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是什麼人？上星期六在新澤西的一場聚會中，認識了中國大陸前來美國、暫居新澤西的詩人俞心樵，我在聚會中朗誦了他的一首詩《墓志銘》。而艾曉明在前往夾邊溝祭奠死者而被阻擋時，朗誦了俞心樵的詩，正是這首《墓志銘》


　　老高按：今天是昨天的繼續，今天我推薦的文章的話題，也是昨天推薦文章的繼續——拍攝5集紀錄片《夾邊溝祭事》的艾曉明，是什麼人？
　　香港端傳媒發表了趙思樂的長文（抱歉，又是長文！——1.4萬字），從頭道來“在曠野上奔跑呼喊，一路往槍口上撞”的“瘋子是怎樣煉成的”，讓我感動。艾曉明，就是中國的脊梁，是當今中國最難能可貴的正能量的代表。
　　轉載的文章就很長，而且信息量極大，我趕快閉嘴。
　　但我忍不住要說，上星期六在新澤西的一場聚會中，認識了中國大陸前來美國、暫居新澤西的詩人俞心樵，我在聚會中朗誦了他寫於1990年的一首詩《墓志銘》。而艾曉明在前往夾邊溝祭奠死者而被阻擋時，朗誦了俞心樵的詩，正是這首《墓志銘》，讓我油然而生“心有靈犀”、謬托知音的驚喜：
　　在我的祖國／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只有你未曾愛過我／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來向我認錯……


　　艾曉明：困獸猶鬥

　　特約撰稿人 趙思樂，端傳媒


　　【原編按】艾曉明導演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這是她50歲學習拍攝紀錄片以來，第16部紀錄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級”的一部。“重量級”的含義很多，可能是耗時長，製作難度大，也可能是面對的恐懼與壓力大。從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曉明用了近20個月的時間，尋訪曾經在中國甘肅夾邊溝被勞教過的老人，試圖給一段殘酷的歷史，留下唯一的集體真人見證影像。1957年，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在3年時間之內，2000多人死於飢餓、虐待、甚至吃人。慘案數十年後，遇難者的後人不僅難以尋回遺骨和歷史，即便試圖在夾邊溝建碑紀念，也被砸碎。記錄夾邊溝的艾曉明，也在時隔半世紀後，再次重新面對自己的文革記憶。端傳媒連載長篇人物報導，介紹這位中國女性公共知識分子，從化解“文革”夢魘開始的治學、經世、記錄、行動之路。

　　艾曉明導演最新拍攝了《夾邊溝祭事》紀錄片。圖：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提供

　　2015年12月底，中國甘肅省山區的氣溫已經降到攝氏零下十幾度，大雪封閉了山野。62歲的知名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穿着紅色衝鋒衣，在山坡上拍攝千里冰封的景觀。她腳底一滑，眼看就要摔跤，倒下瞬間，她下意識要保護手裡的攝像機，竟在單膝跪地後穩住了沒有撲倒下去。
　　她帶着半腿雪艱難地站起來，大笑道：50塊錢網購的靴子果然不給力。
　　她前兩天就怕這雙已經磨光了的靴子打滑，在批發城裡淘了雙130塊的布鞋，“這是我這幾年來買過最貴的鞋子，”她說。這雙“貴价鞋”穿了一天后發現磨腳，她只好又換上原來的光頭靴。
　　兩天后，艾曉明來到東接蒙古國的甘肅邊境小鎮馬鬃山，這是她的一位採訪對象年輕時被下放的地方，她顛了300多公里土路到這裡，就為了配幾秒空鏡頭。在鎮上唯一的商店裡，艾曉明驚喜地發現50塊錢一雙的軍用棉鞋，還帶防滑膠釘，她當即買下，興奮得反覆說：“太好了，不用買貴鞋子了！”
　　艾曉明是在拍攝新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她已為此工作了一年半多，粗剪的成片全長已達5集，共6個多小時。
　　按原計劃，這片子2015年夏天就該完成，但家庭責任讓艾曉明的進度比預期慢得多——只有她90多歲的老父親身體狀況穩定、護理阿姨照料得力時，她才能搶着時間出差採訪幾天。
　　儘管艾曉明的許多朋友看了《夾邊溝祭事》的粗剪版本已經震撼不已，但她自己覺得還不夠好。她想等一場大雪，好當作空鏡剪進片子裡。2015年的冬天，她終於等到了這場雪，但趕往甘肅拍攝8天之後，醫生通知她父親又發燒住院了，艾曉明只得趕回家過天天跑醫院的生活。
　　艾曉明2012年從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職位退休，她現在常用三個身份描述自己：女兒、家庭主婦、紀錄片工作者。
　　這基本構成了她在武漢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裡的父親，他精神好時陪他坐坐說說話，雖然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臥床睡覺；跟請來的阿姨溝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氣涼了多加一床被子……其餘時間艾曉明就在臥室里剪片子。這還是好的，如果父親住院了，她就得每天花一兩小時坐公交去照料，能工作的時間所剩無幾。

　　夾邊溝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導演、拍攝、剪輯：艾曉明
　　片長：375分鐘（5集）
　　發布：2017年


　　“瘋子是這樣煉成滴！”

　　《夾邊溝祭事》裡的右派老人們比她父親小不了幾歲，他們講着她熟悉又陌生的故事：1957到60年的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兩千多名右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荒漠中被強制勞動、凍餓而死，最後存活的不足六百人。人們相互揭發，也用樹枝幫彼此從肛門裡掏出糞便。他們約定死了相互掩埋，也吃過對方的屍體，卻鮮有人能夠反抗——說是麻木都過於簡單以至不公道了，系統性的話語、思想和體力的剝奪，讓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
　　這種狀態艾曉明是熟悉的，雖然她的故事沒有那麼極端殘酷。
　　她記得自己父親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刻。那天中午她回家吃飯，一走近教學樓就聽見高音喇叭呼着革命口號和“打倒艾××”。她一抬頭，蒙了，教學樓上高高垂下大標語，大字報上全是父親的名字，用紅墨水劃着大叉叉。那是1966年，艾曉明13歲，她的父親是那所中學的英文老師。
　　“我爸是壞人了？我爸是‘現行反革命加歷史反革命’了？”艾曉明記得那天悶熱極了，悶得她發昏。兩個學生叫住了她，說：“艾曉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隊員，要聽毛主席的話，要寫大字報揭發你爸，和他劃清界線！”
　　艾曉明第二天就貼出了大字報，直到現在，她都沒問過父親是否看到了。
　　“我一點沒覺得這事不正常，但我有點詫異，怎麼我父親成了這樣一個人？但連劉少奇都是一個大壞蛋，身邊的原子彈無處不在，那我爸是原子彈有什麼奇怪？好了，他是原子彈，我不是，”艾曉明說起當時，“我們不會思考權力者的過失，而努力地去擁抱它，用愛的語言向它示好，換得內心的安全。”
　　艾曉明現在會把那種狀態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小時候的她當然無從分辨。
　　少年艾曉明一心想要超越“黑五類”（註：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的出身，證明自己比“紅五類”更加靠攏組織。她在“革命中心”省委大樓附近一張一張地看紅紙的大字報，那是紅衛兵組織的招募告示，她要找找有沒有組織要她這種出身的人；她實在找不着就自己成立了一個人的“小紅松戰鬥隊”，沒有意識到當紅衛兵就是出門斗別人的爸爸；她自作主張把名字改作“艾衛紅”，跟同學串聯到北京要見毛主席；她有兩次“揭發”的經歷，一次是有中學生讓她監視鄰居的右派老師，一次是下鄉到礦山中學教書時報告了同事有“不滿情緒”——這次揭發的痛苦和不安正式終結了她的文革歲月，那已經是1977年，艾曉明24歲了。
　　在拍攝《夾邊溝祭事》過程中，艾曉明有時會想起小時候的心理和經歷，但她說那是很少的，大多數時候她是像學者做研究一樣在用理性去認知整合，“可能那種情緒化的東西已經在少年時代消耗掉了。”
　　但與親歷者一起通看全片時，艾曉明有時會覺得喘不過氣來。她現在用“深惡痛絕”來形容自己對那個時代的看法。
　　“最讓我沉重的是，受害人依然不得不說我不反黨，我愛黨，我只是對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這個具體事情的做法……因為我非常清楚這種話只是面具，”艾曉明說，“我不是說他心理其實是很恨的，而是他心裡可能沒有對這個極權制度做深入的思考，或者說有一些人從來不去思考這些危險的問題。”她認為，對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這種狀態相當普遍。
　　2015年底，艾曉明偶然在網上看見了一段“忠字舞”視頻，“你說怎麼會有這麼丑的舞，這簡直是世界上最丑的舞！”她在餐桌上對來訪的友人說，“這樣的！這樣的！”她把垂下的左臂從肘部斜向上屈起，右臂斜向上伸直，手心向上，兩手一起向上伸，每伸一下欲作弓步的右腳同時重重跺下，跺得桌下的地板嘭嘭響。這是表達敬仰毛澤東的動作。
　　“還有這樣的！這樣的！”她抬起右臂、手握空拳、屈在胸前，左臂伸得直直地插向斜下方，身體向右前頓，每頓一下也是同時在桌下跺腳，木地板又在嘭嘭響。這是表達前進和戰鬥的動作。
　　沒有忘，是的，一點都忘不了，“我們小時候天天就跳這麼蠢的舞，現在是個正常人都不容易啊！”那幾天，艾曉明一再地說起那段視頻，重複這句“現在是個正常人都不容易……”
　　她在轉發這段視頻時配的文字是：“瘋子是這樣煉成滴！”
　　“我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了很久，所以我對它是怎麼控制人有極大的興趣，”艾曉明說，“它怎麼能夠把人控制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知道它的符碼，並且找到解碼的方法，我們才能從這個魔咒里解除出來。”這是她拍《夾邊溝》時的想法之一。

　　“被懲罰的人們乞求確認他們的罪！”

　　艾曉明自己“解除魔咒”的過程相當漫長。
　　1978年，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錯案，對艾曉明影響最大的是恢復考研。這一年，本來因出身不允許上高中的她，考上了華中師範大學的中文系研究生。“本能地很歡迎這個時代，歡迎這些變化，”艾曉明說，“又有學可上了，出身也不用填偽軍官了，可以填教員，好像把‘黑五類’這一塊抹掉了。”
　　外在的身份抹掉了，內在的記憶卻沒有。十餘年的“黑五類”經歷，讓她對壓迫和歧視有近於直覺的同情與不平，這個烙印追隨她至今。2015年7月，看到維權律師王宇被抓、她的兒子包卓軒被禁出國的新聞時，艾曉明發聲道：“孩子你別怕，大姨我當年也是黑五類。你的世界註定寬廣，很多人都關心着你。”
　　類似的，在那個知識驟然被重新認真對待的80年代，艾曉明選擇的碩士論文題目關於巴金，她說當時抱着一股勁，想為巴金被否定的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想辯護。那是艾曉明運用理性批判主流話語的開始，她認為，當時的研究幫助她培養了思辨能力，以及對主流論述保持懷疑的立場和態度。
　　1988年底89年初，艾曉明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成為文革後的第一位文學女博士。留京任教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同一時期，艾曉明遇見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那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剛剛乘着“文化熱”的東風譯介進中國，她讀了這部小說就很想看到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在國內卻不可得。恰在此時艾曉明獲得了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三個月的機會，在那裡她讀到了昆德拉的《小說的智慧》英譯本。
　　“我對他那種對極權時代的文化和心理狀態的透視有很強的共鳴。”艾曉明用“一拍即合”來形容她閱讀昆德拉的感受，她決心把《小說的智慧》翻譯成中文，也由此成為了中國最早譯介昆德拉的學者之一。
　　米蘭·昆德拉通過艾曉明的手將極權時代的邏輯寫成中文：

　　“一個人受到懲罰卻不知道受懲罰的原因。懲罰的荒謬性是如此地令人難以承受，以至於要尋求平靜，被懲罰者就必須為他的懲罰找到一個正當的理由：懲罰尋求罪過。”
　　“不僅判決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決本身就不存在。要呼籲，要懇求寬恕，你必須被宣告有罪！被懲罰的人們乞求確認他們的罪！”

　　1993年，艾曉明翻閱文革期間母親的學習班筆記，裡面寫道：“檢查我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那天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爛在地里，我到食堂向師傅要了一個小鐵桶，替伙房摘了點辣椒，交到伙房。第二天向師傅建議，辣椒用鹽涼拌吃。一個師傅說，你愛吃你自己買點去醃了吃，我一聽就拿了一角錢菜票給他，他給了我一些辣椒……我當時沒有認識到這是錯誤的，後同事給我提出來，才提高到原則上認識這是不對的。因此馬上將涼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雖然是一碗辣椒，但卻是公與私的大問題，以後一定要在生活小節上注意……”——懲罰尋求罪過，被懲罰的人們乞求確認他們的罪——艾曉明感到暈眩，要倒下，要逃出，她推開筆記本，站到涼台上大口呼氣。
　　《小說的智慧》譯本完成後，艾曉明根據自己與家人的文革回憶和記錄寫成了長篇紀實作品《血統》。
　　昆德拉的《笑忘錄》裡，主人公米雷克說：“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開始很積極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師才真的上街了

　　2005年9月，一篇《新京報》對艾曉明的採訪在網絡上流傳甚廣，採訪里艾曉明說：“學者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公民，對公共事務應該有一個寬廣的視野，有一個關注的態度。”
　　此時艾曉明已經介入過“孫志剛案”、“黃靜案”和“太石村事件”三個在媒體和網絡上轟動一時的公共事件，其中“孫志剛案”被認為有着開創“中國公民社會元年”的重要地位；在“太石村事件”中，艾曉明的拍攝記錄，讓民間行動者開始將這位“教授”視為自己人；在“黃靜案”中，艾曉明的推動對事件的影響發酵起着關鍵作用。
　　這三件事也讓艾曉明在公眾眼裡從一個純粹的學者，迅速轉變為有民主、維權色彩的行動者兼公共知識分子。那篇簡短的採訪有一個應景的名字《衝出書齋，奔向田野》。
　　那是中國剛剛申奧成功、加入WTO、新領導人上台的時期，社會和政治氛圍之寬鬆可謂達到1949年後的最高峰，於是市場化媒體雄心勃勃，互聯網熱促成BBS時代，被長久壓抑的公共參與和公共討論需求爆發出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艾曉明的言論、行動和紀錄片獲得了公眾的關注和認可。她被《南風窗》雜誌授予“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又被《東方女性》雜誌讀者選為“最有影響十大人物”之一。
　　那恰是艾曉明的知天命之年。往前推個十年二十年，她大概無法想到自己會是這樣的角色。
　　1989年那個最著名的春夏之交，政治漩渦席捲整個中國，對於艾曉明卻是隔膜的。當時的她剛結束香港訪學回到北京，一邊在青年政治學院教課，一邊繼續潛心翻譯昆德拉。但她無法不察覺到班上來上課的學生越來越少，那是四五月，學潮已經開始發酵。
　　“我根本就沒有覺得這有多大事兒，”艾曉明說起那時，“學潮之前北京也是很活躍的地方，西單民主牆、反自由化運動、這裡那裡有什麼論壇、過幾天又批（判）幾個人……大家都去反官倒，這有什麼奇怪呢？”
　　艾曉明總共去過廣場三次，第一次是給去絕食的學生送被子，最後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廣場陪學生的老師。她對第二次的印象較深，當時她家住在校外，一次進校上課遇到了青年教師的遊行隊伍，一位同事出來問她敢不敢一起去。“她不是問我要不要去，而是問我敢不敢去，”艾曉明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態，“我並沒有覺得想要參加遊行，但你問我敢不敢去，我沒覺得不敢，反官倒沒什麼不好，我也不反對這事，我就去了。”
　　這種情景讓艾曉明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外科大夫托馬斯。當兒子帶着反對人士來找他在請願書上簽字，托馬斯感到猶豫，他對聯署的效果不以為然，但感受到親情和群體的壓力的他還是簽了。“可能是剛從文革過來的人，我很反感各種集體活動，”艾曉明說。
　　艾曉明的八九經歷在別人的記憶中卻有另一種敘事。多年以後她當年的同事跟她的博士生黃海濤聊到過這個話題：艾老師在八九的時候，在前期很冷淡，但是在北京頒布了戒嚴令以後，一些一開始很積極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師才真的上街了，所以同事們都很佩服她。
　　6月4日坦克開上了天安門廣場，當局終結學潮的方式在艾曉明看來匪夷所思。之後，青年政治學院內經歷了一段緊張時期，老師們被要求檢討自己“56天動亂”期間都做了什麼，同事間相互揭發。她所教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也禁區驟增，蘇曉康、劉賓雁、王蒙等作家都因在“動亂”中“表現不佳”而不能提。不滿於學院太過“政治化”，艾曉明申請調往剛剛建立了中文系博士點的廣東省中山大學，希望專心參與學科建設。
　　多年以後，聽到別人評價她是對公共和政治問題比較關心的學者時，艾曉明回應道：“那是因為一大批關注社會的人已經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說話。高校經歷過那麼多清洗，不問政治的人才能留下來，我只是現在才顯得比較突出而已。”

　　“我們教授女性主義，不是給中產階級輸送優雅好太太”

　　艾曉明從書齋走向公共參與的“啟蒙”應屬世紀之交她的十月美國訪學。田納西州陽光溫潤，南方大學的寧靜校園裡，艾曉明真正開始研習她日後另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女權主義。
　　當時國內大學的性別研究和學科教育剛剛起步，艾曉明在出國之前就對女權觀點的文學批評有興趣，“這當然和我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關係，性別視角的文學批評在學術方法上也是有新意的，我對它有感覺，”艾曉明說。她去美國時就打算去取取經，回來開設相關課程。
　　艾曉明在美國選聽了婦女研究概論，“聽那個課我就特別有感覺，我覺得是一個很解放性的課程，”艾曉明說，課程雖與文學、藝術沒有直接關係，但探討了很多現實問題，“它探討女性為什麼受壓迫。關於性暴力，關於我們為什麼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機會，為什麼有透明天花板，女性成不了領導者……像這些問題我覺得分析得很對，恰恰把我們多年以來在學術圈裡感受到的，說不出來的東西說出來了。”
　　另一個艾曉明在美國才真正接觸的事物是互聯網。她跟老師討論問題時，老師給她推薦各種資料，她問去哪裡看，老師說Google，她問什麼是Google，老師就為她打開了網頁。“哇，我簡直瘋狂了，Google上什麼都能找到！”艾曉明說，想知道一個學科怎麼開課，她就下到了幾十份課程大綱。
　　從1999年讀大三時就選了她作導師的黃海濤，至今記得艾曉明回國後反覆推薦學生們使用Google。當時Google還沒有在中國大陸被禁。從Google開始，學者艾曉明對接上了互聯網時代，才有了之後的公共介入。
　　艾曉明欣賞美國注重實踐、強調批判性思考和社會責任的教育方法，2000年回國時決心將這套教學帶回來。恰逢中山大學中文系建設一級學科，學歷資歷俱佳的她被定為新建立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主任。2003年艾曉明又在其上建立了兼具NGO和校園社團性質的“性別教育論壇”，從此有了一展拳腳的平台。
　　國內首演《陰道獨白》、反對約會暴力“白絲帶運動”（註：2003年中山大學一名女生被殺，艾曉明倡導關注其中的性別暴力問題）、孫志剛家屬訪談、黃靜案推動和介入……這些行動都是由艾曉明與其他參與性別教育論壇的師生一同推動。從本科到候選博士在艾曉明身邊13年的黃海濤，用“學生、助手、合作者”來描述自己在論壇中的學習工作。從那時開始介入事件和在媒體發聲的他，現在成了專業的NGO工作者和時事評論者。
　　“我在美國進修的時候，講到婦女權利，我們都會講到種族、性別、階級、性取向之類，講到所有弱勢群體的權利是相關的，”艾曉明說，“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基本的觀念框架，我們不會把女權跟其他的東西分開。”
　　當時被性別教育論壇邀請來拍攝《陰道獨白：幕後故事》的紀錄片導演胡杰，對這位剛剛認識的老師有強烈的第一印象，“第一次接觸就是一名中大女生被殺以後，我看到這個老師她很有號召力。她居然能把她的研究生、博士生弄在一起，馬上開始討論，說我們要回應這個事情。這個老師好像很有戰鬥性的樣子，”胡杰回憶道，“她們就立刻把原來的一個演出改編成跟這個事件有關，然後好像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在中大禮堂演出。那天擠滿了人，演出開始之前艾老師有一段發言，這個發言非常的有力量，把對於女性的暴力這個主題說得挺透，我就把它全部拍下來了。”
　　這也成為艾曉明與胡杰紀錄片合作的開端，首尾六年。
　　“我看不出女權主義哪一條可能脫離現實抗爭，”艾曉明說，她本來沒有想着一定要挑戰什麼，但在中大開設女權主義課程之後，她才發現學生們有那麼多過去沒有被看到的性別壓迫經歷，而且現實中會有那麼多阻力和反對的聲音，“在你沒有亮明觀點之前是沒有人要來跟你打仗的。”
　　艾曉明2004年在“婦女－社會性別學課程發展和教學法研討會”的發言概括了她的教學理念：“我們教授女性主義，不是純粹的知識傳遞，而是面對不平等的事實，分析原因，推動改變……我的目標不是給中產階級輸送優雅好太太，而是培養人才去改造社會，改變處於比你更不利處境的人的命運。你要承擔這樣的社會責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堅定、百辨百勝。”
　　與大多數受到“孫志剛案”的啟發開始參與民間發聲與行動的人一樣，艾曉明的初衷是相信更強大的輿論關注、更清晰的道理事實能推動官方改變不公，這也是2003年後民間的“主旋律”。
　　她選擇的介質是紀錄片。
　　在那之前，她的感受、思考和表達幾乎全都是通過文字來實現的。“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將文字作為求知、表達的工具，但是在中國這種極權社會，宣傳術和洗腦術也是通過文字來實現的，它特別否定具象，否定人們的直觀體驗，”艾曉明說，“而影像、紀錄片，它呈現的就是這些直觀、具體的東西。”
　　這是她從事紀錄片工作十多年以後沉澱下來的思考，而在拿起攝像機的當初，艾曉明的想法是相對簡單的——看到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她覺得紀錄片的影響力很大，她想到或許可以用紀錄片讓更多人了解“黃靜案”，從而給事件帶來改變。另一個很實際的想法是，她以後可以用這個片子作為女權主義課程里的教學資料。
　　況且，她也是愛影像的。她記得小時候每到周末就豎起耳朵收集各種風聲：今天晚上放不放電影？也記得自己“寧可信其有”地早早在操場上放了小板凳，知道了沒有又悻悻地冒雨把板凳搬回家。
　　在美國訪學時，她幾乎每天都要借兩三盤錄像帶來看，她覺得一定要趁這個機會把國外的電影看個遍，離開了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有時她泡了一天看片子以後又懊悔，“又什麼書都沒看。”
　　優質影像的浸淫讓艾曉明產生了一種創作的衝動，“這種衝動一直被我的職業身份壓抑着，我想自由，自由地創作，”艾曉明說，“在紀錄片領域工作的人太少了，在這個領域工作的女性就更少了，在這個領域工作着的女性，同時是關注社會運動的，就很少很少。我就有一種想法，想要開創中國女權主義紀錄片的歷史。”這或許是促使她拿起攝像機的因素中最為“高大上”的一個。

　　從一開始就將紀錄片與行動融為一體

　　艾曉明第一部親手拍攝的紀錄片是《天堂花園》，關於2003年的“黃靜案”，這是在湖南湘潭一個女教師宿舍內發生的一起裸死事件，湘潭警方稱其為正常死亡，而黃靜的母親則認為男子姜俊武強姦未遂導致了她的死亡。網友一開始紛紛對此事義憤填膺，但隨着姜俊武與黃靜的情侶關係浮出水面，輿論轉向質疑黃靜母親。
　　艾曉明則在其中看見了公檢法和社會公眾對“約會強姦”作為性別暴力問題的盲區，於是介入和推動此案的澄清。她邀請黃靜母親到中大與師生討論案件、聯合女權學者和NGO給有關部門提意見，也出謀劃策讓中大法醫中心去給黃靜屍體做獨立鑑定，並把這些拍到了紀錄片中。她的觀點在當時備受爭議，直到現在許多男性知識分子仍不以為然。
　　艾曉明的其中一個反對者就是她的合作夥伴胡杰，對他來說，這屬不屬於暴力需要打問號。他現在回想仍覺得艾曉明當時非常強勢而且有欠中立：“我們吵得簡直是，我差一點就走了！”
　　在這次合作幾近破裂的臨界點上，從來沒有獨立拍攝經驗的艾曉明站在湘潭街頭，看着民間藝人賣唱，“我就很有一種人世滄桑的感覺，我就拿起攝像機開始拍，”她回憶說，當回到住處看自己拍的東西，她突然就生起一種信心，“我覺得我拍得很好，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做這件事，我對場景和事件有感覺。”
　　胡杰在糾結後覺得把一大堆素材交給一個沒有剪輯經驗的人是不負責任的，他告訴艾曉明自己會協助完成這項工作，但如何編排由艾曉明主導。
　　最終，《天堂花園》上中下三集，加上“黃靜案”判決和後續討論，前後歷時三年完成，共長達180分鐘，是對該事件最完整的民間紀錄。參與了案件的發聲寫作的黃海濤認為，這是少有的甚至僅有的對重大公共事件的社會性別視角民間討論和紀錄。而胡杰對這個複雜事件沒能從中立角度做更廣泛的記錄仍感可惜。
　　作為紀錄片“菜鳥”的艾曉明，並沒有胡杰的“紀錄片導演應該像牆上的蒼蠅一樣去觀察”的觀念，她從一開始就將紀錄片與行動融為一體。當《天堂花園》在英國放映，觀眾用“參與式”這個詞彙來描述它，香港放映時，一位學者評價道：“這是行動者的紀錄片。”
　　艾曉明明確地將紀錄片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應該說是在拍攝《關愛之家》和《中原紀事》期間。這兩部關於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現狀與自救努力的紀錄片，緣於2005年底她接到了媒體人王克勤的一個電話，報導了此事的他希望艾曉明能拍攝感染者的故事。她聽了王克勤的介紹，又把報導找來看，覺得故事性很強，可以做紀錄片。她為此感到興奮，就邀上胡杰去了。
　　在這個事件里艾曉明認識了萬延海，中國最早推動艾滋病感染者維權的民間領袖，他創立的NGO“愛知行”是中國日後許多知名反歧視工作者的孵化器和聯結點。由於受到官方的打壓，萬延海在2010年移居美國。“我跟萬延海一起參加感染者的活動，我覺得那就是一場社會運動，是一場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艾曉明自覺地加入了這場運動，在其中承擔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
　　關於艾曉明是怎樣工作的，胡杰舉出《中原紀事》裡的一個例子：“我們去了那個‘關愛之家’（註：一個收容照料艾滋病孤兒和感染者的民間機構，其負責人是段軍），去了以後我們拍到了這些孩子的生活、拍到孩子和段軍之間的關係，也採訪了段軍，我覺得夠了。但是後來她自己又去了，她又拍了一個尼姑（註：尼姑釋妙覺是一位民間維權人士）去到那裡，跟患者之間的關係，又拍了段軍找了一個女朋友，又拍了他倆之間的關係……我本來覺得拍完的事，她自己又去、又採訪、又去，去了好多次。”
　　在《中原紀事》的結尾處，艾曉明放的是釋妙覺帶着感染者一起做的祈禱：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刀兵不起……“我感動之至！”艾曉明回想起那一刻，“人們想要的東西就那麼多，這個狀態裡面有一種中國人的生命，有一種魂魄，雖然這個魂魄在現代社會是一個失魂落魄的狀態。”
　　“她總是在追尋越來越細節、越來越豐富的真相，真是窮盡了，”胡杰說，“她的工作方式確實決定了她對影片的結構、把握和情感。”
　　艾曉明對工作的較真程度是她的博士生黃海濤很熟悉的。他記得在選導師時就聽說過艾曉明“論文殺手”的名號，他說儘管她2000年回國後嚴厲程度稍減，但仍會認為研究生們一周讀不完700頁書是不可思議的。“每次我們勸她要多休息的時候，她就會說像她這樣在文革浪費了十年的人，總覺得要努力把時間補回來，”黃海濤說。
　　“我聽她說過一句話，”胡杰說，“她說‘如果我到要死的時候，往後一躺就死掉了。’意思就是她要一直在忙碌工作着，如果要死也不會躺着床上病病歪歪的，她要一倒床上就死掉好了。”

　　她在曠野上奔跑呼喊，一路往槍口上撞

　　2010年2月，四川的冬天是陰冷陰冷的，艾曉明揹着沉重的行李，深一腳、淺一腳，獨自走在川大校園裡，去找一個採訪對象。她感到勢單力薄，她知道這系列片子沒法再往下拍了，因為這場運動結束了。
　　那是艾曉明在拍攝川震系列五部紀錄片的最後一部《國家的敵人》，在這部片子裡，她前四部的主角之一譚作人，遭到了國家的審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雖然法院判詞稱譚作人的罪行是對六四事件“造謠誹謗”，但當時大部分的分析都認為他是因對川震倒塌校舍的調查觸怒官方而獲罪。
　　艾曉明說譚作人的遭遇讓她終於明白，那些承諾是永遠不會被兌現了——真相、進步、權利、法治……
　　那幾年，她的鏡頭裡有了越來越多的審判：2010年，《零八憲章》推動者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艾曉明在判決前採訪了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判決後被軟禁至今；2011年，艾滋病感染者田喜，故意毀壞財物罪，判刑1年；2011年，“福建三網友案”維權者王荔蕻，尋釁滋事罪，判刑9個月；2014年，“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4年……
　　至於艾曉明本人，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擔憂她的安危。
　　“她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導演，也不僅是一個學者，她是一個扛着紀錄片，帶着教授這樣的頭銜，在曠野上奔跑、呼喊的一個勇敢者，”胡杰用十分影像化的方式描繪他眼中的艾曉明，“她從一個象牙之塔走出去，從女權主義問題，又發現法治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在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槍口上撞。”
　　體制對艾曉明的定性或許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艾曉明拍攝了“太石村事件”後，這部直錄當局對維權者的暴力傷害現場的紀錄片震撼了輿論。她又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下公開信，籲請他傾聽村民的聲音：“我當時還是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或者說是不明真相的，要不然怎麼會給溫家寶寫信呢。”
　　公開信發布後，來了兩位自稱新華社駐廣東的記者，艾曉明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來了解公開信的事，他們也確實問到此事，又問了太石村的許多情況，她都坦誠地談了。不久之後，艾曉明的一位媒體朋友神秘兮兮地給她看了一份內參的傳真件，就是以那兩名記者的名義發的。“如果不是廣州市委的就是新華社華南分社的內參，”艾曉明勉強回憶道，“但是我不太記得了，因為我當時太排斥那個文件了，竟然都沒有像用照相機拍一下。就好像有些人不願意看自己被劃成右派的文件一樣。”
　　但那份文件的內容和她當時的感受艾曉明記得清清楚楚：“裡面就好像我變成了這個事情的幕後黑手一樣，‘所謂的維權人士艾曉明’，我心想你們就是這樣欺騙中央的。”
　　黃海濤記得，那段時間不時有“警察要進學校來抓老師了”的傳言，他覺得自己有點像待在風暴平靜中心附近，艾曉明該上課就上課，該指導就指導。這件事終究沒有發生。

　　成為國家的敵人，成為人權獎得主

　　各種壓制驟增，艾曉明隱約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類”的行列。攝：王箏/Imagine China

　　如果說那份文件不能說明什麼，接下來幾年裡，艾曉明原本自由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多地被學校領導談話、干預，甚至異地阻攔，她才漸漸意識到，自己是被“盯上”的人了。尤其在第一批簽署《零八憲章》以後，各種壓制驟增，艾曉明隱約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類”的行列。
　　2010年春，譚作人被宣判後不久，艾曉明欲出境香港被海關攔截。她問警察到底為什麼不讓她出境，警察叫她回去看《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條。
　　她回去看了，第八條規定着不得出境的情形：“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她也成了國家的敵人。
　　遭限制出境後，艾曉明給系主任寫信聲明不再參加共產黨的任何活動，不久後她被通知已被作“自行脫黨”處理，據說是在黨支部會議上舉手通過的。
　　成為“異己”註定是要付出代價的。學校不再允許她開設課程，她在首都師範大學的講座被闖入者直接關電腦拔線，在復旦大學、汕頭大學的講座被要求取消……作為一個教授，她被趕下了講壇；一些獨立影展出于謹慎不再放映她的片子，堅持邀請她的影展被警方施壓險遭流產，她在民間的放映活動被警方現場關停……作為紀錄片工作者，她被剝奪了觀眾。
　　但就在這段幽暗的時間裡，艾曉明收到了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她被授予了西蒙·波伏娃獎——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為性別平等及人權的捍衛者所設立的獎項。艾曉明在她的獲獎感言裡寫道：“我是多麼喜歡這個大獎啊，在寒流滾滾的冰封季節，一朵五月之花從天而降，它帶給我久違的尊敬、友好的祝福、遙遠的注視和西蒙．波伏娃的理想之光。”

　　“哭有什麼用？豁出去就是惟一的出路”

　　2013年，艾曉明的最後一名博士生答辯通過，她正式告別教職，離開了廣州熱鬧的女權和民主運動圈子，回到武漢家中，除了拍片很少出門。
　　“以前是團隊的感覺，現在是一個人的感覺， ”但這不代表她會不問世事、獨善其身。
　　那年夏天，女權人士葉海燕不忿於當年海南萬寧的“校長帶小學生開房事件”，在該校門口舉牌“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引發網友一人一照片效仿。但隨即葉海燕在廣西博白開設的性工作者權利機構遭不明人員搗毀，她的家被闖入，舉刀作勢自衛的葉海燕被警方拘留。
　　聽聞這件事，艾曉明感到激憤，她想要用一種強烈的方式表達她的抗議和對葉海燕的支持。她最終決定“用葉海燕的方式聲援葉海燕”：裸露乳房，手持大鐵剪刀，在胸前寫着“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拍照，上傳網絡。

　　艾曉明在胸前寫着“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照片。攝：陳焯輝/端傳媒

　　為她拍下這張照片的是知名的人權捍衛者曾金燕，從事女性主義研究的曾金燕當時正在撰寫有關艾曉明的社會行動的博士論文，在艾曉明家中與她一起生活工作是田野調查的一部分。曾金燕後來專門在一篇論文中探討了艾曉明的這次行動：“身為一名退休教授，她平時把大量時間都花在照顧年老父親上，根本不具備足以對當局構成威脅的強大社會、組織資源或財力。儘管如此，艾曉明還是不時受到來自當局的軟禁及其它行動、言論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她的身體就首當其衝地成為她的社交介質。在網絡空間，她創立了一個顛覆自我的新形象。”
　　這張刺激的照片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相比於推特上一面倒的讚許，牆內平台上則眾說紛紜，有人說她想炒作，有人說她下垂的乳房難看，有人說一個女教授應該端莊而不是裸露。
　　艾曉明在幾天后做出了自己的正式回應：“在這一刻，我的身體，什麼暴露不得的乳房啊，隱私啊，在如此巨大的惡勢力以及如此普遍的悲劇面前，根本無足輕重。”她說，“當人們說，看到這張照片，我流淚了；我希望他們的眼淚是為那些被侮辱和損害的孩子們流的，是為那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家長們流的；唯獨不是為我流的。哭有什麼用？像葉海燕一樣豁出去！這就是惟一的出路。”
　　被釋放後的葉海燕看到照片感動不已：“我一直對艾老師就是自己人的感覺。”艾曉明自己說起這件事卻輕描淡寫：“看的人可能覺得是件很大的事似的，對於做的人就是幾分鐘的事。”
　　2014年“3.7女權五姐妹案”期間，已經較少公開發聲的艾曉明，不僅撰文聲援，對各種採訪也來者不拒。當有居於國外的資深女權學者號召“老女權”們一起去“投案自首”，艾曉明是第一個響應者，“集體投案”的計劃雖然後因鮮有其他學者加入而作罷，但艾曉明還是打算若“五姐妹”被正式逮捕，她就自己到北京“投案”。所幸“女權五姐妹”刑拘期滿未被批准逮捕。
　　“出來之後看到艾老師的聲援文章，每看一次我都會有眼淚濕濕的感覺，”“五姐妹”之一的鄭楚然說，“我是一個行動者，艾老師也是一個行動者，她的說的話和她做的事經常給我們提醒和榜樣。”
　　“艾老師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她比絕大多數體制內自由派學者都走得更遠更徹底，”異議知識分子野渡說。但艾曉明自己認為：別人看來可能是斷裂性多於連續性，我覺得自己是連續性多於斷裂性。學生黃海濤也說艾曉明給他的印象是“一以貫之”。
　　早年的“黑五類”經歷讓艾曉明對歧視和壓迫無法視而不見，昆德拉的文字最早幫她固定了對極權的反感，女權主義為她提供了思考弱勢議題的理論框架，並促發她的行動基因，紀錄片則最終給了她承載這一切的容器，加上時代偶爾推波助瀾……一步一步，順理成章，她走到了這麼遠。

　　夾邊溝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有關運動和抗爭的故事

　　艾曉明第二次嘗試進入夾邊溝，在林場大門口時發現設了崗，這一幕也成了紀錄片的序幕。《夾邊溝祭事》視頻截圖

　　2014年清明節的後一天，在經歷了重重阻截之後，艾曉明終於第一次到達了夾邊溝林場門口，還是被兩排穿着迷彩服臨時站崗的人給攔住了。她對着這些面無表情、正視前方的年輕人，以及直直地向前延伸她確無法踏足的乾燥土路，在這場無法完成的祭奠中，朗誦了俞心樵的這首《墓志銘》：

　　“在我的祖國／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只有你未曾愛過我／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來向我認錯……”

　　剪片子的時候，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自己念詩這段剪進去。“一部紀錄片能做的很少，”她說，隨着身邊的運動者一個個被打壓，也隨着她自身的邊緣化，越到後來，她就越傾向於把自己放在鏡頭之外，留給觀眾更多認知和思考的空間。
　　但她強調夾邊溝的故事並不是“合上了的歷史”，與她過去的紀錄片一脈相承，它是一個正在發生的、有關運動和抗爭的故事，右派老人們在種種壓力和破壞之下要拾骨、建碑、講述，“是對記憶的守護、是記憶和反記憶的鬥爭”。
　　《夾邊溝祭事》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它與右派老人們合作發出拷問：我們要怎麼理解那個時代，我們要怎麼面對那個時代？“實際上是關於中國的極權災難、極權制度之下的群體滅絕的一個縮影。我們今天怎麼看、要不要知道這個事情？這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否則，就沒有是非，所有其他是談不上的，”艾曉明說，“那麼那個時代完全有可能重來，而且已經在重來，或者說，那個時代從來都沒有結束。”
　　艾曉明知道這個議題的份量，她經常想到被抄家，連做夢都是抄家、艱難收集的素材都被抄走了，“我要把它做完，做完了放到安全的地方，”她說自己現在最大的顧慮就是老人家，其他的沒什麼，“我們就活這幾十年，要是老想着他們在後面盯着，就白活了。”
　　“困獸猶鬥”，艾曉明反覆用這個詞形容現在的自己：“就是被圍困的野獸依然還在戰鬥狀態。我覺得自己也被年齡體力圍困，也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
　　“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人，是人們的生活和故事。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未知的世界。我非常感恩人們對我敞開了他們的痛苦和追憶，使得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有一種交匯，也讓我們理想的事物在某種人生狀態中相融，”
　　艾曉明說着她“猶斗”的動力：
　　“就像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說的，我們無法講與地獄鬥爭，我們已經在地獄裡了，現在唯一能做的是分清楚哪些東西屬於地獄，哪些東西不屬於，儘量讓那些不屬於的東西存活下來。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這個狀態，我們儘量分辨。比如在這個紀錄片裡，就有一些東西不屬於地獄：堅持這種記憶、堅持這些犧牲是無辜的、這些苦難是不應該的。這種微弱的堅持，就是不屬於地獄的東西，那如果一個新的社會要長成，必須是讓這種微弱的堅持倖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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