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3周年，许多朋友都写了悼念的文章。我看到，虽然平日政见分歧很大，绝大多数朋友在屠杀这种大非问题上，都给与了谴责。几个我尊敬的朋友，提出了宽恕六四凶手的话题，引起不少争议。柴玲日前以基督徒的立场说出“原谅当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也引起许多混乱和纷争。 对于个人，宽恕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在一个民族走向和解和重生的道路上，宽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谈宽恕，绝对不要抹杀正义。糊里糊涂的宽恕，不仅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不能让受难者得以宽慰，也不能让加害者改过自新。没有分寸的宽恕，乏善可陈，危害极大，容易重演历史悲剧。 宽恕要建立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宽恕决不意味着不再追究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对华人的思维有很坏的玷污和破坏。中共在历史上干的坏事太多了，随手一挖都是一砣屎。所有的历史都要捂着遮着，就怕人们认真起来。文革结束，中共把所有的臭屎盆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扣， 而后，“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我们要向前看！”。于是，文革的残渣余孽，绝大多数都没有得以清算，他们继续生活下去，活在罪中。这些人，难免就不会附庸在体制下，继续逼迫现政权的敌人。 宽恕还要建立在加害人真诚悔改的基础上。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宽恕日军的侵华屠杀？一个根本的原因： 大多数日本人不愿意对中国人真诚道歉。对方没有悔改甚至道歉的时候，谁要你宽恕？有朋友引南非曼德拉执政后建立“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为例呼吁宽恕，但是忘记了：该委员会的工作一部分就是调查真相，不是把历史的恩怨一笔带过；另外一部分，“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今天，在加害人从未请求宽恕，持续迫害民主人士良心犯的时候，谈宽恕实在是不合时宜。 柴玲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不恨恶具体的罪人，但应该恨恶罪，那残暴、狡诈、虚谎、以权力为私产、视人命为粪土的罪。柴玲讲的“原谅”，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不再追究邓小平李鹏的罪责？即使中国民主成功也不要把凶手送上审判台？她应该解释清楚。否则难免混淆视听。 中国人是一个讲面子的民族、一个感性的民族、一个个性不彰显的民族。这样的文化下，中国人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和罪行承担责任。我认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才是更令人敬佩的人，更具有人的尊荣。文革中，你斗我，我斗你，几乎人人有份。到了文革结束，只见遍地的受害人，人人都哭着说自己是受害人。敢于公开忏悔的，用１０个手指头可以掰得过来。“在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乞求的；当灾难过后，只有爬起来哭诉的”。这样的民族，如何令人尊敬？ 真正悔改的人，是不惮于担当应有的罪责。北洋政府误开枪镇压了示威学生，段祺瑞长跪街头忏悔，终身茹素。有悔改重生的重刑犯，在牧师的祷告下坦然走上受刑路。承当应有的罪责，才是悔改的表现。也只有真诚悔改的，才容易获得受害人的宽恕。 笔者家族里，也有文革中结怨的。受害人后来发迹回乡，不去看望加害者。这位加害者从来没有对受害者道歉忏悔，却振振有词地批评受害人说：“都这么多年了还计较，心胸也特狭隘了！”我当时年纪虽小，闻知目瞪口呆。那样单向要求宽恕的思维，实在令人不齿。
将心比心，如果日本人谴责中国人心胸狭隘，不懂得宽恕这个做人的美德，华人该作如何感想？今日已有超过４０藏人自焚，汉人还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将来的一天，汉人谴责藏人闹独立没有民族大义，将多么荒谬？在正义来临之前，请谴责政府的祜恶不悛，不要要求受害人的宽恕。更有资格提出宽恕的是，李旺阳那样的长年６４冤狱受害者和丁子霖那样的六四冤魂的亲属。 对于六四镇压，华人应该持续追究真相和罪责，永远纪念，绝不忘记。我们可以不喊血债血还，但是我们绝不让血债淡淡地遗失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在中国政府认错悔改之前，不必奢谈宽恕。那样的宽恕，不能惩前毖后，只能鼓励健忘，重复历史的覆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