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刘超

1948年国共内战正酣，像清华校长梅贻琦这样的大人物必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梅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胡适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家炀

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校务：张伯苓（南开），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

按常理，一个学校中都有不少人争着做校长，何况是3个学校。原先的三位校长中，论资历论年龄，梅贻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却把这校长做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贻琦作为“代表”，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训，就训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学校长。

梅贻琦到清华任教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3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操心。

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潮频仍，学潮云起，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罗家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他场面很大地来清华做校长，两年不到，就灰溜溜地被赶跑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是笑话，调侃而已。对这位梅校长，大家是敬而爱之，视他有如父兄。

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劈里啪啦的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法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愿写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他数十年来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他自己生活中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生活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