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按政治需要發展教育；鄧小平時代到江胡時代要“拉動內需”，為經濟收入擴展教育。前兩代人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後兩代人因家庭貧富不均的經濟因素，始終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機會


　　老高按：教育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問題最多的三大重災區之一，怨聲載道。我個人最有切身體會的，當然是文革初期先是暫停高考，學生停課鬧革命，而後轉入“教育革命”，中學畢業生下鄉、大學改成推薦入學……致使一代人失去受到正常教育的權利。
　　文革之後從教育領域得到的信息，基本上也是負面的：黑色七月啦，大學生質量滑坡啦，等等。總的印象，就是教育界總在折騰：並校、擴招、產業化……越折騰麻煩越多。每次回國，總會在在教育部大院裡住幾天，年復一年地看到機關大樓越建越堂皇，機關餐廳菜餚越來越價廉物美，上班族停放的車越來越多、越漂亮……但是教育始終是舉國上下的眾矢之的。
　　最近讀到一位網名叫DreamIvy的文章《中國高等教育折騰史》，簡明扼要地理出了中國大學大半個世紀折騰的線索，讓我能在十來分鐘了解中國高校受到的破壞不是僅後30年來造成的，而是60多年前就開始，一直沒有停。
　　折騰到什麼時候為止？還有多少代人要受害？


　　中國高等教育折騰史

　　作者：DreamIvy，《歷史樹》
　

　　回顧中國高等教育的歷程，可以看到中國高等教育歷盡種種磨難，尚未走上平穩發展的坦途。現按照時間的順序，歷數中國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折騰。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大調整

　　1952年教育部擬定發布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刻板地仿照蘇聯工業技校模式，對民國時期留下來的高校進行了調整。
　　這次調整保留了少數文理科綜合性大學，撤消綜合大學中的二級學院，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政府接辦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締24所教會津貼的高校。當年名噪一時的“東方哈佛”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震旦大學等名校，都未能倖免於難。比如清華，浙大等，都被削的只剩下工學院。
　　照搬蘇聯的高教統一的模式抹煞了學校之間的差異，而分科過細又使得高校的專業設置變得相當狹窄，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影響了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人才的發展。
　　這次調整還片面偏重工科，忽視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財經等人文社會學科。導致了長期以來嚴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導致中國整整幾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

　　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躍進”

　　1958年3月，陸定一在農業中學問題座談會上提出，要在每一個地區辦一所大學。6月，劉少奇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將來勢必每個縣有一所大學，準備十年達到這個目的。現在是否給每個縣派一個、兩個或幾個大學生，這樣學校就可以辦起來了……”全國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高等教育規模的發展也突飛猛進，全國高等學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國各地已經建立起了23500多所業餘“紅專”大學和半工半讀大學。
　　沒有辦大學的條件，就走“群眾路線”。黑龍江省鶴崗市是一個典型的事例，書記親自掛帥，各方積極支援，七天辦起了大學。號稱除了用一元七角錢製作校牌外，一分錢也沒花。解決師資的辦法是“大學生教大學生、高年級教低年級、專兼職教員相結合”。
　　沒有足夠的生源，在政治優先的入學准入制度下，工人、農民、速成中學的工農畢業生和幹部，只要具備推薦的條件，不需要經過任何書面的考試就可以上大學。高校中每年出身於工農學生的比例，從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於實行了新的優先入學的辦法，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則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高等教育“大躍進”讓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大踏步後退。

　　1958年－1976年高考的不宜錄取政策

　　在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同時，高中畢業生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還嚴格執行了高考不宜錄取政策。按照要求，從1958年起高考前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的，家長被劃為右派的，有海外關係的、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
　　高考不宜錄取政策“名正言順”地將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優秀高中畢業生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喪失了受教育的權利，被極其粗暴地拒之於高等學校大門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樣人生。高考不宜錄取政策在強化教育不公平的同時使原本走入嚴冬的高等教育質量雪上加霜。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殘高等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高等學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參加農業勞動。
　　1968年毛澤東在“七·二一指示”中說“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開始招收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不論文化程度，不管年齡大小，只強調政治條件，只要被組織推薦，就可以上大學。當時報刊廣泛報道了高考時交白卷進入了大學的張鐵生，宣稱“大學就是大家來學”的五十多歲的農民王大學，這些都被稱頌為新大學生的楷模。到1976年全國僅“七·二一”大學就惡性膨脹到33374所。
　　到文革結束，80年代初全國進行“雙補”，進行初中文化補課和技術補課，規定醫學院校的工農兵大學生必須取得初中補課合格文憑才認可他們的大專學歷。這可以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談。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文革期間的所謂高等教育質量差到怎樣不堪的地步。
　　1977年，鄧小平於8月3日召集了座談會。8月6日下午，會議討論的重點轉移到高校招生這個熱點問題上。有人提到當時清華大學的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了三年就畢業了，根本沒什麼真才實學，鄧小平同志聽了此言，當即不滿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不能叫大學。”清華大學的教育質量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1990年起高等學校大合併

　　1977年冬天，恢復了高考，被關閉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場又重新開放了。文革以後百廢待興，教育因其本身的規律，運行有一定的周期，調整需要較長的時間，而當高等教育逐步恢復正常運行之際，又面臨新一輪的折騰，高校合併之風驟然颳起。
　　自1990年起，全國有一千多所高等學校、中等學校被卷進了合併風，共形成了412所合併的高校。
　　高校合併，本質上是一種在不改革體制、不改善教學的條件下，靠擴大規模的方式辦“一流教育”，這不僅是徒有形式，而且其效果是適得其反。
　　高校合併，使目前高校出現盲目求大、歷史特色丟失，不但沒達到“學科專業優勢互補”的預期，反而使很多高校多年積累形成的教育品牌、專業特色消失殆盡。
　　高校合併還帶來了管理難，大學內非教學機構本來就冗員充斥，合併後問題更為突出，機構龐大、人員臃腫、責權不清、效率低下等等問題難以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合併都有新聞見諸報端，強調高校合併是本着自願的原則。我們實在難以想象，有一千多所高校，在同一時段，放下高校至關緊要的工作，甚至放棄自己的品牌，“自願”做這樣的麻煩事。而實際上，在合併風中有教育部的官員透露，有些地方的高校，比如杭州的四所高校，不願意合併，教育部專門派員坐鎮，強行達到合併的目的。當時在兩會上教授們對高校合併提出異議，某主管教育的中央領導竟然大動肝火，在會上拍桌子。
　　還必須指出的是，高校合併的決策完全缺乏科學依據，據我所知，某些權威的研究機構受教育行政部門委託做高校合併的可行性研究，論證高校合併的勢在必行；同時也接受反對合併的高校的委託，論證了高校合併的不可行。同一機構對同一事件進行研究，能同時做出兩份結論完全相反的研究報告，科學性何在？高層決策的依據又何在？

　　1999年始高等學校擴大招生

　　高校合併風正方興未艾時，與此相應，高等學校又盲目擴大了招生規模。
　　1998年，全國高校招生108.3萬。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總數達153萬人，比上年增加45萬人，增幅達42％。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擴招10萬，研究生擴招3900人，加上電大、民辦等其它類型高等教育，實際招生總規模接近270萬。高等教育本專科在校生718.91萬人，比上年增加95.82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0.5％，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這一擴招規模和增幅在建政以來的歷史中是少見的。
　　2000年，普通高校實際招生為220萬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幾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1％。
　　2005年，各類高等學校在校生比2004年800萬人的規模上再翻一番，達到1600萬。
　　2006年高校畢業生為413萬，比2005年增加了75萬，增長率為22％。
　　教育部負責人稱，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25％左右。2000年，普通本專科在校大學生為556萬人，2005年這一數字達到了1562萬人。根據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到2010年普通本專科將達到2000萬人，將再擴招438萬人。
　　與此同時，研究生也在擴招。1982年，研究生招生數僅有1.1萬人，2006年已達34.4萬人，是1982年的30倍。2008年研究生招生計劃安排44.9萬人（博士5.9萬人，碩士39萬人），比2007年增長6％。

　　擴招後遺症：
　　1。高校擴招引發債務風險。公辦高校貸款規模高達2000億元－2500億元。銀行從2004年開始逐漸收緊貸款，高校欠款難以歸還。2。教育質量和學生綜合素質的下降。3。無數貧困家庭的無力承擔巨額的學費，這不僅使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更為悽慘的境地，而且又有大批學子失去進入高校學習的機會。4。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漸突出。

　　結論：

　　近60年來，前30年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按政治需要發展教育；10年是調整時期；後20年要“拉動內需”，為經濟收入擴展教育。60年中從未按照教育科學本身的規律規劃、協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對於個體而言，前30年沒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導致，而近20年沒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則因家庭貧富不均而導致。高等教育不只是專業教育，身心健全的人的教育亦不可忽視。高等教育已經折騰不起了，高等教育得按照自身發展的科學規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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