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文革之後，是非界線應該很清楚了，做攝影這個職業，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國內各行各業有良心的人還是不少，有的攝影師把主任什麼的官銜都辭掉，就是要記錄這個社會，很有不怕冒風險的精神。有很多危險啊，但還是有人迎着上


　　老高按：下面接着轉載中國攝影家賀延光在美國賓州“時光文藝攝影沙龍”座談發言的最後一部分。
　　30年前在北京工作時，就認識了賀延光，但當時沒有機會深談。這次聽他“圖文並茂”地娓娓而談從八十年代初期到現在的拍攝經歷，深深為之感動：為他追尋並披露真相的專業精神，為他關心普通人命運的人文情懷——他講完之後，我服膺他那句斷言：“要當一個攝影記者，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那麼什麼重要呢？他用他的攝影作品做出了回答。
　　看延光一張一張地放映三十多年來他拍攝的部分照片，我感覺，他用他的照相機，寫下了一部中國巨變史，而且是全方位的巨變史。出現在他的取景框中的，有中國政壇幾代領袖和世界舞台上諸多首腦，有這一時段在各個領域叱咤風雲的精英，更有許多人未曾關注的“引車賣漿者流”——社會下層、中層的芸芸眾生，他注視他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拍下了諸多感人的瞬間：敢於為天下先賣大碗茶的小伙子，將在地震中遇難的兒子背回家的漢子，面對非典死者感到無能為力的大夫，在人大會議上當眾大聲發表不同意見的代表，還有給貧困兒童做心臟手術的醫生，國慶節前夕天安門前的流浪兒童……這讓我想起，我讀大學期間就知道的一句話：生活中並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發現！


　　“照相機是最不重要的”

　　　　——賀延光與美國華人攝影者座談發言（下）

　　《明鏡月刊》記者 季高 整理，《明鏡月刊》84期


　　（續前）在台灣立法院拍照沒人干涉

　　這張是在台灣拍的，這是台北，立法院門口。
　　那是我第一次到台灣去。《中國時報》的同行說，明天立法院門口有遊行，你感興趣嗎？我當然感興趣啊，第二天我就去了，剛開始還不敢拍呢——在國內拍遊行，警察要管，要抓人啊！我就偷偷拍，拍了一會兒，沒事，也很快被人發現了。一個老頭問，你是哪個報館的？我說我是北京來的記者。“啊？北京來的記者！”他一招呼來了一幫人，把我圍起來，告訴我他們為什麼遊行。原來是這些老兵，一直沒結婚，改革開放後回到內地，像這位老人，在江西老家經人介紹成了家生了孩子。按原來的規定，老婆很快就可以移民台灣。但是後來大陸弄虛作假的太多——跟人家結婚了，半年以後離婚，把人家財產分一半。台灣政府就出台政策，要嚴格甄別。這一嚴格甄別，假的擋住了，真的也擋住了。他們就為要解決這個問題請願：政府說要排期，每年解決1800對，“這就得排三年啊，太不人道啦！”這些老人就在這兒一次一次衝擊立法院。我膽子大了，沒人管我啊，我就拍。

　　1996年12月27日，台北。來自高雄的72歲老兵劉懷群懷抱兒子，與200多位娶有大陸妻子的人在立法院請願，要求當局放寬永久居留權配額限制。（賀延光攝）

　　看這張，老先生怎麼也把小孫子帶來請願？他說：“不是孫子，是我兒子！”記得他叫劉懷群。立法院門前維持秩序的警察滿面笑容，勸這些老先生：不要這麼激動，對你們解決問題不好。過了會兒，裡邊傳，請十個代表進去。我這個時候膽子就大了，就排在第11個，警察數到9、10、11，一看我挎着兩台照相機，是個攝影記者，問都不問，我就跟着進到一個大屋子。見到一位立法委員，他說今天不是我值班，但是我剛才路過，看見你們情緒很大，就想聽聽你們的訴求，“哎，怎麼你們才來十位啊？這裡還有很多空椅子嘛！”他扭頭讓秘書“去門口再請30位進來，把這兒坐滿了！”我在立法院大搖大擺拍了一個多小時照片，沒人干涉我！

　　“明天就要截流”——這是三峽工程典禮前的準備，據說巨型氣球就花了好幾百萬，弄來裝扮工地。我頭天晚上和基層公司的經理吃飯聊天，那些經理提起李鵬的兒子，說進了一兩個億的設備，除了油漆是新的，機器都不能用！誰也不敢說，憤憤不平。

　　三峽要截流。（賀延光攝）

　　拍排雷我這頭髮都豎起來

　　中越邊境要排雷，我聽說之後馬上飛到了廣西。軍區很歡迎，但是不准我去，說太危險。危險到什麼程度呢？部隊一位教官給工兵講着課，自己把雷就弄響了，把自己炸了。那怎麼辦？“我是專門為這事來的呀，我原來到老山都去過。”接待的人說，那好吧，咱們找幾個戰士穿上衣服，在山坡上按你的要求隨便拍，保證你完成任務。我哭笑不得，說，我這個人，不到現場，我就不會拍照片。他們只好一級一級請示，請示到一位副司令，最後批准了。找了個20多歲的小伙子毛劍峰陪我——三年以後小伙子殉職，翻車犧牲了。
　　我們趕到龍州，跟着排雷部隊進去。
　　大路有機器排雷，排的也不多，但是山林裡邊就全得靠人工，沒有路，草都長得一人高。我當時也害怕，是走在他們中間，踩着他們腳印走，我這頭髮都是豎起來的。排雷是這樣，用竹筒子先扔一遍、炸一遍，然後，再踩着這樣的防雷墊，一寸一寸弄過去……
　　我當時發了一組照片《廣西大排雷》。第一張照片，是在一個村里，一個小伙子在院裡曬白薯干，他拄着雙拐——兩條腿都沒了。這就是反映排雷的必要性，不排就會把牛羊炸了、把人炸了。

　　廣西大排雷。1997年12月21日，中越邊境中國境內第二次大排雷拉開序幕。（賀延光攝。圖片見《明鏡月刊》84期）

　　《廣西大排雷》見報的當天下午，解放軍報社一位處長給我打電話說，這是我們的題材呀，你拍的太好了，尤其你那最後一段：沿着工兵開出的小路，爬上來一位姓凌的邊民，他說，兒子要結婚，我要告訴那邊的親友，過幾天過來喝喜酒。他很稱讚最後這一段。我當時就告了一狀：我說這是你們的題材，你們軍隊有兩個記者一塊兒去了啊，後來不知道他們哪兒去了，等我回到南寧，第二天要走了，人家請吃飯，這倆解放軍記者又出來了。我說怎麼沒見你們？他們說是剛從桂林回來——他們玩去了！還在桌上跟當地部隊新聞幹事說，“我們要的材料今天晚上你無論如何得給我們，明天我們就走了”。我對那位處長說，你們就這麼搞新聞？你還表揚我！？
　　我看過部隊攝影記者拍的排雷照片，是從前邊拍的。一看就是假照片！你敢在前邊拍？你蒙誰呢？在部隊吃飯的時候，那位處長說，賀主任，你是第一個到前邊拍照片的人。我說不對呀，我剛才翻報紙，你們頭幾天有照片呀，我哪兒是第一個？他說，“唉，那是擺拍的——排雷儀式上，給部隊首長和省上領導表演的！”但你的照片說明上可沒說那是表演呀！

　　我對領袖像非常敏感

　　照片上這個人，大家還記得嗎？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剛走出人大會堂被記者包圍採訪。沒多少天就出事了，後來槍斃了。槍斃了，還是沒有把貪腐遏制住，依然愈演愈烈！
　　江澤民這張，他在台上講完話——講話就都是那樣，很難拍出新意——講完話，可以說95％的記者把照相機就放下了，我沒放，一直追着他：走下台，走到他這個主桌，美國華納的老闆，還有什麼新聞集團的老闆，幾個人同時向他伸手，一瞬間老江不知道先跟誰握好了。

　　1999年9月27日，江澤民在上海召開的“《財富》全球論壇”上舉行晚宴。（賀延光攝，圖片見《明鏡月刊》84期）

　　這是當時的環境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談起中國的環保，眉頭緊蹙。
　　這張照片上，她的14歲孩子被人殺了，案子就是破不了，因為兇手是這個鎮副鎮長的侄子。就是解決不了。後來這個兇手走了，離開這兒，當兵去了……
　　大雁煤礦爆炸，五十幾個弟兄埋在井下了，生死不明。外面大家焦急地等待……後來沒救出來，全部都遇難了。

　　2000年12月1日，內蒙古大雁煤礦623隊的幾位礦工仍在焦急地等待奇蹟。

　　這是鹽城，守護丹頂鶴的大學生。
　　這是在武漢。我對領袖像非常敏感，鄧胡趙時期是不掛領袖像的，中央曾經做了一系列規定，要汲取文革和毛澤東的教訓，不能再突出個人、搞個人崇拜。但是到江澤民時期又開始了，第一個給江塑像的是大連的薄熙來，然後一些城市就效彷。毛和鄧兩位故去的老人陪着現在掌權的人，到處站崗。我們當記者的沒法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
　　這位當地領導的姿勢與後邊巨幅領袖像的姿勢雷同。剛才我說我對領袖像比較敏感，我在這兒舉着照相機等了20分鐘，心說：我就不信你不舉一下手！
　　北京要申辦奧運，要請薩馬蘭奇來視察。突然北京就繁花似錦——多是假花。後來聽說天安門廣場那個綠地，冬天本來是黃的，突然變得綠油油的，趕上下了場小雪，雪一化，滿地流綠湯。我聯想起來到過湖北房縣，把山劈了挖石頭，然後刷上綠漆，遠遠一看，“一片蒼翠”。

　　面對生命

　　這幾張特寫上的幾位人物，大家都認識吧？——
　　李慎之；
　　吳祖光；
　　劉道玉；
　　蔣彥永，失蹤幾個月後恢復自由了，因為美國國務卿賴斯訪華……
　　這位是電影導演賈樟柯，被封殺多少年，這是解禁以後他第一次拍電影。

　　大陸第一次給蔣介石塑像，是在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那裡給二百多位抗戰將軍立像。
　　北京的薩斯——我在薩斯隔離醫院裡呆了18天。死人了，這個醫院就死了二十幾個。關鍵是一開頭北京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但越來越控制不住——講起這方面的事，我了解的故事太多了。

　　面對生命。一位非典患者終於沒能搶救過來，醫生佇立良久。攝於2003年4月30日。（賀延光攝）

　　這位是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她接診了很多病人，自己也染上了，最後沒有救過來……北京一共有九位醫生、護士去世。
　　這是最後一個痊癒出院的大學生，已經是幾個月以後了。本來是都不讓進的，記者都被攔在外邊，畢竟是傳染病醫院嘛。後來我報了姓名：能不能讓我進？我一報姓名，他們知道我，我畢竟在這裡與他們在生死線上一起待了那麼多天。
　　我一進病房，不知道這位大學生在幹什麼？先悄悄拍了這張照片，拍完了我才問他在幹嘛，他說“我在背講稿，待一會兒那個慶祝最後一個患者痊癒的儀式上，我要發言，他們改來改去，讓我背下來，不能照着念”。
　　——我很感慨：19歲的大學生，三次病危，剛搶救過來，就馬上變成了工具。

　　最後一位非典患者是位大學生，出院前苦背發言稿。

　　中國的海爾，給國外體育俱樂部冠名了！這也是中國變化的一個側面。
　　向趙紫陽遺體告別。蓋棺難定論，要送去火化了。這是他的六個孫子孫女同爺爺最後告別。
　　這是給貧困兒童做心臟手術。
　　建國60年的前夕，這是天安門前的流浪兒童。

　　國旗為誰而降？

　　汶川地震，我看到一間小學校周圍的民房震歪了，但是還沒倒，人還有時間逃生；唯獨正在上課的教室瞬間垮塌，二百多孩子遇難……
　　這是我在地震災區，見到的唯一一個從廢墟里救活的。當然救活的人很多，但我只見到這一個。
　　這位父親刨了兩天，將九歲的孩子遺體刨出來了，一直面無表情，將孩子臉擦乾淨，用手機對着他拍。我當時不了解情況，心想，不能這麼對着死者拍照片呀！旁邊一個救援人員告訴我，你不要管，他是孩子的父親。救援人員消毒，包紮……最後要抱起來放到收屍的車上，他說，別，我來。這位一直毫無表情的漢子將孩子即將放到車上時，哇一聲放聲大哭。
　　照片上這人的哥哥一家，在我身後的二樓。三四樓歪歪斜斜還在，一樓還在，二樓沒有了！
　　這個人，救援人員搶救了129個小時，他埋的那地方，連個把他的雙腿鋸斷的空間都沒有……最終鋸斷了雙腿，把人抬出來了，但不久，還是去世了。

　　全國哀悼日。2008年5月19日14時28分，在地震最嚴重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參加救援的武警部隊指戰員，與全國人民一起默哀。（賀延光攝，圖片見《明鏡月刊》84期）

　　我已經回到了成都，聽說要舉行全國降半旗致哀儀式，我非常感慨。前幾年我們《中國青年報》有個時評：《國旗為誰而降？》——不能老為領導人降，也應該為老百姓降啊。雖然這篇時評在業內反應很強，但沒有人理！
　　薩斯過後，央視新聞會客廳把廣東的教授鍾南山請去，還請了一位痊癒了的病人，把我也叫去，一起回顧抗擊薩斯的過程。當時我提了一個建議，應該立個碑，把所有薩斯的死者名字都刻出來，立在衛生部院子裡永遠紀念，因為教訓是我們的醫療體制不堪一擊。我建議還要降半旗。主持人愣了一下。我說我來之前查了一遍國旗法，明明是有這個條款的，但我們從來沒有執行過。做完節目出來已經挺晚了，兩位女編導從別的房間追出來，估計她們從監視器上看到了對話，一個勁地跟我握手，說你講得太對啦！但最後節目播出，我這兩段還是給剪了。所以聽說要全國降半旗為汶川地震遇難者致哀，我感慨萬千！我又從成都趕回災區再拍攝。
　　這之前，我在前往映秀鎮的路上看到這個人，他將遇難的孩子背回家——17歲的孩子死了，把頭都用毯子包裹着，千辛萬苦背着孩子遺體趕25公里山路，僅僅是為了讓孩子回家跟家人過最後一夜。後來我們《中國青年報》發了一個整版的報導，我的搭擋、文字記者寫了《回家》，我配了六張照片。

　　背兒子回家。2008年5月15日，父親程林祥背着在地震中不幸遇難的兒子程磊的遺體，回25公里之外的水磨鎮，要讓17歲的孩子與家人過最後一夜。（賀延光攝）

　　這是降半旗的第三天。我問災民知道降半旗嗎？他們都知道，但是找不到國旗，用了塊紅布代替。我說我給你們拍個合影吧。當媽的將遇難孩子的鏡框抱在胸前，另外那位拿着土豆的婦女，兒子也失蹤——我後來再去，他兒子還是失蹤。
　　這個村子整個沒有了，六十幾口人……

　　照片上很多人都被抓

　　這張，藝術家戴着鋼盔，跟拆遷隊對峙。
　　人大會堂，官員坐下來，將西服的扣子解開；站起來，將扣子系上——無意識的動作，一個人這樣，不起眼，也很正常；主席團的百十個人，一起這樣，就很幽默了！我在微博上發了這張照片，就有人說，馬上就要開“兩會”了，會有很多記者學你拍這個。我說，不會一樣了！這張照片上很多人都被抓，沒啦：周永康、令計劃、蘇榮、李東生……再過兩年，我回過頭來再看看，走的人還得多。
　　這張上，是當年抓捕“四人幫”的幾位8341部隊戰士，右邊的是華國鋒的兒子，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左邊的是習的姐姐，站着的那位是張愛萍的兒子。
　　這是金門。過去兩岸對峙時候台灣的坦克，已經廢棄了。
　　這是四川農村賣的新領導人的年畫兒。我拍了之後，有人勸我不要發。但我臨上飛機還是發在微博上了，下了飛機已經有四萬點擊，三天之後是150萬，留言非常有意思，有很多明白人。有人寫道：這種年畫兒城市沒有，只有農村才有，什麼時候農村也沒有了，中國社會就進步了！
　　這是去年（2015年）的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在他家拍的。他的老部下、第一代的拖拉機手、還有對他念念不忘的人們聚在一起懷念他。

　　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忌日，老部下和親友重逢在北京會計司胡同。（賀延光攝）


　　拍照時想着早晚能公開

　　教皇第一次和中國大陸人士合影。這背後也有故事。
　　我是跟着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訪問意大利的。那天晚上，教皇托人帶話，說想見見這個殘疾人藝術團，他看過《千手觀音》舞蹈的光碟，非常感動。團長是中國殘聯的一個老領導，挺高興，但是沒想到中國駐意大利大使堅決不同意——因為中國與梵蒂岡沒有外交關係。“外事無小事”啊！團長急得要命，人家來人還等着回話呢。
　　那位團長可能沒人商量了——他帶的都是很年輕的殘疾人嘛，看我在旁邊，就問我：“老賀，你覺得怎麼樣？”我說我覺得沒問題——我是新聞記者，別說教皇了，就是蔣介石要見，我都同意。三條：第一，幾個月前這位新教皇登基，新華社發過賀電；第二，登基的時候新教皇發表演說，希望同中國大陸改善關係，有搖橄欖枝的意思；第三是他要見我們，不是我們要見他……哦，還有第四，我們是個民間代表團嘛！我說，團長，沒準你還能立個功呢，中美建交不就是乒乓球啟動的嗎！
　　不知道我的話是不是起了作用，反正團長在樓道里打電話。我回國後聽殘聯宣傳部的人講，團長是給鄧朴方打了電話。鄧朴方緊急約見外長李肇星和統戰部長劉延東，三個人商量之後說，可以見。

　　本篤十六世與千手觀音藝術團，這是教皇與大陸中國人首次合影。2005年5月25日攝於梵蒂岡。（賀延光攝）

　　我還以為教皇要單獨見呢，第二天領去一看，是在大廣場上，但是給中國人把前兩排椅子留出來了。教皇坐着吉普車出來，跟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形式差不多，但是秩序非常好，全世界各地來的人坐在一個方塊一個方塊的。教皇來的時候，前後都是穿西裝戴墨鏡，面無表情的保鏢。他上台講演40分鐘，最後離開時，他的汽車突然下來，因為我們是第一排，車突然停了。你們看，右邊是他的敞篷車，他下來就向中國人伸手；我是坐在第二排邊上，一下就竄過來，剛要拍，肩膀就被一隻手按住了——很專業，他一按，你就沒法拍照片了。但突然感覺到他手鬆了一下，就幾秒鐘，我沒工夫回頭，咔咔咔，你給我幾秒鐘就夠了！幾秒之後他又拍拍我，我一回頭，果然是位保鏢。我也聽不懂他說什麼，他就指那邊一群記者，長槍短炮，都在線後邊呢，他的意思是說記者們都在那兒。我就指指中國人，“一起的”。他說OK，我就趕緊回去了。我特別感慨人家這保鏢的素質！我們的攝影記者解海龍，對，就是那位拍“希望工程”“大眼睛”的，李鵬出來，他還戴着攝影記者證呢，剛要拍，就被警衛抓起來摔個大跟頭，什麼都沒拍上，回來就跟我罵：“你看我這胳臂，都青了！”我笑着說，你怎麼不知道人家就是要在公眾面前展示身手啊？你算趕上了！

　　我們經歷了文革之後，是非界線應該是很清楚了，做攝影這個職業的，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國內各行各業，有良心的人還是不少，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知道了這個世界，再也不像過去那樣。我很佩服比我年輕的一撥人，有的攝影師，把主任什麼的官銜都辭掉，就是要記錄這個社會，很有不怕冒風險的精神，有很多危險啊，但還是有人迎着上。
　　我拍照片的時候，是想着早晚能公開，我才拍，如果沒有價值，我拍它幹什麼？早晚一定能讓讀者看到的，這個信念我還是比較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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