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使·飛腳·宅急便

萬景路

日本在律令制時代（7世紀後期至10世紀）引進了大唐的“驛站”制度。當時，以京城為中心，每隔約30里設一個驛站。負責傳遞文書的人稱為“站使”或“使者”，也即我們古時候所說的信使，現代的郵差。遇有緊急、重大事件時則以“飛站”加“站鈴”的形式傳遞書信。不過，隨着鎌倉幕府（1192年至1333年）的崛起，律令制崩壞，公家的驛站傳書制度也走向了末路。

鎌倉幕府樹立，幕府和幕府在京都設置的辦事處“六波羅”（負責監視皇室的）之間同樣需要傳信的使者，於是，為了安全、穩妥起見，鎌倉幕府在鎌倉設置了“鎌倉飛腳”，同樣，在京都的六波羅地區設置了“六波羅飛腳”，以這個新的專門信使職種來擔當幕府和京都之間的聯繫。有趣的是，鎌倉幕府在對信使的稱呼上沒再沿用“站使”或“使者”，而是自創了“飛腳”兩字用以稱呼信使。之所以使用這兩個字，據說是取律令時代曾使用過的“飛站”的“飛”字，然後加上“腳力”的“腳”字，組成了這個和式漢字詞組，這就是日本“飛腳”的語源出處。而由律令時期留下來的“驛站”，從中世紀開始，為了方便老百姓的書信、金錢、貨物等運送，在各驛站常備五頭“站馬”，改為民間商用了。

到了室町幕府時期，與鎌倉幕府相反，第一任將軍足利尊把幕府設在了京都，而在鎌倉設置了鎌倉府以管理關東地區，當時，負責京都和鎌倉府之間聯絡的信使被稱為“關東飛腳”。進入戰國時代後，因各“大名”（諸侯）都在自己領國設置了“關所”（檢問所），致使國與國之間的通信變得困難起來，於是，大名們為了方便互相聯絡則通過家臣或僱傭僧人、山伏（修驗道的修行者）等充當信使，這一時期的信使又被稱為“戰國飛腳”。不過，戰國時期，諜戰也精彩，所以，當這些飛腳充當密使時，為了不被暴露，他們的“腳”卻是飛不起來的，而是要混跡於普通人中執行任務。

可以說戰國時代的特殊政治環境使得飛腳這一行當得到了迅速發展，尤其是作為各路諸侯僱傭的飛腳所起到的作用，讓大名們真正對飛腳重視起來。於是，當進入江戶時代的時候，德川家康首先開設了“繼飛腳”制度用以傳遞幕府文書及貨物等。所謂的繼飛腳實際上就是古時候利用驛站的接力傳送，繼飛腳制度啟用不久後的慶長時期（1596—1615），以江戶日本橋為起點，東海道、中山道、日光街道、奧州街道、甲州街道五條主幹道得以整備，配屬的宿場（古驛站）也得到了完善。這一時期，幕府又重新設置了“傳馬”驛站，並且每個驛站配備36匹飛腳用馬，據說當時從江戶到京都傳送貨物或書信如果用加急的話只需41個小時。這個時候，在統一的江戶幕府下，各大名之間非但再也不用鬼鬼祟祟的“飛腳”傳書了，反而在各藩屬之間還啟動了“大名飛腳”制度以便快速傳遞文書等。

接下來的江戶中期，一種城市之間的稱為“町飛腳”的民間運送組織被幕府認可，因其便捷、運送貨物品種繁多等優勢，一經推出，立即被包括幕府、大名、商人及町民在內的所有人廣泛利用，同時“飛腳問屋”（信使批發商）、飛腳屋（貨物收集處）、“飛腳宿”（信使客棧）、“仕立飛腳”（類似今天的掛號信）、“金飛腳”（專門配刀押送金銀珠寶的人，有點像保鏢）等等也紛紛出現，可以說，這時的飛腳算是走到了最輝煌的時刻，事實上這時的飛腳也確實擔負起了江戶時代通信、運輸的主要責任，同時還確立了貨物運輸、信件傳送的諸多規則並影響至今。
隨着進入明治初期，日本郵便制度的創始人之一、政治家前島密參照英國的郵便（郵政）制度並融入日本飛腳特色，創設了日本新型的郵便制度，他還聯絡各地方望族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郵便取扱所”（相當於現代的郵電局），至此，日本開始真正出現了現代郵便制度的雛形。

無疑，這新型的郵便形式給傳統的畢竟存在着諸多弊病的飛腳制度帶來了極大的衝擊，飛腳屋等雖經各種比如降低運費、整備交通等手段欲與前島密的新型郵便取扱所相對抗，但最終傳統還是輸於現代，無可奈何下，日本飛腳批發商的代表正式與前島密談判，最終達成重組協議，在郵便形式之外，飛腳屋與元陸運會社重組，專門從事小型貨物和現金等的運送業務，從此形成了今天的郵便局和民間運輸公司雙頭並行的雛形。

事實上，飛腳屋的轉型是非常成功的，在今天除去郵便局的輸送、快遞機能外，大的民營公司如佐川急便、日本通運都可以說是受江戶時代的飛腳屋影響發展壯大起來的。而跑在日本列島大街小巷的各種“宅急便”、“輕貨物便”、“摩托便”等也正在準確、及時的以上門取貨、包裝、搬送，到最後安全的登門送貨等等各種人性化服務贏得了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所有行業的認可，並成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