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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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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色接班人”的另类义工贡献
   

  《往事》点出这奇特现象:一伙几乎没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一场几乎没无产阶级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后工人阶级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沦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执政者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时俱进一再延伸


  老高按:几年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民间网刊《往事》上读到一段话,会心一笑:
  从历史上看,为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每次都要加盖上“历史决议”的封印,为历史规定标准答案,好像如此一来,历史就会以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来。结果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又不得不拆开重来……
  造成如此尴尬局面,官方史学有两大难言之隐。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缚,它面对的是一脉相传的家族,虽然路线方针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恶功罪朝夕径庭,叙述起沿革,史家却只能“装修”,绝不能“新建”——“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时代的挑战,文明日进,知识普及,信息共享,传统的封闭思维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說得好!一针见血!好一个“‘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
  《往事》我读到的不是很全,但前后也收到过几十期,每一期都有信息含金量很高的文章。
  最近得知噩耗:这个中国大陆质量上乘的网刊的创办人之一李宇锋,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了!一恸!
  李宇锋何许人也,我不清楚,网上也很难找到关于他的翔实介绍。他是个“红二代”,应该是出生于1963年(他自己在文章中说“九一三事件”他八岁,在军干子弟集中的北京群英小学上二年级)。在他去世之后,网上有了他的伙伴郑仲兵、北京大学同寝室校友罗新写的三兩篇回忆文章,另一本中国大陆民间网刊《记忆》第180期,则物伤其类,出了纪念李宇锋专辑。其中何蜀的悼念文章尤为值得一读,特转载于下。
  平心而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中国的言论空间、信息传播空间,确实是宽松不少,就算习近平上任之后声称三个、四个“自信”,要“主动出击”,打压具有一定独立精神的媒体和人士,收紧公民社会空间,致使专制回潮,也不可能真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水平。《往事》创办12年(从2004年到2016年),发行134期,就是明证。对照一下,前一段时间获得2016年度刘宾雁良知奖的谭蝉雪老大姐,回忆了六十年代跟未婚夫张春元等人一起办了个油印小刊《星火》,就成为“全国第四个反革命大案”,当局抓了好几十人予以重判,张春元服刑期间赶上文革“一打三反”,与林昭等三人被处决。抚今追昔,今天的当权者做不到这一点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种历史进步,固然不能否认有当权者个人的品格、胆略、眼光、甚至一念之转等种种因素,但更是历史大潮、国际影响、社会变迁、民心所向的综合作用。
  其中,就有李宇锋和他的《往事》的一份贡献:他们利用了比毛泽东时代宽松一些的社会空间,又用自己的行动,冒着风险(风险仍然是很大的,尽管不像毛时代惹来杀身之祸)去竭力更撑大这个空间。他的贡献不能磨灭,与前几天我介绍过的艾晓明教授,以及更早时介绍的摄影家贺延光等很多人一样,李宇锋也是中国的脊梁,当之无愧,跻身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转型进步而奉献的几代志士仁人的行列。他不仅留下了发掘出来的许多真相往事,给那段历史留存铁证,而且留下了一笔“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财富,在当下中华民族礼崩乐坏、心灵塌方、满目疮痍之际,他用自己的134期《往事》,埋下了未来重建现代文明的种籽。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鲁迅)


  他是一个最苦最难的义工——痛悼李宇锋

  何蜀,选自《民间历史》网站,原载《记忆》180期纪念李宇锋专辑

01.jpg

  2006年,北京,李宇峰(左)和本文作者何蜀。

  用湖南朋友陈益南的话说,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革研究的人,都是义工。确实,我们所做的事,不管是研究、写作,还是采访口述、整理回忆、录制资料,都不但没有稿费、课题费、车马费(旅费),还经常得自己倒贴费用,更不用说花费时间精力了,也更不用说经常会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打压了。纯粹因为个人兴趣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才使我们乐此不疲地不愿放弃,而且还时时自感乐在其中。
  宇锋,是我们这类义工中最苦最难的一个。
  因为他身体有严重的残疾。
  我是在2006年3月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才意外知道他是残疾人的。当我看到他从坐的地方艰难地撑起身来却不能挪步,当我握着他的手时感到手指的明显变形,我都心中暗惊——因为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也没有谁对我讲过他的这一特殊情况,跟我谈起他的人,都只是对他表示钦佩,赞赏,认为他了不起。
  介绍我认识宇锋的是康国雄老先生,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他的父亲是陪都时期重庆有名的民营企业家、金融家,后来当然就被当成了“大资本家”,又被打成了“大右派”(在后来“右派改正”时还差点要把他留下来作为不予改正的样板以维持“反右”运动正确的结论)。康国雄就是这样一个“黑色”出身,再加上莫须有的“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使他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受到打压。2004年秋,我为他整理完成了那本既沉重又有趣的回忆录(《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在那期间,他通过他的中学老同学刘家驹(时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结识了李宇锋。当他得知李宇锋他们创办了民间刊物《往事》时,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问我要不要。我也就结识了《往事》的执行主编李宇锋并得到了每期寄赠的刊物。但康国雄、刘家驹都从没提到过宇锋的残疾,康老先生只是跟我念叨过多次:应该有人研究“李宇锋现象”。因为在他看来,李宇锋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出身的干部子弟,却不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完全背离了“党文化”的长期培养教育,专心致志、冒险犯难地从事还原历史真相、探讨社会变革之路的活动,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异常现象吗?

  我后来才知道,宇锋因病致残之后,没有消沉,也没有赶紧“消费人生”,向社会索取“补偿”,而是更加心无旁骛地向社会付出。他和郑仲兵老师一起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这个“公司”从不做生意,只是为了在不能自由结社只能自办公司的时代条件下注册登记方便。编发《往事》就是他们事业的起步。那时网络通讯还不普及,特别是在老年人当中(而这又是《往事》的主要读者群),因此《往事》最初只是他们自己印出来寄送赠阅的纸质小报,以后才发展成为通过网络传播的电子刊物。从2004年9月28日出刊的第1期《漫谈文革座谈会》开始,到2016年12月8日宇锋发出的最后一期,已经出了134期,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关于文革的研究与回忆、反思,此外还有关于现当代历史的一些回忆、反思与研究。《往事》的组稿,选稿和编辑,基本上都是宇锋和郑仲兵老师商量后由他具体做的,每一期发一篇或一组文章,前边都有一则“编者的话”,我曾对宇锋说,我拿到《往事》后,首先就是急忙看“编者的话”,先睹为快,因为都写得非常睿智、犀利,让人获益匪浅。那些“编者的话”多是由诗人朋友田晓青起草初稿,宇锋最后推敲修改定稿的。当我了解到宇锋的残疾状况之后,才知道他编发这个刊物是多么不易:他只能用一个手指头去敲击电脑的键盘……
  以《往事》第16期(2005年6月9日)为韩钢教授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下)》所写的“编者的话”为例:

  历史的叙述脱胎于神话传说。在各种文体中,只有神话的自圆其说不容置疑,因为它不必在现实中求证。在蒙昧闭塞的远古时期,它往往被用来证明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获得认同。我们从官方史学的论述中,仍可辨认出这类远古的遗迹。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这类有关权力起源的神话,既然打着历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证中受到考验,结果可想而知。
  从历史上看,为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每次都要加盖上“历史决议”的封印,为历史规定标准答案,好像如此一来,历史就会以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来。结果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又不得不拆开重来……
  造成如此尴尬局面,官方史学有两大难言之隐。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缚,它面对的是一脉相传的家族,虽然路线方针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恶功罪朝夕径庭,叙述起沿革,史家却只能“装修”,绝不能“新建”——“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时代的挑战,文明日进,知识普及,信息共享,传统的封闭思维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显而易见,官方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对它的要求。它现在的功能与其说提供记忆,不如说提供遗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它自己被边缘化,被遗忘,陷入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与官方史学的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立研究的兴起。这一兴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层更广阔的历史潮流: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独立思考的权利。
  相对于“政治上正确”,独立研究更在乎历史真相;相对于“历史辩证规律”,它更关注寻常的逻辑;它的判断并不建立在高深的历史目的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与其说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圆其说的历史,不如说它开放了这一领域:有共识,却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并且随时准备容纳和探讨不同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在这里,“说法”一次次被质疑,“结论”一次次被颠覆,引起关注、探索和讨论,真相不断地大白于天下,历史被重新发现,重新叙述……


  又如《往事》第13期(2005年4月15日)为唐宝林教授《中国托派概述》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这几段:

  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产生出如下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挂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农民起义的狗肉,一伙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一场几乎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驴唇对中国现实的马嘴,发动了一场莫须有的无产阶级推翻莫须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
  ……
  如今,世界的发展并未验证马克思的预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全球最富裕、稳定的部分,世界产业结构的变迁使作为正义的承载者和历史的推动者的工人阶级被边缘化,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历史上那些关乎历史方向的重大的论争失去了意义。在中国,工人阶级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沦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与时俱进地一再延伸。


  几乎每期《往事》都有这类启人深思的“编者的话”。
  2006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当年2月24日,宇锋给我发来邮件说:“今年,我们准备组织2-3次小型文革座谈会,何兄能否在百忙中来凑一次热闹?当然,往返机票及在京食宿由我负责。请何兄斟酌。”我很快回信说:“所谈事甚好。已有朋友邀我下月下旬到京一次(也是这方面事),我正在想费用和食宿怎么解决。我也不能多逗留,因杂志事还忙,今年第三期是一百期,主管方面打算要庆祝一番。目前杂志社三人中我是唯一编满一百期的人(其他老的都退了)。”我信上提到的“朋友邀我”一事,是徐友渔、崔卫平、郝建他们发起在京召开一个民间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我那次去京赴会,就在宇锋的公司下榻,往返机票也是他给我报销的。
  那就是我同宇锋的第一次见面。那次除了参加徐友渔他们那个研讨会外,还在宇锋的公司参加了一次小型研讨会,有郑仲兵老师和徐友渔、卜伟华、吴迪(启之)、吴小龙、舒云、刘家驹,以及正到北京出差的文革时重大八一五的战报主编周孜仁等参加。此外,宇锋还请来了阎长贵老师与我见面,又通知了刘自力、刘双兄弟来面叙(我们都是已经有过几年邮件联系交流却未见面的朋友)。他还特地带我去拜访了王年一老师(那是我与王年一老师唯一的一次见面)。
  宇锋还安排我去见了林立衡(豆豆),那次有郑仲兵、刘家驹二位老师一起,大家与林立衡作了些交谈,吃饭时,林立衡叫来餐馆的大堂领班杨大姐跟大家见了一面,杨大姐的父亲就是当年林彪的小车司机杨振纲(跟林彪一起乘256号飞机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忠诚的军人)。当然还见到了被林立衡视为“干娘”的王淑媛老太太——当年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老太太跟我们聊天中反复强调:“首长是个好人,首长是个好首长……”还在大家要求下表演了她曾为给林彪解闷而表演过的教幼儿园小朋友跳的舞蹈……
  当时正值邓力群那本在香港出版的为其反改革观点进行辩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在内地私下流传,宇锋他们复印了一些提供批判。有一天我跟宇锋一起出门时,看到他那小会议室里有几个老干部正凑在一起讨论文稿,宇锋笑着对我说:“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他说的“批邓”是指批判邓力群——那位满口马列主义,在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把别人打成“特务”却把别人的妻子“抢救”到自己炕上去了的“左派理论家”。没想到宇锋他们复印邓力群书的事给他们公司带来一点麻烦,就在我刚离京返回重庆之后,就听康国雄老先生来电话说,宇锋的公司被查抄了。原来当时中央在追查邓力群这本“禁书”在北京的流传,追到宇锋的公司,就进行了查抄并传讯了宇锋。我赶紧打电话去问宇锋情况怎样,他笑呵呵说没事,还说,他一去,见到那些威严的比他年轻的执法人员,就调侃了一句:“看见你们格外亲……”《看见你们格外亲》是宇锋上小学时,文革后期广播电台里经常播放的流行歌曲,以农村老大娘的口气赞扬下乡帮助秋收的“人民子弟兵”。对于宇锋这样的“红色后代”来说,那些执法人员是维护这个“红色江山”的,当然应该是“格外亲”。不过那些人可能很难理解宇锋为什么竟也成了这个政权维稳的防范、打压对象。

  此后不久,宇锋编发了《往事》第44期(2006年9月29日),发表了三位老干部的文章:李锐《关于上书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的经过》和《吴江致邓力群同志的信》、冯兰瑞《五问邓力群——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对邓力群的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进行了严肃的、有理有据的批评。《往事》在“编者的话”中说:

  那么,一个道德有缺陷的人,何以充满道德上的优越感,一路扮演“左派”、扮演“抢救者”的角色而不知反省呢?
  这一怪现象不光跟个人的私德有关,还跟一贯左倾的党文化有关。有些投机者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自己鼓吹的左的一套。但他们知道,在这个党内,只要站在左边,就是抢占了有利地形和道德上的制高点,就可以当整人的“抢救者”,就可以利用党内斗争去争权夺势,以获取一己的私利。
  左边还有一个优势,因其“立场正确”,就可以从预设的立场出发,罔顾事实和逻辑,得出唬人的结论。比如腐败和两极分化明明是由缺乏民主监督的专制主义造成的,但“抢救者”们却把这种现象归罪于所谓的“自由化”,并反对人民监督当权者的民主权利。由此可知,他们并非像某些人们以为的,是反对腐败和两极分化,相反,他们竭力维护的恰恰是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政治根源。
  讽刺的是,这本鼓吹专制主义的书无法在内地出版,只能以私下复印的方式流传,使得这位“抢救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体制下,就连鼓吹专制,抵制民主和自由的文字都没有出版的自由。


  宇锋大学毕业后,本来也是个前程似锦的“红色接班人”。但是八十年代末那次划时代的、震惊了全世界的枪声,令他痛心疾首。他曾跑去找他父亲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他一向尊敬的“革命前辈”。当他诉说了思想上的困惑之后,那位前辈却毫不留情地说:“对这些人就是要镇压!”宇锋告诉我,他从此不再上那位前辈的门。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自愿退出了“红色接班人”的行列,开始反思自己和父辈走过的道路,并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转向了中国现当代历史。
  在新世纪之初,宇锋他们一边自编自印《往事》,反思历史,进行思想启蒙的交流、传播,一边组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还千方百计请来了北京地区的各方面文革风云人物及历史见证人(如曾在中南海服务的工作人员)录制口述资料,鼓励他们写回忆。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阎长贵、王广宇老师的回忆录的写成与出版,就有宇锋的鼓励、推动之功。宇锋还自己动手整理了文革中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造反派头头、北京工代会负责人徐铠的口述(《往事》125期),与阎长贵老师一起整理了《保健护士谈江青》(《往事》120、121期,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那些研讨会、座谈会、追思会,一般都是宇锋策划和主持的。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活动的费用,都是他们那个文化中心承担的,不过他们这个“公司”因为从不做生意,不会赚一分钱,所有开销,除了朋友的资助外,就是宇锋他们自费,其中主要是宇锋自己在朋友的企业投资的分红。可以想见他们的坚持是多么不容易!后来因为经济的原因,难以再聘用仅有的两三个工作人员,宇锋不得不关闭了文化中心,但他仍然坚持编发《往事》,并断断续续整理一点以前录制的资料……
  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在宇锋突然离开人世的三个月前,2016年9月,他离京去山东老家治疗的前夕,他还策划并成功地在京郊某地召开了邵燕祥创作七十周年研讨会,请到了京城一批有名的学术名流,其中不少人也是随时受到“维稳”监控的“敏感人物”,研讨会十分成功。钱理群先生在悼文《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中写道:“在讨论结束时,宇锋作了一个极动感情的发言,表示希望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聚会。”但谁也想不到这是他策划并主持的最后一次研讨会。当时正值文革五十周年这个“敏感年”,特别是在京城,要想举行一次民间的学术研讨会谈何容易!清华大学老五届的校友们要聚在一起反思文革历史,从世界各地来到京城后,却被阻挠不能开会,甚至他们改变计划另找餐馆一起吃饭,也在联系好餐馆之后突然被通知不能向他们供餐;中央党校的老干部杜光与几位老友的定期餐聚,也被强行取消……而宇锋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用启之的话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功召开了一次民间的较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难怪郑仲兵老师在悼念宇锋的信里说:“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

  他思想的深邃,精神的乐观,谈吐的幽默,往往使人忘了他那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残疾之身。
  2012年秋,我因事去北京一行时,与他和郑仲兵老师、吴迪、卜伟华、小戴等小聚了一次,那时我发现他的身体更糟糕了,当我们一起坐车到达郑仲兵老师家门外下车时,他迟迟没有下来,原来他久坐之后,得先平躺下去,缓过一会儿,才能起身由人搀扶着下车。我看到他那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也深为他担忧,但是此后每当我问起他身体情况时,他仍然十分乐观地回答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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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北京,在王年一老师家,左起李宇锋、何蜀、王年一、卢弘。

  2016年12月8日,我收到宇锋发来的《往事》第134期。此前我已知道他去山东东营作治疗,以为这段时间他不会再编发刊物了,但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当时不可能想到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期《往事》。我给他回复邮件说:“宇锋兄:发到我两个邮箱的《往事》都收到了,非常高兴!知道你还在‘继续革命’,令人欣慰。刘家驹老师的情况可能不大好?……”刘家驹老师从解放军文艺社退休,自《炎黄春秋》创办时起就担任了副总编,以后又担任过几年《炎黄春秋》的执行主编,跟宇锋是忘年交。刘老师把自己的几十篇文稿都交给宇锋帮忙整理发表(已经在《往事》第75期发表《往日军旅性见闻》和第103期发表《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外一篇)》)。在宇锋离京之前,刘老师已经因心脏病住院抢救。
  很快收到宇锋从手机发来的回信:“何兄好!相信彼此都在勉力挣扎,只要有一点空间,断不会轻易言弃。刘老师大概已经出院半个月了,这次侥幸,估计也是风烛残年,来日堪虞。所有未刊稿,命我修订并委托将来,其实以我的基础,欲做廖化尚且不合格,深感沉重!窃恐届时还需何兄指教。我到东营住院康复肢体已月半,估计大致得一年左右,也算一次‘重点转移’吧。这里日程较满且网络不畅,一般平时忙于‘武斗’,只有周末可以腾挪‘文斗’一二,呵呵。何兄保重!”
  他信中说我们都在“勉力挣扎”,指的是我们所从事的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的事业,是在被某些权贵势力视为大逆不道、处处设置禁区的形势下艰难进行的。然而对他来说,则不仅是在事业上“勉力挣扎”,而且还得在日常生活中“勉力挣扎”,远比我们苦得多,难得多!
  他的最后一则短信是12月18号——他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十二天之前发来的:

  何兄:估计刘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再做认真修订了,一叹!咱们都保重,如顾训中老师说的:争取活着看到结果。呵呵。 宇锋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17年新年前夜,我接到小夏打来的电话,说宇锋已经去世,微信群里已经在传了。我大为震惊!给郑仲兵老师去电话,打不通(后来才知道郑老师在香港),给刘家驹老师打电话,占线。我干脆给宇锋的手机打去电话,是他请的护工接的,证实了这个噩耗……
  那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宇锋的离去,给那个“文革敏感年”画上了一个黑色的句号。
  2017年,是“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对于畏惧历史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敏感年”。不过,宇锋不必再为以后这些“敏感年”忙碌了……

  就在宇锋离去之后,我读到何清涟的一篇文章《保护“吹哨人”的国家才有未来》,其中有一句话使我顿生感慨:“最了解红色家族腐败的人是红二代成员,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人出来向这种体制说‘不’,相反,他们还为保护这个体制竭尽心力。”这位身居异国的作者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太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了。她不知道,“向这种体制说‘不’”的所谓“红二代”成员并非没有,李宇锋就是一个。
  2017年2月24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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