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75)

谭合成

卷八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随着采访不断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可能开始得很顺利，它偏偏顺利得叫人难以置信，当你认为一切都已理顺，准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它偏偏又让你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约在采访进行了二十几天以后，某日，我们从下面采访回来，刚进招待所房门，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匀，就听得有人敲门，打开门，哗地涌进了十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个小小的客房挤得满满的。开始我们弄不清是些什么人，非常紧张，连声问：“你们找哪个？”其中一个男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蚣坝公社光家岭大队的杨庆雄，关于他的故事，笔者在前面已经讲过。）回答道：“我们是‘乱杀风’的遗属，来找领导告状的。”听到他的回答，其他人就像排练好了一样，纷纷从身上拿出“状子”齐声说道：“请领导为我们做主。”

我和张明红连忙请他们在床铺边上坐下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有几个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够，坚决要求站着：“领导您老人家坐，我们站惯了的，站着好。”

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一方面，采访受害者遗属一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心愿，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这么多遗属找上门来，岂不是天赐良机吗？就此进行一次深入采访，听听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杀人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体采访，其后果的严重性恐怕不会是采访被迫停止那么简单，很可能从前所做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可能与张明红进行沟通。

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是广播电视台的普通记者。处遗工作的案子，我们无权过问，也没有能力解决。”

一位遗属的一句话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谦虚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来的大官僚，他们讲你是刘少奇的儿子派来的。”

他的话让我心头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几天前，我们在四马桥区采访时，一名村干部当面质疑我的一句话：“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记者？杀几个四类分子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土改时也杀了，怎么没有看见有人说东说西。这一次虽然杀得乱了一点，政府已经给他们赔了钱，平了反，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讲话？”他实在是冤枉我了，我心里怎么想且不说，但嘴里确实没有帮地富讲过一句话，我只是问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是谁提出来要杀的，怎么杀的，定的是什么罪名，这位村干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据这些问题就看出了我是在为地富讲话。坦白地说这时我确实开始了对土改运动的反思，因为不反思不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这些理论基础按层次可以分为三条：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三、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杀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补课。而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则干脆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难看到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一脉相承之处，要想对杀人事件作史的答复，必须对土改运动作史的反思。但是这些念头一在脑海浮现，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诚惶诚恐。所以我在采访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带任何感情倾向，甚至和张明红讨论采访材料时，也都这样。遗属的话虽然纯系空穴来风，但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不安。也许他们凭自己的愿望，把我们想象成“微服私访的清官”，也许这后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其他隐情。

我只能硬着头皮向遗属们解释：“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讲，我们确实是非常普通的记者。”我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们看，“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什么冤情，有什么要求，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他们是党和政府派下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的话还没有落音，遗属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找过了，早就找过了，没有用。”其中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妇女流着眼泪说：“我就是因为揭发祸害我的几个杀人凶手，他们的老婆就堵上门来，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她们的男人，还要打我。那几个杀了我父母兄弟又强奸我的人，到现在一点事都没有（1987年6月，为首轮奸蒋鸾荣的邹××终于以强奸罪被逮捕法办。）......”

我的心头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讲，幸亏张明红这时候用本地口音说话了：“大家的遭遇我们非常同情，但是你们真的找错人了，我们到道县来的任务是采访农村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的，无权过问处遗工作的事情，你们找我们就跟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听到张明红这么一说，遗属们不说话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个男人，看得出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我们是记者。”“我请求记者同志帮我把状子递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拒绝这个要求，便答道：“这个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递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遗属也纷纷把“告状信”递到我们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状信”，把遗属们送走了。我与张明红坐在房间里面面相觑，良久无言。

突然张明红问道：“谭领导，你对刚才这个事情怎么看的?”

我说：“就是你，到哪里采访就说我是省里派下来的领导……”

“哎嗬嗬，你还怪我，我说你是领导，你摆出的领导派头比领导还领导。”

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感到很担心，不知道我们的采访哪里出问题了。这种传闻出现，对我们的采访很不利呀！”

张明红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小谭啊小谭，你也不用跟我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脑后有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里是来创作一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原子弹。你认为处遗工作组的人都是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么干脆地把那么机密的文件复印给我们，连个最起码的组织程序都不走，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他们是对文革杀人事件有看法，对处遗工作有看法，希望通过我们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过……我也要老实地向你坦白，刚开始对于道县杀人事件的看法，我与你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像经历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党这么多年来都用的一些什么人，做的一些什么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红的话，开始让我心头一惊，继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长年累月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于是我向他请教道：“你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加快速度，尽快结束采访，走多了夜路迟早要碰鬼的。”

“这些遗属的告状信呢？”

“留着当个素材吧。”

“答应了人家的，不递上去不好吧？”

“小谭，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这一点，聪明而不失天真。递就递吧，但要在采访结束以后再递，无非图个心安，没有任何用处。他们的这些告状信，不说递过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别说省里，连中央都递到了，有什么用？小谭，我要提醒你一句，遗属当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机。”“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惊的表情，张明红接着说：“把你的嘴巴闭拢来好了，张得那么大给谁看？跟他们接触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对，不然麻烦就大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快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下去采访呢。”

张明红休息以后，我照例要将每天的采访材料分类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告状信”太多，来不及一一细看，便专门从中找出了那位抱婴儿的青年妇女的“告状信”来，从信上看到，她叫蒋鸾荣，36岁（1986年），原系蚣坝公社新油榨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现出嫁马家岭大队。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四类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员，被强奸和轮奸的不在少数，但因为种种原因，像蒋鸾荣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请允许我把她的悲惨故事讲给你听：

1967年农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过去了，凝重的夜幕笼罩了新油榨大队。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水（土）砖房里，17岁的少女蒋鸾荣搂着12岁的妹妹蒋凤荣浑身发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声，她怕，她怕一哭出声来连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齐不保了，她甚至不敢发抖，可是浑身的肌肉不听话，拼命地抖，抖得她心惊肉跳。上午的时候，她的父亲蒋有训（58岁）、母亲李彩珍（56岁）、大弟弟蒋宏元（14岁），小弟弟蒋宏仕（7岁）被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队民兵营长杨简吉带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岭上丢了硝眼。一家人，顷刻间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尽管灯油非常珍贵，她还是把油灯点亮了，只是把灯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点如豆的火光在跳动，她的心多少有一点安稳。

半夜时分，紧闩着的房门发出了咔咔声响，吓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又是咔的一声，门被人用锄头托开了。几个人影冲进来，径直向床边走来。蒋鸾荣终于看清了，就是队上的几个人，领头的是杨简吉同母异父的胞弟邹良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了白天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容，笑得蒋鸾荣心头直颤。她一时还没想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妹妹也惊醒了，吓得直哭，她连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紧紧地搂住。不过，很快她就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邹良生等人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扯她的裤子……妹妹凤荣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男人们狗一样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体。由于营养不良，她长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此时此刻她真的应当感谢她死去的父母，平时不肯让她吃得太饱，否则天知道这些欲火中烧的男人们会被她勾引出些什么想法来。蒋鸾荣这个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在父母弟弟被杀的当天晚上，被杀人凶手们轮奸了！凶手们轮奸蒋鸾荣后，又将蒋家的财物查抄一空。蒋鸾荣在她的“告状信”中写道（显然是别人代笔的）：“这些杀人凶手，白天杀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来强奸我，太过于欺负人了！其行为与禽兽何异？若不绳之以法，国法何在？天理何存？”

当看到材料里说蒋鸾荣被轮奸之后，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检柴火时，本生产队一个40岁的老单身公突然从毛伙中（灌木丛中）窜出来，把她拉到毛伙里强奸时，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这真是“太过于欺负人了”！

我提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只要一深呼吸

身体里就会有一个地方

痛

正在记录的文字

就是这样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泪

也是这样的深呼吸

因为是涌出来的

反而不知道

哪里痛

爱

就更是了

它长了翅膀

会飞

飞的疼痛

只有苍天知道

二十年又过去了，公元2006年，笔者为采访“告状油子”李念德再赴道县，与蒋鸾荣又一次不期而遇。当李念德把我带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发、体态微胖、低眉顺眼的老妇对我说这就是蒋鸾荣时，我竞毫无印象，根本无法把她和记忆中的那个清秀端庄的青年妇女联系起来……她却一眼认出了我：“记者同志……你不记得我了？你还买过一碗面给我吃的，你记不得了？”是的，我确实有些记不得了。

看得出来，蒋鸾荣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环顾四周，跳入我脑海的第一个词还是“家徒四壁”。但是，对于当年的事，她已不愿再提，甚至不愿意再想。生活所赐与她的一切，她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她对我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说了吧！我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来真的对不起后人。不要讲了，真的不要讲了。”

唉……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位道县的领导干部说得确实不错，时间确实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难，包括仇恨，包括耻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记忆。但是，我能理解蒋鸾荣，理解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理解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我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话题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难，很辛苦，但比从前好多了，崽女媳妇都到广东那边打工，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点责任田，钱上头虽然还很困难，但饭还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气，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随随便便地扯了一阵，蒋鸾荣忽然说：“谭记者，你也……老了，有孙子了吧？”我摇了摇头，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为她还有什么要求，希望我能给带到上面去。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我起身告辞时，她突然说道：“记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还要害崽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他们以后不杀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头又是猛地一颤，面对着这位憨厚善良的农村妇女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一个人只有从挨饿和受歧视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不去乞求别人的怜悯，而去关心别人。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也感谢社会的进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顺眼的样子，但愿她能仰起脸来，让灿烂的阳光照亮慈祥的面庞。良久，我才一笑道：“蒋娭毑，现在，害怕被杀的已经不是你们，而是他们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没有听懂，她也确实很难听懂，我也不希望她听懂。记得我在采访一位杀人事件责任人时，与此人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笔者：“听说你在镇上有一个铺子，乡里有养猪场，还有一个石材厂，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财产，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时，你说说应该划个什么成份比较合适？如果放在67年，你说说会不会把你牵出去杀了，分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

责任人抗议道：“我的财产都是合理合法得来的！”

笔者：“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的财产来源不合法？你是搞过土改工作的，我问你，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划成分的时候，问没问过财产是怎么来的？”

责任人沉思良久：“问吧。只要我晓得的，我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