒋良忠老人。我们来到正岗头时，他正在盖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赢，听说“省里来的领导同志”（当时我们被介绍为省里来的干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杀人的事，放下手里的活计，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县老农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经明显的佝偻了，打着一双赤脚，一看就知道是个做惯了事的人，当干部的经历虽然看得出来，但已经不十分明显了。质朴的脸不善表情，见了我们，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欢迎。我们有些奇怪，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他何以能顶住那股杀人风？他用与他的脸一样质朴的语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风咧！喊起要杀的，上头一喊，下头就充积极，放肆杀。那些年刮‘五风’也是这样刮起来的，饿死多少人！我到营江开了会回来以后，他们问我，我们大队怎么搞？我想，杀一头猪还要批张条子，杀一个人哪有那么简单。土改时杀人简单也没有简单成这个样子，还有个土改法，上头还要发个文。自古以来，杀人总得要见官，要批准，还要有人监斩，犯到哪一条办到哪一条，怎么能在我们这里乱了规矩呢？那些谣起要杀人的，都是充积极，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没得官运，我懒杀得。既然上头都瘫痪了，我们也跟着瘫痪算了。贫农代表蒋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见，他跟我讲，别的大队要杀，让他们杀，我们不充这个积极，我们不杀！

“后来，杀人风越刮越凶，别的大队越杀越厉害，我们大队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蒋福保父子捆了起来，召集干部在禾坪里开会研究怎么搞，逼着我表态。蒋福保父子两个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经把几件好一点的衣裳都换上了，准备去死。别的大队地富表现怎样，我不知道，可蒋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现怎么样，大家未必看不见？除了蒋福保解放前吃过剥削饭以外，其它恶事从来都没做过，土改处理一回了，未必这回还要处理？我横直不表态。后来他们逼急了，我就说天气凉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来。他们几个见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还是把人给放了。”

我们由衷敬佩地说：“蒋支书，你老真正是觉悟高、水平高！”

蒋良忠老人把个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你讲我觉悟高、水平高，县里盘副县长，就是现在在县里当人大主任的，到这里来把我骂得该死，说我是胆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们一时竟愣住了，盘副县长内心倾向我们很明白，也不难理解，但如此明目张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顿了一下，只好说：“历史自有公论！”

离开正岗头村，我们在山回路转处，停车回望。这是一个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落，一条很清的小溪，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皮下面，有一座庙，庙里养了一匹很可爱的小马，棕色的。而我们背后的这片山林，长满了低低的马尾松。这种松林，徐霞客当年游历道州时，在《楚中日记》中便有记述：“大道旁边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种特见之，他所无也。”惜乎弘祖先生笔下松图，如今道县已难寻觅，不知何年才得再见。说风景幽美、人文厚积，它远不如楼田村；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它远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县著名的柑桔之乡，该地有一株柑桔树高约两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挂果千斤以上）；倒是与杨家乡的郑家村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杀得血湖血海而这里没有杀人。

我们把正岗头村在文革杀人事件的表现称为正岗头现象。和鲁草坪现象一样，它们给我们所提供的启迪一点也不比那些杀人冠军大队少！或许正是它们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了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对这类没有杀人或杀人较少的大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该大队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二、该大队的各项工作一贯比较落后；三、该大队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离行政中心；四、该大队没有公社干部下来指导工作；五、该大队主要干部之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例如蒋仁俊就被撤了大队大队支书的职。发现这一点，或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而且是一个生理上的沉重打击，我像大病一场，整个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扪在尚未完全烂透的良心上，对苍天起誓：我来道县采访的初衷，确确实实是想写一篇既揭露问题又歌功颂德的纪实文学，但是我做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请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