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进入“极权时代”，这个极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着一种张力，而且也开始觊觎在全方位内落实这种极权。极权很快发现，只要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落实极权，那么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极权的荫翳下了。

极权介入知识体制后使得知识体制官僚化，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资源和发表资源都集中在了极权、在知识体制内的代言人手里。

极权还利用其手中控制的权贵资本，通过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这是极权演变的权贵资本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其勾当最后表现在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垄断了舆论。以前是极权直接发布舆论，而当极权通过权贵资本控制媒体之后，他们联手过滤掉他们不喜欢的话语，封杀他们不喜欢的知识分子。相反，他们力捧他们喜欢的文人，利用这些御用文人发布极权的观点。一切做的非常隐蔽。极权躲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西方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虽然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不喜欢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知道人民喜欢公共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就必须找出一些他们喜欢的知识分子来充当“公共知识分子”。让人民觉得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说的话是正确的，是在维护人民利益的，而实际上这些御用文人假冒公共知识分子的名义发布着实际是极权和权贵资本发布的舆论。

于是，中国的极权、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产生了一些时常出现在媒体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被人民误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他们貌似“为人民着想”的观点，其实完全是在帮主流政治给人民设定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就是为了让人民以为这不是主流政治的强迫，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建议。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人民是永远听不到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已丧失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