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今天又恰逢是农历7月15日。佛教徒称之为盂兰盆节，道教徒则称为中元节。中国民间也称“鬼节”，是日，人们会给祖先焚香烧纸，哀悼亡灵。

今天一早，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纸钱”放进了我的腰胯包里。与每年一样，815这天全天我是被警察严密监视的，这样的日子还有77、918、1213。中共警察每年都阻止我组织反日的弟兄姐妹祭奠死难同胞。2005年，我发出了在1213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纪念日），30万国人祭奠30万死难同胞的号召，结果全国各地的反日人士都向南京集结。中共警察“严防死守”，中途无数反日兄弟姐妹被“截断”，但是祭奠的人群源源不断的来到南京。最后，中共警察立即关闭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且一关就是两年。

上午9点半，我陪我母亲到南京华侨路上的南京工商银行的房屋信贷中心取贷款，我在帮我妈填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果然，看到了多名中共国保官员潜入银行。为首的是长期负责监视我的南京鼓楼区公安局的国保官员。我办好事情回到我妈家。从楼上望下去，警察潜伏在周围。

下午帮我妈整理屋子。心里却一直盘算着怎么突破警察的封锁去祭奠被日本侵华日军残酷屠杀的30万死难同胞。我妈家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远，但是我知道那里中共警察一定重兵把守了。于是我想到了在南京汉中门桥头的一个死难同胞纪念碑。汉中门桥附近当年被侵华日军集体屠杀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

晚上六点半我送儿子去“君临国际”参加每周五晚上的少儿英语班。然后骑车到“可爱的小撒旦”家楼下，给她短信。“可爱的小撒旦”是我的网友，因参与过我组织的多次反日活动，警察找过她父母、找到她学校。但她始终支持我的反日活动和其他各种活动（参见《民主先声》231、246）。

一分钟后她下楼。我快速地对她说，我想到汉中门桥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去祭奠，我们周围有很多警察，去祭奠随时会有危险。她说，“我去”。

我把“纸钱”从腰胯包里取出来放在左手容易飞快地取出的口袋里，又把打火机放在我右手可以飞快地取出打火的口袋里。我必须在2秒内完成点火动作。如果不在2秒内完成，我知道，蜂拥而上的中共警察会立即夺去我的打火机。

我们穿大街走小巷，连闯了几个红灯。把所有跟着我们的车辆都甩得远远的。十分钟后，我们到了汉中门桥头的死难同胞纪念碑旁。我抚摸了一下花岗石的碑体，说：“我来了！”然后飞快地取出“纸钱”和打火机。一秒钟，火焰就腾起来了。“小撒旦”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

10秒钟后，有路人观看。桥头人来人往，情况开始变的复杂。我立即和“小撒旦”离开了桥头。送“小撒旦”回家后，我去接儿子下课。

晚上九点，孩子睡觉后，我打开电脑。很多朋友都在线上焦急地等我，他们见我一天没上线，担心中共警察又对我作出什么非礼的事情，有人已经对外界发出了警戒信息。很快，“小撒旦”给我发来了今天晚上祭奠的照片。另外一些朋友还发来了“今天上午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参拜了供奉有侵华日军灵位的靖国神社”的消息。

让我一夜不能入眠的是我的一位在国家著名媒体工作的“妹妹”给我发来了她今天的“工作+生活日记”。

看完她的日记，我突然想帮她在海外发表，因为我知道这在国内是根本不可能发表的。我认识的记者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们说，他们写的新闻报道是假的，但是日记是真的。

没想到我对她说要帮她署名发表。她说：“我妈还靠我养呢。”

我笑着说，“放心，不暴露你，我养不起你和你妈妈。”

她说：“我你就养不活。我马上修改一下，给你。你谨慎办事，胡子说了，要和谐。”

下面，就是她发给我的她的“工作+生活日记”，题目就是《中国，你赢得再多的奥运金牌，也未必能赢得历史的尊重》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3周年纪念日，因为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通知，便赶去采访。去之前就在想，又是一群日本人举着横幅默哀，拿着照相机留影，实在没劲，也不知道可以再写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想想，前几次那边搞活动，通知了我我却没去，老是不去不太好，毕竟这还是我的条线，只好打车去了。

出门打的车驾驶员貌似是个老司机，一般有的司机会从茶亭东街那条路走，而这个司机从莫愁路那个方向走，到纪念馆的时候打车费正好10元，一般是12元。

到了祭祀小广场，跟我预料的差不多，日本友好人士在上面讲话，比较俗套的，空、虚、大。哎，毕竟我跑这个也跑了4年的时间了，有点疲了。看到几张比较熟悉的面孔：松冈环、林伯耀等等，有时候还是蛮敬佩他们的，每年这个时候都来，不管天有多热，穿着严实的衣服在这里祭拜。

仪式结束，我听说有一位幸存者要给那些日本人讲述历史，便跟了进去。让这些经历过现在我们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的人，去回忆她们其实并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还要让她们说出来，让恐怖狰狞的画面重新回到她们脑海里，并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不停的重复，只要世界任何人要听，只要任何人拿出想了解历史真相的理由，她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那么让她们少痛苦一次，或许我心里也会好过一点。

这位老人此前没有见过，我在听她回忆的时候是面向她的背部，她瘦弱的身体深深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个会议室宽大的椅子里面，面对她的便是那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那个叫做东瀛的国家来的人。

王桂英，1929年8月15日出生，家中有爸爸王庭发，妈妈陈广来，二妹王桂华，爸爸当时以买卖小吃赚钱，妈妈依靠帮人织补填补家用，全家居住在靠近南京新街口莫愁路上的天主教堂后街，也就是现在妇幼保健医院那边的路上，当时在那一代称霸的日本鬼子还是级别比较高的军官。

1938年1月份的某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家里有妈妈，7、8岁的王桂英、5、6岁的二妹王桂华及到她们家串门的舅妈，爸爸出去做生意了。有2个日本人拽她们家的门，说要找花姑娘，妈妈和舅妈顶住门，死活不让日本人进来，结果日本人把门拽开闯进她们家里，一脚把妹妹踢开，妹妹顿时血流满地，王桂英上前抱住妹妹，结果又被日本兵用刺刀把头给刺破了，接着两个个日本兵分别拖着妈妈和舅妈各到一个房间把她们两强奸了，强奸后穿上裤子便扬长而去。

不久，王桂英的爸爸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顿时怒气冲天，先把妈妈陈广来骂了一通打了一顿，气愤不已要找日本鬼子算帐，在路上看到日本鬼子就要跟他们拼命，结果被日本鬼子抓了去，吊起来打，被关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王桂英曾跑到她所知道的宪兵队去找爸爸，双腿被宪兵队门口的狼狗咬伤。家里为了把王庭发救出来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找到在警局里的一个熟人，才把王庭发放出来，但人已经被打得不行，是用板子抬回来的，回来后右手便残废了。

王桂英的舅妈被强奸后就疯掉了，一直疯疯癫癫的，在解放初期去世。

王桂英的二妹头部因被日本鬼子拽倒触地流血不止，王桂英便带着她去河边将头上的血迹洗掉，在用抹布擦洗的过程中不幸感染，后来二妹的脑子一直嗡嗡的叫，剧烈的痛，2007年去世。

王桂英的父亲右手残废后，家里便失去了主要劳动力，一贫如洗的王家过着再艰难不过的日子，后来王庭发参加了新四军，为苏北的战士采购药品，没想到有一次在中华门被日本人发现，连药带人又被抓去，暴打，被救出来后，新四军曾希望他再次加入部队，遭拒绝，1974年去世，享年71岁。

王桂英的妈妈后来又生了2个儿子，3个女儿，晚年跟家境尚好的6女儿住一起，在此期间一直不需家里知道1938年冬天发生在她们家那件事的人提过去，直到她80岁那年才向6女儿透露了一些，至今家中她不少子女都不太清楚日本鬼子对她造成的伤害，老人于1999年去世，享年92岁。

王桂英后来成家，有2个儿子，一个12岁的孙女，一个上大学的孙子，其中一个儿子在南京理工大学做教授，目前跟其中一个儿子住在一起，每月有几百元的退休工资。2006年春天，她才把自己家中的遭遇告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曾3次接受过来宁日本人的访问。自解放后，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对她有任何帮助。在很长一段时间王桂英经常做恶梦，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对自己母亲和舅妈的性暴力事件，她一直都很胆小，不敢出去，只要外面有一点动静便会熄灭家中的烛火。

在昨天的证言上，来自日本友人也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

第一位问她的是在10年前拍摄的影片《南京1937》里面扮演松井石根的演员，他问老人有没有想过通过一些适当的渠道进行诉讼，要求得到民间赔偿？老人说没有，但很想，不知道如何做。没人教她，她没有读过任何书，不识字。

还有一个日本人问她，当时日本人闯进你家里，你周围的邻居知道吗？除了你家，其他周围的人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吗？老人说，日本人一来，所有人都跟知道魔鬼要来一样，全部躲藏起来，除了他们家，周围不计其数的家庭都遭遇到或重或类似的遭遇，如邻居一对新婚小夫妻，日本人强奸了新娘，新郎要和日本人拼命，被日本鬼子装进麻袋，活活惯死，这些都是她亲眼所见。还有的反抗者被电电死，被狗咬死的都有，举不胜举，当时几乎每家都遭到了侵略者的侵犯。

有日本不停问她，是你亲眼看到的吗？你怎么确定是官兵？你不是说他们拿着长长的刺刀吗？官兵们不是应该拿短刀吗？

最后，日本人说，老人为大家讲述了自己这段痛苦的经历，为表示对她心灵上的补偿，将送她礼物，后采才知道是一把小纸扇，一条毛巾，就这样打发了80多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结束后，日本友人跟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赶赴酒店吃饭。

80岁的王桂英和其6妹颤巍巍的走出纪念馆大门，连个盒饭都没有。

据我所知，2005年江苏省政协秘书长、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席戈琳委在江苏省“两会”上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将南京中山东路307号中山宾馆大礼堂即黄浦厅开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这里曾是审判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战犯的军事法庭。该礼堂常年只充当会议室的角色，其作为抗战胜利历史遗址的纪念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利用，当年，江苏省有关方面召开督办现场会议达成共识：全面恢复大礼堂军事法庭当年原貌，并于8月15日日军投降日前后(8月10日-25日)免费对社会开放。

2008年8月15日，我再次致电江苏省会议中心有关负责人，曾用激昂慷慨的语调说过“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同时也是承载荣耀之地，审判战犯大厅就是中国人民战胜侵华日军的见证!”的原江苏省会议中心(钟山宾馆)董事长薛建华已调至集团，对这里的情况说不清楚，该会议中心企划部文化策划主管张净说，今年没有得到上级的通知，没有任何动静。

建筑还在，历史清晰，但如今的人却已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