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政坛秘闻录》(10)“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

——访原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1909年1月24日－1993年4月6日）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访原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

　　第一任和最后一任的领导人总是会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的。谁也不会想到，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演下一段精彩历史的陈再道，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历史上的最后一任司令。人们只要一提起他，很自然地就要想到所谓的“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

　　我见到他的时候，也谈起了发生在1967的这件事情。他听我说完，就连连摆手：“事情与社会上相传的大有差距，你可千万不要只是根据社会上的传闻来看待我呀。那个事件不是我策划的，也不是我和造反派们存心对着干。其实，武汉的造反派刚刚发出[ 二·八声明]的时候，恰恰是北京所谓中央文革支持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我，对我说：“[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我急忙问到：[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林杰？] 他们说：是。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 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这下我们有底了，这也是我们对后来的王力很不客气的一个原因。当时，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我们以武汉军区名义发出了《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他的影响。早在一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一百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钢工总]进行批判，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当时北航红旗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意见的时候，谭厚兰等人就说：[ 我是中央委派的，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 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都支持钢工总，让我们立即释放被抓的那些群众头头，我们也只好执行了。当时，广大指战员心里不服气呀！”

　　“1967年7月20日的事件是不是你利用群众和指战员的情绪一手制造的？”

　　陈再道肯定地说：“如果说我对谢富治和王力传达的中央指示有意见，这是事实。因为中央认为造反派的[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工总]必须平反，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既然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我镇压反革命是错误的，那我除了改正再没有别的选择。我当着毛主席的面保证：[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7月18日，毛主席到了武汉了，周总理也来了，他们当着我的面这样讲，我哪敢不执行呢？但是，王力和谢富治不等我们先做工作，抢先表态。这就给正在给火头上的[百万雄师]和军区及部队上的同志泼了一盆油而不是水。你看看当年他们自己的传达吧：

　　“7月19日下午，8201部队中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以传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的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代表，大肆造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在王力身上，煽动部队战士起来闹事，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还组织人到[百万雄师]中去串联，密谋策划了当天夜里的反革命暴乱。7月20日早晨零点，三卡车[百万雄师]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的驻地——东湖宾馆，扬言要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去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和院内集结了成千上万手持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队伍和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向东湖宾馆移动。这时，谢富治和王力把陈再道、钟汉华找来了。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却趾高气扬地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 当时，守卫在首长驻地的也是8201部队的人。他们在陈再道的操纵下，居然敞开大门放[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一小撮坏蛋长驱直入。清晨六点钟，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驻地的二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串西跳，直奔首长住房而来。在这紧急时刻，北航红旗的小将冲上来保护首长，但是他们冲进王力的住房去，把材料全部抢光。王力被一些暴徒把领章、帽徽撕掉，军装被撕开，把内衣全部撕破，拉到军区内游斗、殴打，全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被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三点，长达十来个钟头！真是疯狂到了极点！当谢富治听到王力同志被绑架到军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坐上车到军区去。军区的门口已被一队一队的汽车、消防车挤的水泄不通，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和[百匪]。有一个消防队员，认出了谢富治，就扒着车子大叫：[拿刀子过来，拿刀子过来！]幸好车子开的较快，谢富治副总理才免遭毒手……”

　　陈再道把手中的这一篇当年的传达材料扔到桌上，对我说：“就是在这个材料里，他们也说不出我是怎样操纵和策划的，其实根本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当然，我没有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支持钢工总和钢九一三，这是事实。观点不同和支持群众绑架王力、谢富治是性质不同的。当然，现在王力和谢富治都被打成反党分子了，但是我不能因为他们现在出了问题就去篡改历史的真相。”

　　历史上的精彩事件，往往与参与事件的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爆发的武汉事件，如果不是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演绎。是啊，谁敢当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面，直抒心中所想？他！陈再道是也！不管历史会怎么样的发展，也不管未来的人们会对昨天的历史作怎样的评价，陈再道的这段精彩表演是怎样也不会被人们所忘记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正在厚颜无耻的伪造历史，千方百计地洗涮他们过去的耻辱。拼命往他们脸上贴金，这种愚弄人们的表演是和他们拼命地禁止历史真实的再现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传闻，与历史的真实有些差距。但是陈再道是的确是一位有性格、有牛劲的人。我后来再和这位传奇人物打交道的时候，他依然不改他那种“牛劲”。“我是全军公认的一个敢讲话的军人。”陈再道坦率地对我说：“一个人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讲话。人为什么要长嘴，长嘴一是为了吃饭，二就是要讲话。一个人不吃饭可以，但是不讲话是不行的。”

　　这就是真实的陈再道。直爽、豪放、硬朗、刚强，这就是他的性格。认准一条理，九牛也拉不回，这也是他的脾气。但是，在我眼里，我所感觉到的陈再道，却是一位和善、亲切的老人。他满头银发，笑容满面，谈吐文儒，举止沉稳。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勇士和战将，倒象一位宽厚、渊博的学者。哦，岁月地流逝也能改变一人的性格。他毕竟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了。但是他在战士面前，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有时哨兵站的不规矩，他会用手杖点点战士的脑袋，大声喝斥：“站好，你这怜巴的球样，像个当兵的吗？”

　　陈再道本来姓程，是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一个农民的孩子。1926年9月，当共产党在他家乡闹农会的时候，这个父母全亡、孑然一身的苦孩子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义勇队。知道戎马驰骋的岁月，他才发现当初报名时，把他的名给写错了。但他不想给组织多找麻烦，索性将错就错，就姓了这个耳朵陈吧！

　　他参加农会的第二年，爆发了黄麻起义。他凭着一身勇猛，积极参加。所以又过一年，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开始后，他在第四方面军里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到军长逐级上升。抗战开始后，他是八路军386旅副旅长，后来成为东进纵队和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以后，他从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提升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泽东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它叫到自己面前，给他交底：“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陈在道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地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地要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这点，已经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毛泽东对这个将军表示了自己很欣赏。

　　文化大革命中，他以1967年7月的那场“反革命暴乱”、“绑架中央文革”的罪名惨遭批斗，投入监牢。当时，毛泽东很欣赏他的勇气和胆略。正是由于老人家的担保，他才大难不死。他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当时，中央文革组织的批斗会上，王力、关锋、陈伯达那些人一直要我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让我承认我是为了对付毛主席才发生武汉事件的，我知道只要我一胡说了我的脑袋就得搬家，所以我是死活不承认。我横下一条心，你们要我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条实际上是救了我的命。毛主席每次都调看批斗我的会议记录，都看我写的检查。其中，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毛主席呀毛主席，只要你这次救了我这一命，我永生永世都忘记不了，我要永远跟着您革命到底。看来，还是毛主席理解我。最后是他老人家发话：[ 陈再道就是那么多的事情了，你们不要把他逼死，他并没有反对我嘛。] 这才有了我的今天。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

　　在我提到武汉事件的时候，陈再道似乎老成了。他对我说：“其实，造成这样的事实，也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复杂的原因的。”他仔细地回忆了当时的前后过程：

　　1967年1月27日，连日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指出：“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的故乡的上空！”

　　同天，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工矿企业200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发出紧急倡议：

　　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改变军队过去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支持左派。毛泽东对八条命令的批示是：“所定八条很好，照发。”陈再道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当时徐向前担任着军委文化大革命小组长，我们向他反映情况是十分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这一点，我见了毛主席的时候也这样讲，毛主席说：你们犯的错误可以理解，以后注意就是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在北京城里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接见了他们。

　　1月30日，中央电台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社论指出：“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与此同时，报纸上还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2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这天凌晨，中央文革小组29日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上海，给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以严厉的批评，说：“你们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批改的。社论总结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五条基本的经验：

　　一、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二、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

　　三、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毛泽东在修改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了这样的一段：“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四、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五、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陈再道对我说：“这篇文章，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 这篇社论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问到：“你们当时和王任重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陈再道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和陶铸王任重的关系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后来，也就是1967年1月，北京来的学生，就是北师大井岗山的人给我详细介绍了陶铸和王任重的问题，我听出了陶和王任重已经跨台了。他们说：早在1966年4月，中央召开批判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时候，陶铸就一面批判罗，一面为彭真开脱，他说：‘罗瑞卿抵抗林彪同志同抵抗彭真同志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自己取而代之。’他们给了我材料，说清楚了陶铸在华东地区执行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问题，这样我就划清了界限。同时徐向前同志在1967年1月也给我来信，说：‘你要注意，不要再和王任重来往了。1月4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同志，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的时候，点了陶铸和王任重的名，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早在1966年6月初，陶铸到了中央后，他立刻积极参制定和推行刘邓路线，四处派出工作组，提出现在就是工作队专政的口号，他还以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七·三指示，对革命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到了10月的中央工总会议以后，他到处说他自己是在毛主席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听了连声说：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已经对他已经很反感了。’你说到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不采取态度吗？”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欢呼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署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清华大学井岗山报连续发表了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反托派”的口号，提出批评，说：“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地提出这个口号。”2月7日，蒯大富承认是错误的，并做了几次检查。

　　“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对所谓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假夺权进行反击。

　　2月3日，山东省的革命造反派粉碎了所谓山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夺回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在夺权斗争中，军区支持了造反派。

　　周恩来听取了科学院的汇报后，指示造反派在夺权中要进一步实现革命大联合，并组织一个班子抓生产。

　　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提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在地质学院，整风主要是围绕着三司负责人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而展开。为辩论他的问题还专门设立了辩论台。东方红组织一些人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罪行，朱成昭在检查中，不加批判的介绍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实，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

　　2月5日，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

　　清晨，戚本禹在京棉一厂的辩论会上提出：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

　　北京近来打内战最厉害的是《北京日报》社、公安局和《工人日报》社，毛泽东对《工人日报》社作出指示：“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委、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2月5日，谢富治接见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三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这天下午，陈伯达第三次到师大附中参加会议，他接见了学生代表，讲话中指出：“中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学校，一个人就是一派，一个人就是一组，大学生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次要革脑子里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你们现在喜欢谈什么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你们不要上联动的当。联动组织是反动组织，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个新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专门搞打砸抢。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陈再道讲到这些重大的事件后，对我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就是被林彪等人所称的‘二月逆流’。这个事件对下面是有影响的呀。那么多的军队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冲突，怎么能不影响下面呢？究竟谁胜谁负，许多人可是真正地弄不清楚了。徐向前跟我这样说过：‘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了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耽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中央决定撤销了他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后，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指出：“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换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社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在编者按里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写道：“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7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交出了《认罪书》。这份《认罪书》一出来，就被指责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7月18日，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在工人阶级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天的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讲到这里后，陈再道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非常秘密地到达武汉。就在7月18日这天，毛主席接见了开玩笑说：[ 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我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要坚决改正。] 毛主席哈哈大笑”[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 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了许多的话，他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这将表现在，从地区看，现在已有七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八个省市：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地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十五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还能解决十个单位，那么今年二十五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嘛，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毛主席说到这时，问我：[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

　　我说：“毛主席是最反对一言堂的。他不赞成清一色，这对政权的巩固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在特殊的环境和像他那样特殊的领袖来决定的特殊的政治模式。在政治斗争的现实里，绝对不能死板硬套一些领袖人物的管理方法，比如毛主席的统治术。因为具体的条件不同，管理的方法也要因人而异。”

　　陈再道似乎同意我的话，他接着继续讲毛泽东的谈话过程：

　　“毛主席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里面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象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地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毛主席讲到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看到，陈再道这个时候，神情非常专一，好象又回到了当年的时代……

　　他继续说：“毛主席说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以下是毛主席的话：[ 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我还特别记得，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是在湖北和我们好几个人都这样讲过：[ 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这些话，我一定要记一辈子。”

　　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全国大气候下，陈再道也只有跟着潮流跑，才能不被淘汰。其实，作为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跟得不紧稍有不慎，就会落一个鼻青脸肿的下场。陈再道深有体会地说：“我这还算不错的呢。毛主席很快就感觉到武汉事件不是我搞的。当时他就在武汉嘛，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武汉，可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他以为群众和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一连地对身边的人员说：[ 想不到我也要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了，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来跑去跑到贼窝里来了。] 但是，他马上弄清真相后，立刻下令：[ 不要把陈再道弄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没有反对我。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当场我就给毛主席下跪了，我说：[ 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 我这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1971年“9.13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立刻提议陈再道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于是，他忍辱负重了五、六年。他对我说：“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息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 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 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早在1977年2月，即“四人帮”刚刚倒台不久，他就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邓小平重新工作和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他多次去看望邓小平，对他的自信乐观、深沉恢宏敬佩不已。那时，陈再道已是68岁的高龄，担任中央军委的顾问。很快，他的愿望变成现实，邓小平果然复出，担任了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他说：“从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人民总是希望有自己的好领袖的，作为一个军人，我也毫不例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邓小平的一切做法都会拥护。] 说到这里，他给我讲起了导致他成为最后一任铁道兵司令的前后因由……

　　那是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陈再道正在办公室的沙发里看文件，接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电话，“再道同志，你如果有空的话，请现在到我这里一趟，有事情要和你谈。”

　　陈再道一怔，思绪万千。他没往下问，放下电话，立即驱车前往罗瑞卿的办公室。

　　“再道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你重返第一线，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命令最近就下。”罗瑞卿微笑着向他介绍了铁道兵的情况，“指战员们很艰苦，部队高度分散，流动性大，任务也很重。文化革命以前来，部队建设比较复杂，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需要你去大刀阔斧干一场。”陈再道说：“让我干，我就干，没什么可说的。”

　　这时，陈再道二话没讲。他的脑海里已现出铁道兵机关门口那几个低矮的方形水泥门柱，和那些破旧的灰色办公楼。197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一公布，他就正式上任，开始了新的征程……

　　重返第一线，他首先进行调查研究，与领导机关的同志依次谈话，摸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1978年1月召开的铁道兵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陈再道提出反对倾向性的任务。他说：“倾向性就是派。不反派性，人们的思想真会被搞乱。反派性，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从领导做起。上面搞派，下面就要结帮，部队不乱不散才怪呢！”

　　在反派性同时，陈再道亲自抓冤、假、错案的平反。他说：“复查不要在细枝上下功夫，宜粗不宜细，不要打破沙锅追到底。只要是文革整错的，统统给我平反到底！”

　　陈再道的雷厉风行，人们是早有所闻。现在，他抓整顿，谁还敢阻挡？截止1978年底，他亲自整顿了百分之七十的军、师级党委和近半数的团级党委。同时还调整充实了部分领导班子，其中正团职以上的干部调整了339名。他和党委还以典型开路，树立了两个团党委、两个工厂为先进单位。所以，铁道兵各级班子“软、懒、散”的状况迅速变化。邓小平听到汇报，高兴地哈哈大笑：“还是再道有办法！”

　　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再道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一结束，他就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铁道兵工作重点转移。他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集中精力抓施工生产，提出了创历史最高纪录的三年奋斗目标。

　　为此，陈再道多次下部队，和指战员们共同研究落实措施。从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火洲”到唐古拉山巅，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看到有的部队驻在数十里渺无人烟的地方，“抬头一线天，低头白云间”，连一块立足的平地都没有。部队要先抡锤放炮，在半山腰开出一块平地，然后再人抬肩扛，拉着帐篷进山安营扎寨。当他向战士们说句“同志们辛苦了”的时候，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不身临其境，确实很难理解铁道兵的这个“苦”字。

　　有一次，他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沿线检查工作，这两条铁路分别通过戈壁大沙漠和海拔2700米至3700米的冰峰雪原。指战员在这兵天雪些地，连点热饭都吃不上，成天胸闷呕吐，头发脱落。陈再道握住这些干部、战士的手，看到他们长满厚茧的手上指甲大部分凹陷。他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战士们显得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要是下班回来能洗个热水澡就好了。”

　　这个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信奉“慈不掌兵”的司令员，一时竟哽咽语塞。大滴的泪珠，从他眼眶里滚了下来。讲到这些，陈再道至今都感动不已。他站起来，使劲地挥了一下手臂，对我说：“如果仅仅是艰苦，那还不足为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指战员每时每刻还要负出巨大的牺牲。许多干部四五十岁了，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有的同志从十八九参军那天起，钻了三十年的山沟，打了三十年的隧道，住了三十年的帐篷或简易房。每一条重要铁路干线接轨通车的同时，筑路部队在那里都会留下一座或几座烈士陵园。”

　　1978年，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全部在军队总定额外单独计算，从国家铁路工程费开支，仍属军队序列。”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后勤部也决定，从1979年起，铁道兵的经费同国防经费分开，所需经费从国家铁路工程费开支。这样，就使得部队必须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努力实现经费自给；必须使编制更加适应施工生产的需要；必须加快管理机制和各项工作制度的改革。

　　于是，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了出来：还要不要保留铁道兵这个兵种？

　　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撤销！只要不是战争年代，我们地方的铁道部完全可以担负铁道兵的任务。保留这样的兵种，就让国家承担着双重的机关负担。

　　但是，大多数铁道兵干部、战士坚决呼唤：不能撤销！

　　1980年12月，铁道兵党代表会议选举出出席党的十二大代表时，有几位同志落选。原因之一，就是他长期主张撤销铁道兵。只有自己兵种的人，才对这个兵种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这无疑对陈再道是个很大的震动。他想，1954年3月5日，根据军委1953年9月9日电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莫非真要撤销到自己手里？如果继续保留这个兵种，体制归属问题又该如何科学地诀决？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冷静思考，一定采取面对现实的科学态度。这个科学，要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上考虑，要从整个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功的历程上考虑……

　　所以，从1979年铁道兵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时，部队一些指战员有情绪，认为当铁道兵不光荣，军不军，民不民。陈再道火了，他咆哮道：“你们想的是国家人民？还是考虑的是个人？在我们党内，谁心里想着人民谁光荣，谁只是从个人利益考虑问题谁可耻！”

　　陈再道经过和许多同志商量，认为铁道兵和铁道部工程合并，在业务技术上经费上统划铁道部领导，铁道兵仍保持军队序列的方案是可行的。他和其他同志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上述建议。邓小平批示：“原则同意。”

　　消息一传出，铁道兵机关象炸了锅。

　　有的人当面质问陈再道：“你们研究这样的问题，经过兵党委集体研究了吗？”还有的人说得更尖锐：“铁道兵已经不算军队总定额了，为什么你们还要那样搞？什么合并，那是假的！把铁道兵搞掉才是真的奉劝你陈再道不要上当受骗！”

　　“铁道兵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建立起来的，这个兵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难道这个辉煌的兵种就要毁在你们这帮王八蛋手中吗？”

　　所有这些言论和情绪，无疑给了陈再道很大的压力。

　　但是，中央军委改革的决心是异常坚定的。1980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裁减兵员17万，撤销三个军级指挥部，减少了三个师的建制，保留的师也由五团制改为四团制，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这是铁道兵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压减。

　　这次整编后，陈再道为了稳定局势，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话，要大家安心工作。他风趣地说：“铁道兵要撤销，没有的事！撤销了，我这个司令员岂不要喝西北风去吗？”

　　1981年10月30日，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部队要继续大量精减的指示。各大单位立刻普遍进行了讨论。

　　这时，原来反对合并的人也感到改革势在必行了。在讨论中，他们提出，只要不脱军装，保留铁道兵，合并就合并吧！于是，陈再道等人再次向中央军委领导提出了他们将铁道工程局与铁道兵合并的具体设想。直到这时，大多数人都毫无脱军装的思想准备。

　　陈再道记得很清楚：1982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六，星期六。虽说春节已过，但北京城的不少单位门口，依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上午九点，他就召集在京的铁道兵领导和顾问开会，研究部队当前的情况。

　　还没正式开会，就有人说：“还研究什么，铁道兵要与军委脱钩，要脱军装，已经定了！”

　　陈再道愣怔了一下，问：“你听谁说的？”

　　“春节时，地方来拜年的同志讲的嘛。”

　　立刻有人附和：“对，我也听总部机关的兄弟兵种的同志们说了，这次铁道兵恐怕保不住了！”

　　陈再道的脑袋立刻“嗡”的鸣叫起来，他呼地站起来：“我怎么没听说？大家不要瞎传，千万不要轻信小道消息。体制变动这么大的事，如果真变，也该给我们一、二把手打个招呼嘛。你们千万不要风吹草动就瞎起哄。”

　　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前往总参谋长杨得志的住地，见面就问：“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杨得志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停顿片刻，才点了头：“是的。”

　　陈再道有些冒火了，但在老战友面前他忍住了。他没想到部队果真要集体转业脱军装。更重要的是，象他这样一个兵种的领导掌握的情况，居然没有小道消息准确。如此机密，竟弄了个满天飞，而且又快又准。而且他发现，许多所谓“出口转内销”的消息偶不是一般人能杜撰了的。这就意味着研究撤销铁道兵种这样的大事，并不需要和他这个铁道兵司令员商量和研究。

　　2月1日上午，陈再道继续召开常委会。当时，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确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呢？告诉吧，上级还没有正式通知，具体要求也不知道。不讲，这么多高级干部坐在这里被“小道消息”搅得不安宁，心里实在难受。他烦躁地不时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直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沉痛地说：“有的话我也不敢讲，因为还没有找我们谈。但是我知道。”

　　顿时，会场上一片寂静。正在专心记录的副司令员蓝庭辉惊讶地抬起头，凝视着陈再道，好多人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是的，他们从司令员的话里，已经证实了“小道消息”的准确。

　　连续两天，陈再道睡不安、吃不下饭。早在1980年12月，他就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重任。但中央的答复是：军委有统筹考虑。他想，自己好办。但一个二十余万人的兵种，怎么保证在大改革中稳定而顺利地完成任务呢？

　　1982年2月4日上午的会上，陈再道决定亮“底”。他说：“小平同志已经拍板，铁道兵、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会场上出奇的静默。

　　这下，陈再道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说：“今天我主要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于是，铁道兵党委常委们十分冷静地依次发言，就连原来起劲反对合并的人也规规矩矩投赞成票。会议开了一整天，决定了三条：第一、我们个人的安排，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第二、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撤销铁道兵的决定，一如既往地抓好稳定部队的工作。在抓好施工任务的同时，特别不能放松兖石线、引滦入津工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三条建议司令员、政委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小平详细汇报一下铁道兵体制改革的问题。

　　对于第三条，陈再道为难了。他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很清楚邓小平的特点。他考虑问题深思熟虑，条理分明，一旦下了决心，是毫不动摇的。但陈再道也想，自己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有看法光明正大提出来，不仅在党的纪律上允许，而且也是下级向上级负责的表现。于是，他把大家的意见以司令员、政委的名义，写了一封报告，于1982年2月16日交给张震副总参谋长，让他转呈邓小平。

　　3月25日下午，杨尚昆召集陈再道和铁道部的领导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一字一顿地说：“我把你们的意见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撤销铁道兵已经定了，这没有二话可讲。当汇报到打起仗来还需要铁道兵时，小平说，打起仗来，铁道部都是兵。当汇报到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时，他又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实行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杨尚昆陈再道微笑道：“你这个铁道兵司令可是在我军历史上真正留下了名字了，这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壮举呀！”到了这时，陈再道从心里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我留下了个屁名，让你们把我当作猴的耍了一顿。我这个铁道兵司令连他妈的小道消息都拿不准，你们这是搞什么鬼名堂！”

　　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达通知，成立了以吕正操为组长、陈再道、刘建章为副组长的交接工作领导小组。从此，铁道兵的工作中心转入部署实施并入的阶段。

　　陈再道讲到这里时，我发现他的眼圈红了。他用哽咽的语调对我说：“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火热沸腾的工地，指战员们总是以子弟兵的光荣自豪感来激励自己献身祖国献身人民。指战员们热爱军队，他们的躯体里流淌着军人的热血。现在，他们就要告别军旗，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脱下那身使他们甘愿赴汤蹈火的绿军装，他们心里那种失落感，那种难以驱除的沉重感，是不难理解的。我曾收到许多指战员的来信，要求保留铁道兵，有的甚至质问和责骂我们领导。铁道兵工程学院一些新入校的本科生，集体来信，要求保留军籍。他们中许多人，高考分数足以被清华、北大录取，但是他们毅然选择了铁道兵工程学院，因为他们渴望成为志在四方、光荣豪迈的铁道兵战士。现在，这一切都随着一种人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改革需要而撤销了，没有了，统统化为了泡影。你可以想一想，人们会怎样地认识这件事情？裁军，难道就值得从铁道兵开始？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弄懂这个决策的意义和必要性。尽管我作为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其实我就是不服从也是没有丝毫作用和意义的。我怎么能顶得住来自中央的决策？”

　　那几天，在铁道兵机关，天天都有人悲声大放。不知谁还拿出了毛泽东题写的“铁道兵”三个字的巨幅手书，摆在礼堂门口前，使一批批干部战士拥到这里，摄下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纪念照。这几个字，过去并不一定知道它的光辉和价值，只有在它即将失去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失去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面临脱军装的时刻，部队正担负着十一条铁路线及其他一些项目的繁重的施工任务。指战员们含着眼泪，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写下了铁道兵历史上最后的一页。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部的35号文件。《决定》在肯定了铁道兵组建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贡献后，指出：“根据国家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为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

　　1984年1月1日，所有移交并入铁道部的单位，都脱下了军装，降下了军旗。在部队举行的告别军旗仪式上，军旗徐徐降落时，指战员们嚎啕大哭、泣不成声，以致驻地附近的群众也被感动得纷纷落泪。

　　那天，陈再道也脱下了自己的军装，在遥远的地方，向战友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相信，铁道兵，作为一个兵种，将来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军史里找了。但它的功勋和精神，将与祖国的高山大河同在。他能为自己成为铁道兵最后一任司令员，感到无限的自豪！这也许并不是这位军人的自我安慰，他确实觉到一种历史记载的伟大和骄傲。一个人究竟能在历任上写下什么值得记载的呢？他这一生里起码有这么两件值得炫耀的地方，这也是一种名垂千秋的业绩吧。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和我谈的。他在谈到他当时的感觉时这样说：“打了一辈子仗，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对身上的这套军装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身上的军装寄托着毛主席多大的希望呀。就是在动乱的时候，毛主席对军队是特别重视，再三指示不准乱了军队。毛主席对解放军的感情可以说是最深厚的，他一生都得力于军队呀。就是在建设中，他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的。他的建军思想，其中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军队必须和人民在一起，不允许军队和人民对立。其实真正是按照他对军队建设的思想来办，军队不仅成不了人民的负担，恰恰可以给灾区或者其他困难地区的人民脱贫。因为军队的自给自足生产，军队的创业和承担的巨大工程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没有得到邓小平同志的理解，他是按照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建设来设计自己的军队的。这一点，我们通过越来越多的事情得到了证实。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理解了……”

　　我现在和他谈论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闲居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安度着晚年。所以我通过别人的介绍和他交谈问题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谈话也很随便。

　　“陈司令，脱下军装，你感觉到怎么样？”

　　“说老实话，刚开始我是很有一种怨气的，现在也就平息了。人嘛，总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早退晚退都得退，早死晚死总得死，想到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听说1989年的64风波的时候，你是反对军队戒严的，你现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对任何出现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的。我们当时的许多同志都是从不激化矛盾和国家的大局出发的，不希望国家乱起来。我们已经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再在全国出现不安定的因素，谁也是反对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并没有什么错误吧？这也是正常的。让人家讲话，天总是塌不下来的。”陈再道毫不掩饰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现在并不隐瞒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动乱从不支持，但是人民的军队要是对人民开枪，我看从建军以来还没有见过。所以我反对任何把矛头对准我们的人民的任何决定。过去，我是因为和人民站在一起而受到了林彪一伙的打击，我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现在，我还是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忠实地作人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志愿。”

　　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说老实话，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这位老将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对他的许多的见解，我并不赞成，但是我不想使他难堪。作为一个将军，他在我的面前坦白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的掩盖，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这就是冲他这一点，我对他表达了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