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次傳播(zt)

這塊石碑記載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中國唐朝的發展情況，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史料和文物。

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第二陳列室，展示着一塊石碑，上面寫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並不是一塊普普通通的鐫刻石碑，它的地位與收藏在倫敦的羅塞塔碑、巴黎的摩押碑、墨西哥城的阿茲特克太陽力石等同，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被譽為“中國基督教之崑崙”。

曾經，因為中國的忽視，它差點遠渡重洋，被西方人帶到歐洲。

石碑由碑額、碑身和碑座組成。碑額中心雕刻着碑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再往上是祥雲環繞的中國蓮花托起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主要的部分是碑身，呈上窄下寬的方形，高1.97米，上寬9.25米，下寬1.02米，鐫刻有楷書三十二行，行書六十二字，一共1780個漢子和數十個敘利亞文，記述景教在唐朝的傳播過程。

近兩千字的碑文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景教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第二部分是景教的教義、教規，第三部分是對唐朝的頌歌，第四部分是景教傳教士的名字。

景教在傳入唐朝之前並不叫景教，而叫聶斯脫利派，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由古羅馬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脫利於公元428－431創立。

但是這個教派比較有個性，他們的神學觀點挑戰了至高無上的基督教教義，認為聖瑪麗亞不是耶穌之母，只是生下了耶穌，不具備神性。這種想法當然不會被當時的時代所接受，在公元435年的以弗所會議上，他們被定為異端，從基督教世界中被除名。

無家可歸的聶斯脫利派一路向東，流亡到了強大的波斯帝國。沒想到，他們受到波斯國王的禮遇，就在此紮根下來，猶如雨後春筍，迅速壯大，流行於中亞。大約過了兩個世紀，到了公元7世紀，波斯受到阿拉伯、拜占庭與西突厥三面夾擊，差點滅亡，景教不得不再次尋找棲身之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景教傳入了中國。

景教碑記載，“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也就是說一個叫阿羅本的傳教士帶着經書來到大唐長安，據說，這位主教氣質非凡，他端莊肅穆、謙誠有禮、滿腹經綸，頗有儒家風範。

又有“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譯過來就是在貞觀九年（公元639年）的時候，阿羅本們來到了長安，唐太宗李世民派宰相房玄齡帶着迎賓隊伍出西郊三十里迎接。

一個異國傳教士第一次來東土大唐，便受到皇帝的一品文化大臣接待，要知道這禮節的規格，可與玄奘天竺取經歸來相提並論，阿羅本本人估計也感到受寵若驚。

阿羅本和21位傳教士帶來了530部經書，有少部分被翻譯成了漢字。入鄉隨俗，阿羅本將教派名字改為景教，取“景”字光明輝煌之義。但是一個東方大國是不會輕易讓異國宗教在本土傳播的，必須要經過考核，這個時間是三年。三年期間，阿羅本與唐太宗近距離接觸，給皇帝講道念經。

唐太宗是歷史上有名的明君，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治國理政有用之物才會採納。經過三年與阿羅本的日常相處與對經書的研究，他決定留下阿羅本們，即碑文所載“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二年，唐朝官方正式允許景教在國內的自由傳教。

在京師長安城的義寧坊，太宗為景教建造了專門的寺廟（類似西方的修道院）“波斯寺”，並欣喜地把自己的樣子雕刻在寺廟的牆壁上，親自撰文書寫，作為皇家寺廟。

這裡說一下，“波斯寺”就是“大秦寺”，唐玄宗之前，唐朝所有的景教寺廟都叫“大秦寺”，因為得知景教的老家在大秦，也即古羅馬帝國，玄宗就下令改了名字。

景教在大唐的盛況，就像現在的神曲一樣，“於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景教在許多個城市裡傳布，大秦寺上百座，輝煌時期，景教教徒在唐朝近20萬人。這除了官方的支持外，阿羅本們還做了很多努力，從石碑的蓮花與祥雲和碑文中大量引用佛教用語來看，他們借鑑了本土佛教，使景教更接地氣，讓唐朝子民更加容易接受。

作為一國之君，唐太宗接納景教並不僅僅是認可景教教義，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有助於江山的穩固。當時的唐朝，雖說文明開化、繁榮富強，但其實還在四處征戰：北方，與突厥的戰爭並未徹底結束；東方，在貞觀十年時，還出兵過朝鮮半島；而西邊，西突厥稱霸西域，控製絲綢之路，加之中亞各國因種種原因長期戰亂，嚴重影響邊疆穩定與絲綢之路貿易。

太宗就想，景教在中亞的粉絲基數甚大，那麼就可以利用景教的宗教力量來穩定邊疆，接納景教就是對絲綢之路上的各國發出友好的信號，對於重啟絲綢之路，繁榮陸上商業貿易有百利而無一害。在這樣的考量下，太宗擁抱了景教

景教碑文記錄了景教在唐朝150年中發生的事件，先後得到唐朝六位帝王的認可與推崇，歷經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與唐德宗。高宗繼位後，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對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國各州，建立景教寺，此時景教已遍地開花。

後阿羅本升為教長，長安成為中國景教的中心。玄宗對景教保護有加，未遭厄運。肅宗在西北地區也建立了大秦寺，並有翻譯的經典。武宗會昌五年，頒布滅佛法令，景教因形式上與佛教有相似處而受到牽連，由此覆滅。此後景教的傳播則無人知曉。

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安出土，當時引起西方傳教士巨大轟動。當地人怕盜走與丟失，移入附近金勝寺保存。但寺廟在同治時期的回民起義間被燒掉，石碑被棄置於荒野，無人問津。

1891年歐洲某公使館請求總理衙門設法保護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總理衙門匯出一百兩銀子，但到陝西時被貪官污吏們“撈”得只剩下五兩，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蓋。

雖然石碑被棄置荒野，無人看管，但金勝寺的住持玉秀和尚認為院落雖毀但基址還在，就屬於寺廟的財產。

1907年，有一個丹麥記者叫傅里茨·何爾謨(Fritz Halms)為這塊《景教碑》來中國，命人悄悄做了一塊仿製碑，意圖以假換真。但他的計謀被識破，1907年10月2日，陝西巡撫曹鴻勛命48名工人將《景教碑》從郊外的金勝寺搬至城內的西安碑林（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館）。石碑免遭一場跨洋的異國之旅，萬幸甚載。

曾經紅極一時的大秦寺已不復當年盛況，若不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誰會把石碑與寺廟聯繫起來呢？若不是石碑的出土，誰又會知道基督教曾經在唐朝那麼紅？若不是有人來盜碑，又有什麼人會去投身於研究那段失落的歷史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歐洲基督教盛傳唐朝的唯一見證。在那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時代，對於外國景教的接納，讓我們看到了唐朝的大國氣魄與文化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