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zt)

这块石碑记载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中国唐朝的发展情况，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史料和文物。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展示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并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镌刻石碑，它的地位与收藏在伦敦的罗塞塔碑、巴黎的摩押碑、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太阳力石等同，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

曾经，因为中国的忽视，它差点远渡重洋，被西方人带到欧洲。

石碑由碑额、碑身和碑座组成。碑额中心雕刻着碑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再往上是祥云环绕的中国莲花托起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主要的部分是碑身，呈上窄下宽的方形，高1.97米，上宽9.25米，下宽1.02米，镌刻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一共1780个汉子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记述景教在唐朝的传播过程。

近两千字的碑文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第二部分是景教的教义、教规，第三部分是对唐朝的颂歌，第四部分是景教传教士的名字。

景教在传入唐朝之前并不叫景教，而叫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由古罗马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利于公元428－431创立。

但是这个教派比较有个性，他们的神学观点挑战了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圣玛丽亚不是耶稣之母，只是生下了耶稣，不具备神性。这种想法当然不会被当时的时代所接受，在公元435年的以弗所会议上，他们被定为异端，从基督教世界中被除名。

无家可归的聂斯脱利派一路向东，流亡到了强大的波斯帝国。没想到，他们受到波斯国王的礼遇，就在此扎根下来，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壮大，流行于中亚。大约过了两个世纪，到了公元7世纪，波斯受到阿拉伯、拜占庭与西突厥三面夹击，差点灭亡，景教不得不再次寻找栖身之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景教传入了中国。

景教碑记载，“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也就是说一个叫阿罗本的传教士带着经书来到大唐长安，据说，这位主教气质非凡，他端庄肃穆、谦诚有礼、满腹经纶，颇有儒家风范。

又有“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译过来就是在贞观九年（公元639年）的时候，阿罗本们来到了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派宰相房玄龄带着迎宾队伍出西郊三十里迎接。

一个异国传教士第一次来东土大唐，便受到皇帝的一品文化大臣接待，要知道这礼节的规格，可与玄奘天竺取经归来相提并论，阿罗本本人估计也感到受宠若惊。

阿罗本和21位传教士带来了530部经书，有少部分被翻译成了汉字。入乡随俗，阿罗本将教派名字改为景教，取“景”字光明辉煌之义。但是一个东方大国是不会轻易让异国宗教在本土传播的，必须要经过考核，这个时间是三年。三年期间，阿罗本与唐太宗近距离接触，给皇帝讲道念经。

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治国理政有用之物才会采纳。经过三年与阿罗本的日常相处与对经书的研究，他决定留下阿罗本们，即碑文所载“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唐朝官方正式允许景教在国内的自由传教。

在京师长安城的义宁坊，太宗为景教建造了专门的寺庙（类似西方的修道院）“波斯寺”，并欣喜地把自己的样子雕刻在寺庙的墙壁上，亲自撰文书写，作为皇家寺庙。

这里说一下，“波斯寺”就是“大秦寺”，唐玄宗之前，唐朝所有的景教寺庙都叫“大秦寺”，因为得知景教的老家在大秦，也即古罗马帝国，玄宗就下令改了名字。

景教在大唐的盛况，就像现在的神曲一样，“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景教在许多个城市里传布，大秦寺上百座，辉煌时期，景教教徒在唐朝近20万人。这除了官方的支持外，阿罗本们还做了很多努力，从石碑的莲花与祥云和碑文中大量引用佛教用语来看，他们借鉴了本土佛教，使景教更接地气，让唐朝子民更加容易接受。

作为一国之君，唐太宗接纳景教并不仅仅是认可景教教义，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有助于江山的稳固。当时的唐朝，虽说文明开化、繁荣富强，但其实还在四处征战：北方，与突厥的战争并未彻底结束；东方，在贞观十年时，还出兵过朝鲜半岛；而西边，西突厥称霸西域，控制丝绸之路，加之中亚各国因种种原因长期战乱，严重影响边疆稳定与丝绸之路贸易。

太宗就想，景教在中亚的粉丝基数甚大，那么就可以利用景教的宗教力量来稳定边疆，接纳景教就是对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发出友好的信号，对于重启丝绸之路，繁荣陆上商业贸易有百利而无一害。在这样的考量下，太宗拥抱了景教

景教碑文记录了景教在唐朝150年中发生的事件，先后得到唐朝六位帝王的认可与推崇，历经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与唐德宗。高宗继位后，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对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此时景教已遍地开花。

后阿罗本升为教长，长安成为中国景教的中心。玄宗对景教保护有加，未遭厄运。肃宗在西北地区也建立了大秦寺，并有翻译的经典。武宗会昌五年，颁布灭佛法令，景教因形式上与佛教有相似处而受到牵连，由此覆灭。此后景教的传播则无人知晓。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当时引起西方传教士巨大轰动。当地人怕盗走与丢失，移入附近金胜寺保存。但寺庙在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间被烧掉，石碑被弃置于荒野，无人问津。

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一百两银子，但到陕西时被贪官污吏们“捞”得只剩下五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虽然石碑被弃置荒野，无人看管，但金胜寺的住持玉秀和尚认为院落虽毁但基址还在，就属于寺庙的财产。

1907年，有一个丹麦记者叫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为这块《景教碑》来中国，命人悄悄做了一块仿制碑，意图以假换真。但他的计谋被识破，1907年10月2日，陕西巡抚曹鸿勋命48名工人将《景教碑》从郊外的金胜寺搬至城内的西安碑林（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石碑免遭一场跨洋的异国之旅，万幸甚载。

曾经红极一时的大秦寺已不复当年盛况，若不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谁会把石碑与寺庙联系起来呢？若不是石碑的出土，谁又会知道基督教曾经在唐朝那么红？若不是有人来盗碑，又有什么人会去投身于研究那段失落的历史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欧洲基督教盛传唐朝的唯一见证。在那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时代，对于外国景教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了唐朝的大国气魄与文化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