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劉超

1948年國共內戰正酣，像清華校長梅貽琦這樣的大人物必是國共兩黨爭奪的對象。梅的南開校友周恩來公開說：“像梅先生這樣的人可以留下來，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人民的事。”胡適告訴梅貽琦說：“你還是別回去了，一起走吧！”幾日後，諸事安排妥當，他才預備南飛。飛機好不容易來了，在南苑機場，他還在猶豫。終於，最後一班飛機來了，他從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機，拿着兩本書登機。

1941年清華大學校慶時領導合影。右起：葉企孫、馮友蘭、吳有訓、梅貽琦、陳岱孫、潘光旦、施家煬

西南聯大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組成。設有校務委員會，由3位校長任校務：張伯苓（南開），蔣夢麟（北大），梅貽琦（清華）。

按常理，一個學校中都有不少人爭着做校長，何況是3個學校。原先的三位校長中，論資歷論年齡，梅貽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卻把這校長做得穩穩噹噹、妥妥帖帖。在一次大會上，蔣夢麟把自己的表交給梅貽琦說：“我的表，你帶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貽琦作為“代表”，把西南聯大辦得風生水起。

那時日子非常苦，要跑警報，還要餓肚子——甚至堂堂校長夫人、梅貽琦的妻子韓詠華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賣自己做的“定勝糕”。梅貽琦經常在校辦公，也就經常和學生一起跑警報。警報一響，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長卻永遠是那樣紳士，那樣從容不迫。

一次，梅貽琦的弟弟出國前到昆明看他，發現兄長的住處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悶悶不樂，因為侄子梅祖彥跑警報時，把眼鏡連帶盒子都跑丟了。沒了眼鏡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沒法上學。他都快要沒法上學了，家裡仍買不起新眼鏡！

在西南聯大，梅貽琦管事，說話當然就管用。但對自己的子女，他從不搞特殊。抗戰時期不少青年從軍，他的兒子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念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梅貽琦對兒子說：“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對，你自己做決定吧。”兒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後，有個別人上門來，為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說項。梅貽琦從來都堅持原則。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華很多同學的熱烈歡迎。有一位校友說，自己的孩子準備考大學，請校長多關心。梅貽琦聽完，沒答應也沒拒絕，只說：“我的小女兒去年也沒考上聯大，她只好到別處了。”

抗戰後期，國民黨政權已漸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務非常之猖獗，西南聯大的民主運動也極其活躍。聞一多、張奚若、曾昭掄、費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躍的一批人。羅隆基被稱為“羅隆斯基”，而吳晗則被稱為“吳晗托夫”。1946年聯大解散，三校分別復校北上後，吳晗依舊非常積極。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國民黨的大員陳某某特地從南京到北平，邀請北平一些大學的領導吃飯，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他請來了北大的胡適、鄭天挺，當然少不了清華的梅貽琦。陳某某對梅貽琦說：“你們學校的吳晗，也鬧得太過分了吧，該約束約束他啦。”北平警備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說：“是該管一管了。”梅當然明白“管一管”是什麼意思。他立即解釋說：“吳晗只是個讀書人，他並沒有怎麼樣，他也不可能怎麼樣。”

梅貽琦對所謂的“管一管”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大學是最高學府，天職就是追求真理、服務祖國，而不是為某黨某派所私。大學理應培養建設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而非黨派之私產。只有提倡學術自由，才能建設傑出大學。而學術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舊左右，允許百家爭鳴。只要教師不在課堂上宣揚自己的主義，不是借學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響本職工作，他是不贊成干涉教師自由的。

當然，形勢比人強。你跟政治講理，政治不跟你講理。他看形勢有點不對了，立即讓人通知吳晗：“吳先生，你得趕快走，晚了不行了。”吳晗會意，乃遁之。

1940年，西南聯大三校之中的清華，特意為梅貽琦任教25周年舉行慶祝。梅貽琦在美國的母校也把名譽博士學位送給了這位傑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專家學者紛紛蒞會，無數校友、學生的問候也如雪花般飛到昆明。在慶祝會上，曾任教育部長的李書華非常得意地宣稱：清華有今日的成績和地位，與梅校長的努力分不開。當初推選梅先生做清華校長，“是我在任內最滿意的一件事”。但面對這罕見的殊榮，梅貽琦只是非常謙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戲中的“王帽”：“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梅貽琦本就是清華人。當年第一屆庚款生招考，轟動全國，報名的有700多人。發榜了，有個小伙在看榜時，看見旁邊一位瘦高個不慌不忙、不憂不喜地也在那兒看。按說，應考者要麼上榜要麼不上榜，中榜者高興得連尾巴都翹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淚飄零也不稀奇。獨此君容色自若，靜水深流，別人看不出個山高水深。後來才知這個瘦高個叫梅貽琦，在錄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學歸國後任教清華。梅貽琦不愛說話，但教書卻非得說話，課外還要為學生補功課，很累人。他回到“天津衛”向恩師張伯苓訴苦，說不想幹了。張伯苓一聽，很是不悅，問：“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麼就知道自己沒興趣？年輕人要有點耐性。回去教書！”這一訓，就訓出了一位世界聞名的大學校長。

梅貽琦到清華任教後，人品、才幹、資歷、工作，樣樣過人，但年近三十而依舊單身，說媒保親者很多，他卻一次次地婉拒，為的是照顧3位弟弟讀書。家人都替他擔心，他自己卻不操心。

後來，他往一韓姓人家跑得勤快起來。倒是腿腳勤快，嘴皮子還是不勤也不快，依舊寡言少語。別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與這位叫韓詠華的女子熱戀時，也不大說話。兩人要訂婚了，韓詠華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愛說話呀！韓詠華一愣：不說話就不說話！韓詠華算是梅貽琦的同門師妹，而今更近了一層。他們喜結連理時，很多學生送喜聯，因梅貽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韓，就乾脆寫上“悅韓”字樣。

梅貽琦在清華極受器重，曾出任教務長，並一度代理校務。他是少壯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員，像葉企孫、陳岱孫、金岳霖、陳達，都是他的弟子。後來羅家倫當校長，梅貽琦走了。再後來，一任任校長走馬燈似的都走了，而梅貽琦又回來了。他是被無數清華人衷心請回來做校長的。

在名流雲集的清華，要出任校長絕非易事。那時政潮頻仍，學潮雲起，校長與教授、學生的關係比較複雜，學生驅趕校長、校長解聘教授的現象時有發生。羅家倫曾是蔣介石的秘書，他場面很大地來清華做校長，兩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趕跑了。北大校長蔣夢麟曾明確表示：“我不贊成教授治校，我的口號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他拍着桌子說：“我辦不好北大，誰能辦北大？！”教授哪還敢說話。清華則是教授治校的典範，梅貽琦繼承了這個傳統，他一上任就宣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

梅貽琦敏於行而慎於言。他說話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頭禪整理成了順口溜：“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云云。當然是笑話，調侃而已。對這位梅校長，大家是敬而愛之，視他有如父兄。

學界巨擘陳寅恪輕易不臧否人物，但對梅貽琦卻頗有好感，他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這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當然，那時大環境遠不是那樣“理想”。然而，便是在這不理想的時代中，在梅貽琦治下，清華仍一團和氣，上下悅服，學術上突飛猛進。

1948年，歷史面臨新的抉擇。天地玄黃，暗流涌動，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貽琦是個有影響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為眾人所矚目。他的夫人韓詠華在廣州也為他擔心，每天都看報紙，時常看到丈夫為清華校務而東奔西跑，就是看不出來他去留的跡象。他也想過這個問題。捨不得他的人實在太多，清華學生在民主牆上專門出了極為懇切地挽留校長的壁報，同學們甚至還組織隊伍到校長住處齊呼口號挽留校長。地下黨組織也向梅貽琦捎話：“你不要走，我們了解你，希望你留下來。”他的南開校友周恩來更是公開說：“像梅先生這樣的人可以留下來，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劈里啪啦的槍聲傳到海甸（現為海淀），清華園就停課了。陳岱孫去找梅貽琦，梅正要進城，說學校沒錢了，要弄點錢來，讓師生員工撐過這段時間。進了城，拿了錢，坐車到西直門，眼看着門已關，且再不讓開了。清華原本有個特別通行證，在平時，只要有這個證，任何時候都可以過西直門。但那一天通行證失效了，梅貽琦只好回到城裡。胡適也在城裡，他告訴梅貽琦說：你還是別回去了，一起走吧！幾日後，諸事安排妥當，他才預備南飛。飛機好不容易來了，在南苑機場，他還在猶豫。終於，最後一班飛機來了，他從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機，拿着兩本書登機。

寓居海外時，梅貽琦非常關注祖國的動態。他先是在歐洲，後又到法國，手握巨額清華基金，卻過得極其清貧。他一如既往地為清華訂了許多學術刊物，但收到這些刊物後，拆了裝，裝了拆，就是不知道還能不能把它們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們的清華師生手中。他一直在異邦遙望故國，遙望京城，猶豫着是否要再回來。但終於沒有等到那一聲召喚，也終於沒能踏上歸途。他又在祖國的寶島台灣建了一所大學，也叫清華。他把一生都獻給了清華。

他什麼都知道，但不願寫

晚年的梅貽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對門病房的胡適勸他要記得寫遺囑，公事私事都應該寫。他不愛聽，也不願寫。夫人勸他，他也不寫；親弟弟勸他，他還是不寫。最後，直到胡適離世，他都沒寫。胡適走時留下了他的遺囑；而梅貽琦直到永訣，也沒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麼都知道，但他什麼都不說，他不愛說，也不願說。

梅貽琦長眠後，他的秘書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開會紀念梅校長，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開來。大家心裡直出汗，擔心不知道打開後會是什麼東西。他的夫人尤其擔心。因為他們相守幾十年，她總是見他到哪兒都帶着這皮包，但從來就沒有讓她看過。梅貽琦從北平到昆明，從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廣州，再到歐洲、到美國、到台灣……關山萬里塵與土，卅年家國雲和月，濁浪翻騰幾曾歇。但他一身清風，纖塵未染，始終不忘帶的卻是這皮包。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視、最重要的東西了。校長夫人最擔心的是：皮包里或許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這樣的場合示眾，或許有相當的危險——等打開一看，大家都呆住了：這皮包里，全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規規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貪污成風、腐敗無孔不入的年代，對握有實權者，要想有所偏私，實在是“舉手之勞”。要想乾乾淨淨做點事，那有多難。風習之下，似乎也只有貪污是“正常”的，不貪污則是“不正常”的。一個人長期掌控着那樣巨額的經費，卻從未順手揩點油，那就更是“異類”了。然而，梅貽琦就是這樣的“異類”。他數十年來始終一人獨自掌握着巨額的清華基金；他自己生活中卻像當年孔夫子那樣，惶惶東奔西走，生活到了幾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沒有動用公家的半文錢。他把所有錢都用給了清華，為着把清華建成傑出的大學，為着替祖國培養傑出的英才。

這就是梅貽琦，一代聖人。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護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