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北方農村插隊。這個村大約離省城50里，屬於城市的遠郊。這裡就叫它鄭村吧。整個村子建在黃土高坡上，離火車站和縣城都是7里。我們都是走路到火車站然後乘火車回家或者找順路卡車回家。鄭村在當時還是一個不錯的村，人口相對少，廣種薄收，號稱是人均產2000斤的村，老百姓還能吃飽（我們知青也能吃飽）。村子從60年代就開始接受插隊知青，到了70年代時有大批知青在村里。我當時是隨一個大廠子弟一起去鄭村，總共3年。在插隊期間，我對村裡的情況基本上滿意，但是在1975年秋天發生的一件冤假案，使我對村支書的印象有了徹底的改變。

鄭村的書記是一個外來戶，當時還不到30歲，小伙子個子不高，曬的紅黑的臉。他是和幾個親戚一起從河北移到鄭村的。應該說鄭村對外來人很好，小伙子初中畢業，聰明能吃苦，很快就當了團支書，開始找對象了。他看中一個家底不錯，比較白，長相姣好的鄭村姑娘，但是姑娘父親老W不同意（是個老中農） 。以後小伙子找了村里另一個高個子姑娘，同時官運神通，到我插隊時，他已經是村裡的黨志書，有兒有女了（就叫他村書記）。而他早先相中的對象，在我去之前，也找到一個工人嫁出去了。別人告訴我這件事，當時只是當做故事聽。而且兩個人都各自結婚了，這件事應該就結束了。

但是1975年秋天的一個早晨，大隊廣播突然通知讓村民們都到大隊院子開會。原因是有三捆穀子丟失了，（北方的穀子，碾以後是小米），這是階級敵人搞破壞偷了穀子。當時我想這不是大驚小怪嗎，那麼多小塊梯田，收了多少捆穀子，誰能數清楚，況且一捆穀子並不大，3捆也值不了幾十斤米，誰偷啊。但是幹部說，每塊地有幾捆穀子在收工前數過的，現在不夠了，少了三捆就是有人偷了。而且指明老W最後一個離開的，強迫他說清楚。但是老W堅決不承認。接着就是連續批鬥，最後硬是把老W定成一個壞分子（我記不清具體的罪名了）。我心裡不服，但也不敢說，也從未和其他人議論這件事。（我曾經代表知青參加過老W案子調查會，但是我不敢提疑問；其實村里其他代表也沒有講話質問事實真相）。

老W的大女兒在公社衛生院工作有些關係，她上下活動為父親洗清白。在75年冬天，公社還派了調查組到村里調查，結果是不了了知。這件事發生後，鄭村的書記繼續高升，借調到公社上班了。不久我離開了鄭村回城工作了。

就在我離開不久，一個消息傳來，村書記坐在帶篼子的摩拖車去另一個村子開會時，從車裡顛出來摔死了。

後來的老W的事情怎樣平反的，我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村書記死了以後，老W的事情一定很容易解決了。我最後一次回鄭村，是在上大學後的第2個暑假。儘管老W已經平反，但由於這件冤案的發生，使他家承受了巨大的磨難。

 後記：

在我插隊的第一年，村書記為了培養親信，發展了６個村裡的青年入黨，其中有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對象；僅接着的兩年 (在我回城前)，他把他的弟弟和對象都保送上了中專（當時大學名額很少, 我們就更沒有機會讀書了）。更愚昧的是，在村書記去世後，他的父親（南下幹部）為了他的家產不流向外邊，硬是捏和他的弟弟和他自己的媳婦結婚，害了兩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