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攝影記者沒什麼可得意的：我們都有意無意地都參加了造神和造假。這個時代按快門成了最簡單的事，而什麼時候按成了最複雜的事。我對攝影還有熱情，是因為我覺得很多該拍的東西還沒有拍到。有了數碼相機，拍出好照片更難了……


　　老高按：去年6月在加州百歲老人許家屯的告別儀式上，邂逅前中國青年報社圖片總監、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他已經退休了，來加州小住。7月底，他來美國東部跑了十來個州，我又見到他，陪他和另一位住在賓州的攝影家、獨立電視製作人蕭燕，前往紐約看朋友，觀摩了他們倆如何拍照片，算是一場兩個師傅、一個學徒的“偷師學藝之旅”，大有收穫——雖然我的拍攝水平沒有多少長進，但自我感覺至少悟到了若干門道。
　　賀延光應賓州華人社團“時光文藝攝影沙龍”之邀，與一群攝影愛好者座談，我和幾位新澤西的朋友也趕過去取經。延光是從事新聞攝影的，座談的主要內容，就是他一張一張地放自己所拍攝的照片，講述拍這些照片的故事，順便也就介紹了很多拍好照片的大原則和小竅門。一個晚上，大家跟着他重溫了平反冤案、老山戰事、“六四”屠殺、北京非典、汶川地震……眾多重要歷史事件，重逢了胡耀邦、李慎之、華國鋒、劉賓雁、胡錦濤、吳祖光、劉道玉、蔣彥永、賈樟柯、江澤民……等等這一段歲月中在大家的人生中留下深刻印記的人。
　　《明鏡月刊》記者整理了賀延光的發言，我看過整理的初稿，並做了個別訂正。後來見發表在《明鏡月刊》84期，並已在明鏡新聞網連載。這裡我轉載他講話的前半部分。
　　賀延光說：“如果你是一名攝影記者，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照相機不重要，那麼什麼重要呢？延光的這句話讓我沉思良久。

　　“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

　　　　——賀延光與美國華人攝影者座談發言（上）

　　《明鏡月刊》記者 季高 整理，《明鏡月刊》84期


　　中國著名攝影家賀延光講起話來不緊不慢，卻時時冒出思想火花，留下很多乍聽出人意外、細想切中肯綮的語錄。例如，他說：“如果你是一名攝影記者，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這個時代按快門成了最簡單的事，而什麼時候按成了最複雜的事。”“我對攝影還有熱情，是因為我覺得很多該拍的東西還沒有拍到。”“有了數碼相機，拍出好照片更難了。”“中國攝影記者沒什麼可得意的：我們都有意無意地都參加了造神。”……
　　這位從事新聞攝影40個春秋的旗幟性人物，即便已經退休，也一直不忘“不為歷史留下空白”的初衷。歲月將他淬鍊得成熟、沉穩，但是與他接觸，人們卻能感受到他心中一直葆有一股內斂的激情——或許與他三十多年來是在一個青年報刊任職所受的陶冶有關？也能感受到他熾熱的人文關懷。
　　2016年8月2日晚上，賀延光應邀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華人社團“時光文藝攝影沙龍”座談。《明鏡月刊》記者列席，並根據錄音整理其講話內容，未經本人審閱。

　　　　　　　　　　賀延光（高伐林攝）

　　四五運動突然想到拍照片

　　今天我談談我多年從事新聞攝影的感受。歡迎大家隨時提出問題、隨時打斷，咱們就是交流嘛。
　　攝影現在在國內很熱——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這麼熱。因為大家有錢了，可以買得起照相機了。
　　我小時候家裡有一台舊照相機，不過，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是把它當一個玩具。文革開始的時候我15歲，走南闖北，大串聯，北到哈爾濱，南到井岡山、韶山，到處跑。在青島海邊，曾經看到海洋學院搭起台子開批鬥大會，批鬥當時的市委書記張敬燾。但是我就是看熱鬧，雖然帶了照相機，就沒想到照張相。照相機幹什麼用？就是“到此一游”用——到井岡山一游，來一張；到韶山一游，來一張。我在黑龍江插隊五年，照相機也沒發揮作用，現在我非常後悔啊！回京之後，又回到黑龍江，把照相機也帶去了，同事朋友，拿了一支衝鋒鎗，跑到雪地里，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就那樣拍了幾張照片。

　　賀延光與美國華人社團“時光文藝攝影沙龍”的愛好者交流。（蕭燕攝）

　　什麼時候照相機發揮了點作用呢？我回北京以後趕上了1976年。清明節，人們悼念周恩來，那個時候我們天天到天安門廣場，投身人山人海。看到此情此景，忽然想到：我該拍兩張照片吧，太激動人心了！這時候我才想到了我的照相機，還借了一台照相機。有的照片是偷偷拍，為什麼呢？便衣很多，拍了就跑，拍的時候朋友互相掩護……不知是拍了三個還是五個膠捲。
　　但是幾天以後就變成“反革命事件”了！然後就是層層清查。我因為拍照片，組織我們工廠的人去天安門，都是公開的——我那時候還是被作為“接班人”培養的，老中青三結合，我是“青”，是工廠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一個年輕幹部，又開會，又發言，又唱反調，又帶着人到天安門廣場去，寫詩、拍照……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北京市的前四把手都批示，就抓了。抓之前，我把膠捲東藏西藏，本來就不多，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留的那部分抄家已經全都抄走了。當然不到年底“四人幫”就粉碎了嘛，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不許亂說亂動——你亂說亂動，就還得抓回來。當著我的面，把審訊材料、家裡抄到的那些，點火燒了。我不敢說話呀！
　　就這麼稀里糊塗地，我的鏡頭就對準社會了。1976年，我拍天安門事件是情不自禁，有感而發。那個時候，我的攝影技術，可以說除了能拍出個人影兒，什麼都不行。天安門事件平反之前，我成了一個新聞人物，做了七十多場報告——因為給我們這個案子平反的時候，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呢，可能上面那些“實踐派”也有意通過這些事例，撬動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所以到處都請我們。那個時候，中國青年報攝影部老主任洪克到我的工廠採訪我，採訪完了之後我就給他看了我在工廠拍的一些照片，都是工人加機器，不生動，我請老師指點指點。洪克就問我，你想當個攝影記者嗎？我說，什麼意思？他說我們《中國青年報》十月份就要復刊。我說我太想當啦！天安門事件平反前後，照片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比如說，當時專業記者不能到天安門廣場去拍照片，業餘愛好者冒死拍了一些照片。《中國青年報》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照片，就是王文瀾拍的——都是當時的業餘作者，後來都走上專業崗位了。

　　賀延光在交流當天，在賓州阿米什人地區觀光時拍照，大家說：攝影家拍的果然不一樣。

　　光環褪掉當記者

　　那個時候，當《人民的悼念》攝影展覽在北京開幕，人們奔走相告。我就在現場，非常感動，沒有想到，這些反映“四五運動”的照片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和轟動，人頭攢動啊！因為幾百萬人都參與了天安門事件，後來很多人都挨整、受牽連，這個事件平反了，有這麼一個展覽，大家可想而知。《人民的悼念》這個展覽對我走上專業崗位，可以說起了非常大的影響。我對洪克說我當然願意當攝影記者，非常願意！洪克想了想，又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念念不忘：他說你要想好，你要是當了攝影記者，你就當不了官了。他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當時我是一個新聞人物，已經被內定成了共青團十大的代表嘛，那是1978年10月。
　　但是攝影記者這件事報上去後沒有消息。後來我才知道，中國青年報社黨組討論的時候，說賀延光這個人不錯，但是，咱們這個廟太小啦，一個前途似錦的團中央委員，能來當個攝影記者？就把我給撂下了。
　　這樣我被調到北京團市委機關，幹了一年多。我實在覺得沒有意思。《北京青年報》要復刊，它歸北京團市委管，我要求去當攝影記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會照相，大家一塊兒出去玩的合影啊等等都是我拍的。說賀延光是會照相，我那個新聞人物的光環已經褪了一年多了，這時候要求去當攝影記者，就很容易實現了我的願望。
　　但我其實不懂攝影。拍個紀念照可以，但當了正式的攝影記者，不能矇事啊。我就到一些報社求教老攝影記者，還每個星期有一天跑到人民大學聽“蹭課”。老師在台階教室講新聞攝影，我騎個車就去了，往那兒一坐，誰也不認識我，都以為我是另外哪個班的。就是那個時候我認識的蕭燕——他那時已經是校報的了，而我是一個矇事的。（眾笑）
　　兩年以後有個機會，中國青年報社有個老同志退休，那個時候《中國青年報》是如日中天，發行量300萬份，思想解放的膽子也大，我就要求去《中國青年報》，我的光環已經褪掉了嘛，很快就去了，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賀延光（右）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看到一群從中國前來參觀美國大學的孩子，條件反射地舉起了相機。（高伐林攝）

　　我剛開始當攝影記者，也是走過彎路的。攝影在中國幾十年中，就是要求要為政治服務，為政黨服務。我們回過頭來看，弄虛作假從延安時期的照片就開始了。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不懂這些個東西。放暑假了，上級來說，“賀延光，拍張暑期生活的照片”，我就答應說“好”，在桌上畫個“草圖”，琢磨一下這個主題怎麼表現，然後拿著照相機，到胡同里找幾個小朋友：你站這裡，他站那裡，“笑一笑，笑一笑”……當時照片就是這麼拍的！

　　走了彎路，好在很短

　　好在，我這個彎路走得不長，很短一段，趕上了改革開放。攝影界也打開了窗戶，開始看到外國的照片，開始看到外國記者拍中國的照片，開始對照我們自己想問題了。
　　我認識了一個美籍華人攝影師——劉香成，跟我同歲，在國內長大，因為父親的原因，小時候戴不上紅領巾，他父親是香港哪個報紙的新聞工作者（是《星島日報》創始人之一——整理者注），他到香港上學，以後又到美國讀大學，學新聞。毛澤東一去世，他剛好畢業，本來是給老攝影師當助手，他就要求到中國去。因為他在中國長大，他很敏感地感覺到，中國要翻天覆地了！美國《時代周刊》就派他到中國，成了《時代周刊》首任駐中國攝影記者。
　　我和他見面的時候，記得是在宣武門那個教堂的活動中，擦肩而過，但是我一下就記住了他。為什麼呢？這個年輕人和大陸人不太一樣，上唇留了一撮小鬍子——那個年代，年輕人留小鬍子，“不是流氓就是阿飛”，所以我一見就記住他了。也認識他了，後來他又成了美聯社駐北京的記者。
　　當時我看過他的照片，覺得還可以，但心裡邊還是不服氣：美聯社的照片也不過如此嘛，和我拍的有什麼區別呢？四年後劉香成離任，離任後出了一本小畫冊《毛以後的中國》，都是黑白照片，不到一百張。我是在一個朋友家看到的，一翻都是英文，不懂；但是圖像是能超越文字的，一看就懂。我翻看的這些照片，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哎呀，看他一張照片，覺得無所謂，但是幾十張照片集合成冊，你一張一張看下來，就能感受到中國社會前進的砰砰的腳步聲。
　　比如說，他拍的鄧小平，是在哪個接待外賓的酒會上，他拍了個特寫。當時有拍電視的燈光打過來，使鄧小平的面部陰陽反差非常強烈，這種情況下，我們都不會按快門的，希望光線柔和一點嘛。然而他拍了：這就是鄧小平在一個酒會上的肖像——鄧小平的理論是，“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就把人物的性格和人們對他的認識，從一張照片讓觀眾感覺出來。
　　再比如，他拍一所大學，立著毛澤東的全身塑像，塑像台座上，有個大學男生滑旱冰，滑到中間來，他一按快門——上邊毛澤東，下邊滑旱冰，他通過這一個瞬間讓觀眾領悟到社會生活開始輕鬆啦！還有，他在故宮裡拍，後景是皇宮午門，一個裹著軍大衣的小伙子，向行人兜售可口可樂——最著名的美國飲料。
　　他拍的都是這些東西！他拍王府井四聯理髮店，一些婦女排著隊等待燙髮。文革中，在北京、在全國，女人是不能燙髮的，你燙了發——愛美之心嘛——上街就給你推個“陰陽頭”！現在那一頁翻過去了。還有，一個小街道的綠地小樹林裡，沒有人，每棵小樹上，都釘著一塊毛主席語錄牌：“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看了這張照片，當時就有點暈菜：這些場景我們太熟悉了，我們怎麼就沒想到拍這些東西啊？現在你想拍，沒有啦！
　　審判“四人幫”的法庭現場，只有《人民日報》等幾家指定的官方媒體可以進，我要接到這樣的任務，進不了法庭，就沒法完成。他是一個美國記者，更進不去了。但這個事件又非常重大。看他的畫冊里有一張審判“四人幫”：一間教室裡邊，幾個小伙子坐在一排椅子上看電視，木頭架子，黑白電視，放電視機的牆角，靠著一個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這個巨像有可能原來掛在這個單位門口的，後來，毛的巨像只在天安門等少數幾個地方保留，軍營廠礦企業的像都摘了。摘下來往哪兒放呢，也不知怎麼處理，只好就暫時靠在那牆角吧。當江青的面目特寫充滿了電視機畫面的時候，攝影師按下了快門，我們看到的是：到不了現場的群眾觀看審判江青，江青身後是一張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看到這張照片，我說，哎呀，我們這幾年白幹了，腦子不開竅，丟掉了多少東西！

　　拍真新聞照片還是假新聞照片？

　　有些東西，當時在中國攝影界就引起很大的爭論：拍真新聞照片還是假新聞照片？有人說，只要事情真發生過，雖然沒趕上，可以“追記”啊！可以不可以？討論來討論去，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這就是攝影的本質要求啊，你沒抓住就是抓不住了，如果已經過去的場景你還要“再現”，那是美術作品、那是電視劇！新聞照片，就得現場拍攝。我們攝影師的責任，是要把讀者帶到現場。國內攝影界搞新聞攝影的，過去為政治服務的觀念根深蒂固，雖然反對了幾十年的假照片，大家在理論上似乎沒有什麼疑義了，但十八大一開，一晚上就回到改革前。你看那些照片：戰士在練兵場學十八大文件，工人在車間裡學，農民在地頭上學……什麼玩意兒啊？！
　　好在，經過改革開放，畢竟有一些人明白了。攝影題材，在國內是個富礦，因為要拍變化，拍人的變化，拍社會的變化。中國恰恰就正在歷史大變化之中。
　　我剛攝影的時候，特別喜歡拍風光照片，香港、澳門的作品對我們影響很大，我們在美術館看了一些沙龍照片，講究光線、構圖、色彩。我們的新聞照片是不太講究這些的。我不反對沙龍照片，我在沙龍照片裡也汲取了一些營養，就是關於攝影的技術問題。我後來再看照片，比如二戰的照片，共產黨的記者不如國民黨的記者拍的好；國民黨的記者又不如老外拍的好。這中間就有一個技術問題。攝影師要通過技術來完成的，如果技術達不到，再好的題材都可能毀掉，那你乾脆干別的、把它寫下來好了。既然用照片來表現，照片本身的語言是至關重要的，攝影的功能，第一是記錄，第二是表達——這是我對記錄類攝影的認識。在座各位可能不是搞新聞攝影的，你拍山水花草，道理是一樣的，把那一隻鳥、一群鳥拍好了，也都不容易，大家喜歡哪類題材都可以，怕就怕你拍的和別人一樣！好的攝影師，什麼題材都能拍：從戰爭、災難，到社會日常生活。
　　1988年，我們在北京搞過一個國際攝影周，第一次引進了世界攝影比賽的展覽到中國，請了美國著名圖片社的五位記者——一個圖片編輯帶著五個著名的攝影記者，都在“荷賽”拿過大獎。“荷賽”，荷蘭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現在已經五十好幾年了，我們把它當作“新聞攝影的奧斯卡”，五個在那裡拿過大獎的攝影師，同時在北京辦講座，開討論會，一個禮拜，我覺得對中國攝影界是一個啟蒙，讓國人看看什麼叫“新聞攝影”。記得開幕那天，《中國青年報》頭版發的劉占坤拍的照片，荷賽攝影展在歷史博物館舉行，人多得把展板都擠倒了。觀眾排隊買票，在歷史博物館門前排一個半小時才買得到。30年過去了，至今還沒有一個攝影展覽超過那次的轟動。中國老百姓也愛看真正的新聞攝影！不像我們的新聞攝影虛頭巴腦。我們自己經歷的歲月，都沒有意識到要去拍它。

　　有了數碼相機拍照更難

　　數碼相機的出現，帶來了兩個現象：一是門檻降低，使每個人都很容易成為“攝影家”，在中國尤其是這樣；第二個現象，正因為它的門檻太低了，現在拍到一張好照片，更難了！
　　大家一塊拍，一定是有差別的。你要想拍得與眾不同，難度至少比我剛學攝影的時候難度大。那時候大家不知道什麼叫攝影，都買不起器材啊，你拍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別人沒有參與權，沒法比較和議論。現在有網絡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評論家，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照片拍不好就不行了。技術門檻降低了，攝影已經不是攝影家們、職業攝影師的專利了，說某人拍得好、水平高，他的本職專業可能是一個廚師、一個司機，但他拍的照片一點不比專業的差。這個現象很普遍。
　　大家要明白這一點：你要是隨便玩玩，無所謂；你要想拍得好一點，那就得認真。攝影——不僅是新聞攝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它本身是有規律的。不管什麼題材，我們既然拿起照相機，就要研究它的規律，更上一層樓。不管你是拍風光，拍社會生活，甚至拍小品、拍廣告、拍婚紗……道理都是一樣的。
　　在國際攝影周，那些著名攝影記者給我們看幻燈，一百多張幻燈，只有幾張照片我們熟悉——因為得過大獎，比如哥倫比亞火山噴發，引發泥石流，一個12歲的小女孩，扒在一根木棍上，救援人員60多個小時都沒辦法把她救出來。這個孩子的手都泡白了，攝影師看著這個孩子一點一點地衰竭，他拍的這張照片，你能感覺到，人在自然災害面前是多麼渺小，多麼無能為力；但是孩子在死亡面前的這種平靜，又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那一年它是世界最佳新聞照片——攝影師名叫菲尼爾（Frank Fournier），當年還送我一個杜馬克的小攝影包，我今年4月在紐約又見到他。
　　但是他們大部分照片的題材，就是生活、家庭、街道、人像、體育……都是平常的題材，我突然悟出了一個道理：戰爭、突發事件、災難，他之所以拍得好，是因為他所有的照片都拍得好，所以碰到這些事，他自然就能拿出好作品來。如果平常的照片都拍得不好，很難想象碰到一個重要事件時能拍得好。

　　我也有一個夢想

　　我在報社幹了30多年攝影記者，沒碰到幾件突發事件，大部分都是非突發事件，能不能拍好？在平常日子裡，把有意思的東西捕捉到，發表出來讓讀者看，讓他產生新的感受，是很不容易的。剛才說的審判“四人幫”那張照片，就是“一圖勝千言”，所以要訓練自己，從拍攝身邊開始。我覺得，不用跑多遠，周圍的生活場景中到處都是題材。像醫生給我剛出生一天的兒子稱體重，他哇哇大哭——我們生活中都有這樣的經歷，但是很多人就沒有想到要拍，都是到照相館去，讓孩子“笑一笑”。這剛出生裸著身子哇哇大哭的照片，等兒子將來結婚時，我放大了，在婚禮上當著大家送給他，你看大家會是什麼感受吧！拍社會的東西，拍人的生活，與人是距離最近的。很難拍好，但是機會特別多。
　　我來美國，就用相機來介紹我看到的生活，我覺得很多東西很新鮮，有很多題材值得拍。我在美國的這些照片，就是邊走邊拍，沒有什麼主題，碰見什麼拍什麼。題材不重要，拍及格了才重要。賀延光是不是每拍一張就是佳作？不是！大部分不是！很好的照片是極少數。
　　過去我們對美國的認識，不外乎華人艱苦啊，來了得洗盤子端盤子啊，華人都沒法融入人家這個主流社會啊——現在看，洗盤子、端盤子也很受尊重啊。什麼叫“主流社會”？能讓別人尊重你，我看就入了“主流”了。這裡有很多的題材可以去表達：第一要看到、想到，第二要拍好。
　　國內的攝影有的已經搞得很無趣了。比如有攝影雜誌想搞一個交流，初衷挺好，請外國幾個攝影師來，讓中國幾個攝影師跟他們PK。到了內蒙還是寧夏的哪個沙漠，在拍攝的時候，主辦單位請來一百多人表演安塞腰鼓，從沙丘上打下來——你想那個場面吧，從沙丘上下來，很奔放，踢得沙子塵土飛揚，太有氣氛啦！中國攝影師激動萬分，嘁哩咔喳，突然看見不同國家的幾個老外，無動於衷。晚上討論時，中國攝影師就問他們：“你們對着這樣的場景不敢興趣啊？”老外說：這是表演，它不是生活啊！
　　國內有很多就是表演，攝影已經不是攝影了。當然，你要是搞廣告攝影、創意攝影，那另說。你要搞紀實類的攝影，真實性是第一重要的。紀實性攝影和新聞攝影，道理是一樣的，只不過後者有時效，前者沒時效。但是不要“製造”什麼——“製造”什麼，不是本事。
　　有人問我有什麼夢想，我說我的夢想也不大，就是哪天到中南海，給他們講講什麼是新聞攝影，讓他們知道一下。
　　攝影是有偶然性的，有時第一張拍得不錯，第二張、第三張就很不怎麼樣，不像同一個人拍的。要承認拍照也有運氣啊。不過我們要努力提高，做到什麼題材都能拍。即使內容不強烈，也要讓它講究色彩、影調、趣味……能讓觀眾喜歡看。

　　三人八條腿和“雙胞胎”

　　下面我把這30年的照片給大家放一放、講一講。
　　中國攝影的擺布導演和弄虛作假，是一對孿生兄弟，它的背後，屍骨累累！大饑荒時期我們死了多少人，但是你翻《人民日報》上的照片，《中國青年報》上的照片，我們發新華社的通稿，那糧食多麼多呀，麥穗結得多麼碩大無比啊，幾個小女孩在麥垛上跳舞啊……唉！
　　但是在兩種情況下，我可能會稍微擺一下。第一，拍人像，如果拍攝對象是個作家，我會跟他商量：你是不是可以坐在書櫃跟前，有個環境背景來體現你的身份？如果他是個攝影師，是不是可以把照相器材放在旁邊？還有一種情況，是拍合影照片，合影之前，讓張三和李四換個位置，靠近一點或者隔開一點，別把後邊人擋住了。
　　國內新聞攝影，弄虛作假太多了。胡錦濤時期，2008年，《中國青年報》登了兩張胡錦濤的照片，一張是訪問日本和天皇談話，後邊有兩個翻譯，旁邊是兩位夫人。那天半夜我們還在報社，突然接到新華社緊急撤稿通知，說要換掉這張，另外又發出來一張。我們當時還真沒有看明白，印刷機都開轉啦，說換就換，為什麼換也不說，沒看出什麼來呀？印吧，第二天一看，胡錦濤這邊沒問題，但是夫人那邊，本來身後是兩位譯員，但是畫面上成了一位譯員，椅子底下卻是八條腿——三個人八條腿！我們第二天才看出來，趕緊收藏！太值得收藏啦。
　　為什麼這樣？我分析，在畫面上後邊的譯員，是不是哪位對前邊的夫人有重合，這個賴不得記者，記者的位置可能就是固定死的，有這個重合也不影響表達，但是有權力審稿的人往往是不懂業務的：夫人形象受影響了？把那個譯員消掉！上邊消掉了，下邊忘了消。
　　還有一張胡錦濤在青島視察奧運設施，跟一個老外專家談話，周圍圍着很多人，但是畫面上，你突然發現背景上有西裝革履兩個人，穿的戴的長的，一模一樣！怎麼回事呢？記者拍的時候，拍這一個瞬間可能好幾張，但是這張呢，是不是後面有人撓了下頭閉了下眼？換一個人吧，但是換的時候沒仔細，就留下了個“雙胞胎”。
　　一直到現在，假照片也不少。有人問，假照片怎麼辦？我說，沒法辦，上邊就把弄虛作假不當回事嘛。

　　“把這個杆子給我消掉”

　　有一次，令計劃打電話找我——我不認識他，過去他在團中央工作，可能知道我——給我打電話，我說：“你誰？”“令計劃。”我沒有反應過來，又問：“你誰？”“我是令計劃。”我才明白過來：“哎呀令主任，你打錯了吧，我叫賀延光，我是《中國青年報》的，你電話打錯了吧？”他說：“我找的就是你。”讓我去給胡錦濤會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拍照片。拍完了，晚上又把我叫去了，叫到人民大會堂，我抱著電腦去了，令跟我握了一下手，他那裡忙，說我們這個局長先看照片——局長就是霍克局長，這次也被抓了。

　　2007年6月1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行。（照片見《明鏡月刊》）

　　我就一張一張給他看。有一張胡主席和中曾根，氣氛很生動，邊上有個記者舉了一個麥克風，跟魚竿一樣，是電視台在錄音，傳達出很自然的現場氣氛。但霍克局長就說：“這張不錯，但是你把這個杆子給我消掉。”——這是原話：“給我消掉”。可他碰見我了，我笑了，我說我是幹這個專業的，我不能這麼做，要消，你消。
　　——他們根本不把這當回事，他們覺得這樣很正常。
　　根除假照片，我明白我是夢想。去年還是前年，因為解放軍迭方塊被子的問題，我發了一個微博，好嘛，成千上萬的人圍攻我，方舟子也在那兒，說這個人當了很多年記者，他就沒有搞過假？我馬上就回應：我說我太希望你們挑挑我的毛病了！我才不怕你挑呢。
　　下邊我放放我拍的新聞類的，因為有些事情咱們都比較熟。
　　這個是1977年1月8日在天安門觀禮台，“四人幫”倒台兩三個月了，但是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人們仍然借著給周恩來獻花圈，除了紀念碑，在不該放花圈的觀禮台這兒也放滿了，實際上還是表達一種社會情緒。
　　這是王光美初次在公眾場合復出露面，她蹲了十年監獄。

　　翻身的日子。攝於1980年12月6日。

　　這張是老戰士合唱團，這些人大多是從幹校、牛棚、監獄裡邊出來，冤假錯案紛紛平反，所以這些老知識分子、老戰士，心情舒暢，第二次解放，一天到晚組織合唱團唱歌。
　　北京大碗茶，是我第一次得獎的照片。當時第一次得獎非常高興，恨不能讓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但是後來我看這張照片就有問題了，應該算失敗：光是人物特寫，沒有環境交代！這是在天安門前金水橋上拍的，如果用標準鏡頭拍，把天安門捎一個角落也可以啊，把毛的像放後邊也可以啊。今天個體經濟當然很平常了，但幾十年政治運動把個體經濟都消滅了，這賣幾分錢的大碗茶，是北京個體經濟最早的重新開端啊，可惜我當時光注意表情了，沒有掛上背景。

　　第一張獲獎的照片《個體戶上街》。“大碗茶”，是北京個體經營最早走入市場的象徵。

　　後來我拍中國第一次南極考察回到北京的照片，就吸取了教訓，也是人物特寫，但是將南極考察的徽章拍出來了。
　　北京開始恢復宗教生活——這個教堂曾經當了17年的倉庫。
　　胡耀邦。萬里……
　　這是雁北地區的一個自由市場。當時農村開始恢復自由市場，我只拍了一張，就被人發現了，所有人都看你，所以沒法拍第二張。拍人多的地方，若亂而無序，就不能吸引別人。這裡邊有一個訣竅：再亂的東西，你注意把一兩個人，兩三個人拍好，就可以了。
　　說相聲的牛群想當攝影記者，他一會兒當縣長，一會兒辦雜誌，給我打電話：“我能不能到你們那兒當攝影記者？器材不用你們買，我有最好的器材。我的‘牛眼看家’展覽剛在美術館舉辦，反響非常強烈！”我笑笑說：你當不了新聞記者，他問為什麼？我說你走到哪兒，你就要把新聞現場破壞到哪兒——都要找你簽名啊合影啊什麼的，是吧？

　　一張胡耀邦照片命運多舛

　　我一直想拍胡耀邦，胡耀邦這個人非常有性格，和過去領導人不太一樣。我第一次看他講話，那時候我不搞攝影，記得是在空軍體育館，他個子很矮，怕別人聽不見、看不見，隨手拉了個凳子就站上去了。多有性格的一個人！但是中青報的記者也不是老有拍胡耀邦的機會的。三千日本青年訪華，在首都體育場開大會，給我們《中國青年報》一個近身的記者證，只有兩個證，新華社一個，我一個，其他記者無法靠近。
　　我提前去了，首都體育館那休息室門口站著一個年輕警衛，西裝革履，他就不讓我進，我說我這證是可以進的呀？他說不行，影響首長休息。我說馬上開會了，領導來了，見面場面可能很生動，讓我進去拍吧。他就是不讓。我又不能吵架，很沮喪。我在外面晃悠，一拐彎，還有一個門！那個門口站了一個老警衛，一看我的證，就讓我就進去了。胡耀邦來了，很快裡邊就打鈴，門一開，領導同志步入會場，我第一個退出來拍照，估計就讓那個小警衛看到了，“沒讓這小子進，他怎麼從裡邊出來了？”
　　胡耀邦開始講話，我就蹲那兒拍了幾張，不滿意。為什麼不滿意呢？胡耀邦再生動，他剛開始講話的時候，情緒不會進入高潮。我拍了幾張，就退到台角，想等一會再過去拍。但是我一退到台角這個小警衛就過來：你！不要再動了。我說我還沒拍呢，他說：“我看見你拍了好幾張了。”我真是有理說不清，沒辦法。我這個急呀！

　　1984年9月30日，首都體育館，北京青年舉行大會，歡迎訪問中國的3000名日本青年代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發表講話。

　　幸虧過了一會兒，胡耀邦旁邊坐的王兆國，當時身份是中辦主任，他站起來往後台走。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等他過來就跨上前一步說：“兆國同志，你好！”王兆國一看：“哎，你也來了？”啪，拍了我一下肩膀他就過去了。這一下就夠啦！哈哈，小警衛也弄不清我和王兆國什麼關係，那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嘛，他就不敢管我了。我過了一會兒再拍胡耀邦，他有一段講話，全場掌聲雷動，體育館是圓的嘛，他又轉身向後面的觀眾致意，我就搶拍下來了，動感非常強。晚上我沖完膠片，很高興，把照片拿到夜班，那天夜班是一位副總編值班：“哎，不錯不錯啊！這張照片耀邦挺有性格的，抓的不錯！”幾個人圍過來看。我說，那就用這張？他說，你還有沒有別的？
　　——他說“不錯”，又問你“還有沒有別的”！我又找了一張胡耀邦揮著拳頭講話的，他看了，“這張也可以，還有沒有？”但是第二天我一看報，用的是張胡耀邦毫無個性端端坐著講話的一張。
　　要說八十年代的審查比現在可松多了，對領導人的照片，上面是不審的，只有自己單位的領導審。他們都覺得那張好，為什麼又不用？我就琢磨，長年以來領導人的形象形成了一個模式。毛澤東、華國鋒，都得有個領袖樣子。胡耀邦剛當總書記時，很多人看不慣：說話動作太大啊，這麼“張牙舞爪”怎麼能當總書記呢？但是他當了幾年總書記大家就喜歡他了。但是此時，我們頭兒還是覺得用這張照片有風險。
　　後來我們攝影記者交流的時候我就講了這個故事，《大眾攝影》雜誌的編輯說，我們可以用呀，不作為新聞照片，而是作為藝術照片用，放在封二，叫作“佳作欣賞”。要我簡單寫一下拍攝經過。誰想得到？《大眾攝影》還沒登出來呢，胡耀邦下台了！編輯部急壞了，趕緊撤稿。
　　直到1989年4月15號胡耀邦去世，4月22號開追悼大會，頭天晚上，我們報社的頭兒說，延光，把那年那張照片找出來。第二天，頭版頭條就是這張大照片，但不是作為新聞照片了，文字說明就八個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這一用出來，馬上外電就有評論了，上海也有家雜誌來電話說這張照片不錯啊，我們雜誌想用。好啊，給你。但是雜誌有出版周期嘛，還沒出版呢，一開槍，又趕緊撤稿了！
　　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的照片不如西方政要的照片？奧巴馬的照片多生動啊，根本的原因就一個：我們攝影師把我們的領導人當成領袖來拍、當成神來拍，不是當成人來拍！所以我說：我們中國的攝影記者沒什麼可得意洋洋的，在中國新聞史上，我們很多攝影記者有意無意地都參加了造神運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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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檔案：時光文藝攝影沙龍

　　時光文藝攝影沙龍，是2009年由居住在美國大費城地區的旅美華人攝影愛好者倡議組建的一個非盈利文化團體，通過組織拍攝、展覽、講座和聚會等形式，進行交流切磋。會員已達150多人。
　　他們在華夏中文學校等多個中文學校舉辦了多次攝影講座；還配合附近社團的活動，提供攝影、攝像服務。為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弘揚中國文化，促進族裔和諧，他們與賓州切斯特郡藝術協會（Chester County Art Associate）合作，舉辦《中國龍年根源攝影展》等多種展覽；並作為主辦單位之一，舉辦美國費城和中國天津“雙城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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