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的《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写了五个皇帝的命运：王莽、隋炀帝杨广、朱元璋、明正德帝朱厚照、光绪。其中王莽、杨广、光绪三位写得比较有新意。张宏杰是一个有自己观点的历史研究者。他写过中国的国民性演变历史，认为元明清以来，国民性越变越坏。
白居易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代表了传统看法：王莽是伪君子。与此说不同，书中认为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并非伪装。得到社会肯定后，王莽把道德完善作为自己人生目标。口碑和赞誉是王莽的最好动力，被扶上墙后不能自已，努力鞭策自己成为圣人。本身和虚影相辅相成。就像雷锋、金训华那样的人被社会追捧真诚地做虚伪之事。王莽代汉，一半由于民众的推动， 一半是处高位后被荣誉和万世伟业的诱惑。王莽改制失败，于其说是由于伪，不如说是由于迂。为理想蒙蔽，一味复古仿古，与现实脱节。长期以来，作为慈禧的对立面，悲剧人物光绪帝变法图强，一直是进步的标志，也是同情的对象。其对甲午战败和变法失败的责任被掩盖。光绪的成长环境的极端，造成了他性格的缺陷：自视过高、暴躁、偏执、骄纵、乖戾。在师傅翁同龢的儒家文化的陈腐教育下，对世界缺乏真实认知。日本侵犯朝鲜，光绪认为是自己显示能力的机会，坚决主战。不听从李鸿章的避战忍让，等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的建议。开战后，光绪又拒绝了李鸿章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主张，主张阵地战和速战速决，不断地把中国最精锐军队送进日本的虎口。光绪还担心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严令北洋舰队放弃制海权远巡，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大败消息传来，先是逃避，躲在宫内不闻不问，接着由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为求和不惜割地。明末崇祯上吊前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误朕”。光绪变法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无能，而诿过于臣民，诿过于环境。他的急躁性格和急于证明自己有能力，导致变法过激，过快，树敌过多。康梁依靠一个脆弱的皇帝和真正掌权的慈禧对抗，只能是失败的结局。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使乱臣贼子惧”。为了扬善和惩恶，不惜曲笔。中国历史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神和魔的历史。前者包括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后者包括夏桀商纣、秦皇、曹操、秦桧这些穷凶极恶的角色。中国历史人物，不是神性就是魔性，唯独缺少人性。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身上都系着一个“名分”的标签。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中国文化，不追求最优，稳定压倒一切。要求每人安于名分，是反竞争体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肯定欲望。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希腊人主张大胆追求享乐。 罗马和希腊人热衷于建立剧院、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罗马人每年的节日长达三个月。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敌视欲望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 最后是中外皇权的对比：第一，中国皇权更集中。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相比之下，西方国王们的政务则相当轻松。英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１３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财务署负责收税；最高法院管司法；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在法律下运转，国王用不着事必亲躬。亨利二世在位期间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却相当良好。西方国王们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处理政务，剩下的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第二，中国皇权更具竞争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农民起义不断，问鼎中原，逐鹿天下。日本皇权万年一系，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英国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的四十一位国王，都带一点儿威廉一世的血统。血缘在王位争夺上作用极大。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绝少发生。第三，中国皇权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西方王权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西方，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人身束缚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西汉以前，皇帝起立欢迎丞相；之后至宋初，宰相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初之后，宰臣只能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了。有清一代，对皇帝要自称奴才。宋代以前，中国很少文字狱；明清两朝都大兴文字狱，株连九族，挖坟鞭尸。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明代以前，士人们可以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明清两代，民间可以私刻出书，审查都是事后的，现在中国民间没有出版自由，严格的出版三级审查，防火墙和微信删帖，都超越了历代皇权的控制。保甲制发展到户口制，现在摄像头更是无处不在。早期西方贵族和君主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宪章更是限制了君主权力。发展到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在两千多年皇权下，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奴隶”之间挣扎。奴才性和专制性成为中国民族性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