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半個世紀後，中國還不是以法治國，公民還會在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國家公權名義施行的暴力。人民欣然支持，沒有要求國家把暴力行為納入法律軌道。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若不深入研究，我們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


　　老高按：文革50年這一年在當局的嚴防死守中過去。但是，對文革反思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更加深化。今年元月上旬，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了文革研討會，就是這種紀念和反思活動的延伸，海內外多位學者參加，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參加了這個會。上個星期二，2月28日，在我擔任主持人的“歷史明鏡”電視節目中，宋永毅講述了觀感。他說，據他掌握的不完整信息，去年在中國大陸、香港、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地舉行了12次以文革為主題的研討會（位於紐約的中國研究院，也舉行了兩次），規模最大的，就是他為主籌備、在洛杉磯舉行的“文革五十年：毛澤東的遺產和當代中國”大型國際研討會。
　　宋永毅講述了在文革研究中的許多情況，信息量不小，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前往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oo73b4Y8E

　　宋教授曾經對我介紹過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副教授、斯坦福大學博士、研究文革的專家蘇陽。最近我讀到關於蘇陽新著的有關介紹和他本人的中文版序言，感到對我們進一步了解海外（尤其是西方主流學術界）研究文革的動向有幫助，轉載於下。


　　新書：《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隨

　　上周我們推送了“三十·三十”書系新書《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的書介，收到不錯的反響。
　　今天，我們繼續推送另一本“三十·三十”書系新書《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的介紹。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蘇陽 著  宋熙 譯
　　“三十·三十”書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新書

　　一般的文革研究著作，以關注城市地區、關注高層鬥爭、關注個人經歷為主，而這本新書則另闢蹊徑。作者蘇陽教授通過對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這一現象的研究，反映出文革時代的極端現象，也藉此對集體屠殺研究領域中主流的理論模型進行了反思與創新。
　　如作者所講：“本書希望用1967年和1968年中國農村發生的事件來照亮毛時代的中國”。

　　美國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獎。2012 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

　　探討文革農村集體殺戮的深層邏輯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力行為人所共知，但其極端形態——集體殺戮——卻極少被談論。1967至1968年間，以公開處決、鄉鄰互相殘殺等為形式的集體殺戮在中國農村大範圍存在，其廣度和深度令人震驚。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副教授蘇陽，在這本書中首次透過地方檔案、政府公開材料和南方兩省倖存者的訪談資料，有系統地記錄和分析這種殘暴現象。研究聚焦於農村普通人的行為，而非高層政治或城市運動，探討文革期間千萬人自願參與文革甚至集體殺戮背後的深層邏輯。正如作者所說：“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如果沒有深入的研究，我們恐怕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
　　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解釋力極強的“社區模型”，挑戰主流種族滅絕研究所採用的“國家政策模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肯定了本書的理論貢獻：“本書首次嘗試揭示這樣一個過程：現代的種族滅絕不只被充斥著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所形塑，在國家的計劃之外，地方行動者和結構性力量也影響著這個進程。”因此在揭示史實與建構理論兩方面，這本書都有了不起的成就。
　　本書英文版甫一出版，便受到很大關注，獲得了2012年美國社會學學會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獎，以及Charles Tilly圖書獎第二名（Honorable Mention）。Barrington Moore獎的頒獎詞中稱讚本書“在各個方面都非常出色。對政治社會學和社會運動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 Dik?tter）稱其為“了不起的書”：“在這部範本式的嚴謹著作中，蘇陽將‘文化大革命’納入了它本該屬於的領域：種族滅絕研究。”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中文版序

　　與對了解那段歷史的渴望形成對照，從中文讀者的角度來看，對文革的研究作品處在稀缺的狀態。比較容易上手的書，往往都是通史類或者個人回憶錄方面的。對一個專題或者一個地方的研究，相對就少。［1］ 這種貧困，固然有我們熟知的政治原因；由於技術層面和商業層面的原因，通過港台出版文革研究也面臨困難。
　　這個困難是翻譯。海外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不少，作品其實也豐富。但是對中文讀者來說，有語言的阻隔。誰來翻譯呢？誰既有歷史社科知識，又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能拿得出時間來？翻譯一本書需要的時間和心血，恐怕與寫一本不相上下。出版社拿不出翻譯費，因為出版學術書本來就賠錢。由於在發行和推銷上的限制，關於文革的書也如此。所以這本書今年跟中文讀者見面，一是歸功於譯者宋熙的學術興趣，二是歸功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識見。可惜還有很多文革英文專著，一直還留在英文世界。讓我提到若干，既表達我的尊敬，也提供一個背景來理解拙著的內容和風格。
　　在研究文革的英文著述中，我最推崇若干描述地方文革的專著。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張春橋與上海的一月革命》把上海市委的人物寫得栩栩如生。精英糾葛連動群眾派系，地方衝突領軍全國風潮，從而引發了影響深遠的上海奪權事件。李鴻永(Hong Yung Lee)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也出版於1978年，以北京和廣州的紅衛兵為描述主體，映像了全國城市文革的脈搏。該書提出的試圖解釋派系形成的理論問題，一直激發著經久不衰的爭論。同一個年代出版的還有駱思典（Stanley Rosen）的《紅衛兵派系和廣州文革》（1984），聚焦廣州中學生運動。九十年代出版的有王紹光的武漢研究《超凡領袖的挫敗》（1995）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與李迅合著的上海《無產階級力量》（1997）；堪稱這一傳統中兩部最為詳實精彩之作。前者有王紹光親歷武漢對當事人的大量採訪，後者有李迅掌握的上海工會歷史檔案。最近新出版的有魏昂德的北京紅衛兵研究《分裂的造反》（2009），是這批經典的最新奉獻。作者多年搜索積累，對關於北京紅衛兵的文字記載可謂皓首窮經。［2］

　　如果通史往往流於宏大而空泛，上述這些書則細述人物、地點、時間、事件，讀起來近似章回小說。如果個人回憶錄的視角過於偏窄，這些書則聚會了諸多力量的交織，呈現大中型規模的政治社會互動全景。比如，裴宜理和李迅的上海故事，諸多細節中包含了普通黨員王洪文的崛起。1966年6月的一天，王在上棉17廠貼出平生第一張大字報，這一行動給他個人、上海以及整個國家帶來了深遠影響。［3］又比如，王紹光詳細記述武漢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形成，進而探討造反派內部的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分野。關鍵人物和關鍵細節很豐富。王這樣記述著名武漢“七·二〇”事件前夜：
　　破曉時分，約200個保守派組織成員沖入東湖賓館，當面質詢謝富治和陳再道。因為謝富治與王力的表現有所不同，一直以來對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沒有什麼批評，所以開始群眾代表跟謝談判進行得較順利。雙方同意下一步由王力和謝富治接見保守組織，群眾因此撤出賓館。但是當王力走出他的房間，混亂再起，又有由8201和8199部隊士兵為主的幾百名保守派群眾衝進賓館。起先他們中一些人誤把陳再道當作王力，用步槍槍托打他。等搞清楚了誰是王力之後，開始圍攻王力。此時鐘漢華跪在地上，哀求他們放開王力。［4］
　　這些書所昭示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也是通史和回憶錄所不及的。尋常書寫，往往局限於解讀領袖，記載悲劇，或者譴責制度。可是文革之為文革，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自願自覺地、豪邁激昂地參與。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去做現在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給他人和自己帶來種種損失和傷害？上述這些書，直接或者間接，提出並且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裡面的主要人物不是毛澤東、江青等等最高層，而是曹軼歐、潘國平、聶元梓這些中層人物以及千萬下層群眾。文革既是毛澤東的運動，也是普通人的運動。普通人的所做所為和行為邏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

　　拙著是沿承上述著作的傳統寫出來的——它是關於地方文革（以廣東和廣西為主），它講述遠離北京的故事，它有人物和故事情節，它的理論焦點也是普通人的行為。但是跟上述各書相比，拙著有幾點不同。
　　第一，上面各書講述的文革都是發生在城市，而這本書寫的是農村。
　　第二，雖然我也寫到了文革的各個階段，但是我的重點是在1967～1968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對所謂“四類分子”的屠殺。
　　第三，如果說上述名著的文體是地方文革的小通史，而拙著的文體則是集中於一個專題而進行的。地點上以兩廣為主，又不局限於兩省；時間上以文革為主，又追述文革前毛體制的形成過程。

　　對大規模的屠殺，早先已經有鄭義的《紅色紀念碑》、香港《開放雜誌》上章成對道縣一案的詳細報道，還有對北京大興縣紅八月大屠殺的記載，以及對發生在雲南、內蒙等地類似事件的報道。［5］我的工作，一是用一千五百多本縣誌所提供的數據與事實更大範圍地看這個現象的普遍性。我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鄭義等先前作者的報道，並確定它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後，由宋永毅主編、於2016年出版的關於廣西文革官方調查報告新資料，更加確定了這個悲劇的存在、廣度和深度。［6］二是進入田野，通過對受害人和當事人進行訪談，理解當時出現這個奇特現象的社會條件。為什麼普通村民在沒有人強制的情況下，自願自覺地去濫殺無辜？簡單的回答是階級鬥爭。但是，什麼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概念是如何來的？拙著重新構建了從1949後的解放和土改到文革高潮的歷史，記述村民怎麼建構“他者”群體，怎麼爭當積極分子，怎麼看待約束殺人行為的法律，怎麼把和平時期的一個鄉鎮、一個村莊理解為戰時環境，進而可以把鄰里當做“敵人”。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還不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公民還會在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國家公權名義施行的拘捕、暴力和裁決。廣大公民一般都不會去質問國家給予的這些罪名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是盲目地為國家引導的群眾行為喝彩。如果毛澤東時代的帽子是“地主分子”、“走資派”、“當權派”，當代的“壞人”有了新的名堂……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分子”。每當新的一輪開始，人民欣然支持，沒有要求國家把涉及人身自由的暴力行為納入法律軌道。所以文革的迴響從未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消失。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如果沒有深入的研究，我們恐怕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偉大的喬治·艾略特這樣說過：
　　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識去慢慢建造，愚昧來頃刻毀滅。知識的力量在於真，在于謹慎，在於辨別，在於分開或然和必然；愚昧則是一個亂沖亂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於鼓掌，恣意而為，把歡樂之所埋葬於深淵。［7］

　　此書翻譯歷時二年有多，是譯者宋熙利用她的業餘時間完成的。我感激之餘，也為其精神感動。我沒有能夠對譯稿進行校對；這一定給譯者和編輯增添了很多細微而繁雜的工作。感謝中大出版社的甘琦、林穎、林驍和其他編輯的辛苦。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老師給我與中大出版社牽線。
　　為了保護被採訪人的匿名性，書中對被採訪的對象以及他們所在的地名，用假名。對已經見諸出版物文獻的人名地名，則用真名。第一章和第九章有些十分鋪排的理論討論，對學術圈外的讀者來說可能顯得生僻抽象，可以跳過不讀。
　　蘇陽
　　2016年於美國加州爾灣

　　蘇陽簡介
　　2003年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現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副教授。另有研究見諸多種重要期刊，如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Law and Society Review、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等。

　　注釋
　　［1］在此處說到“稀缺狀態”，只是相對而言。筆者在文革研究中深深得益於中文作品。我對廣州文革的理解，參考了海楓所著《廣州地區文革述略》和劉國凱所著多卷《人民文革叢書》。廣西方面，官方出版過《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等等一些詳細調查報告，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有藏。對我寫書有直接幫助的還有下文要提及的鄭義和章成等等。幫助我了解文革其他方面的中文著作甚多，只能略舉幾個作者：印紅標、唐少傑、徐友漁、馬繼森、宋永毅、王友琴、王年一等等。
　　［2］Andrew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上述各書中只有王紹光的武漢研究被翻譯在香港出版；中文書名為《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3］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p. 45. 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4］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p.154. 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5］ 鄭義：〈兩個文革雛議〉，《華夏文摘》增刊，1997年第83期，頁1–14，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鄭義：《紅色紀念碑》（台北：華實文化公司，1993）。鄭義：〈廣西吃人狂潮真相：流亡中給妻子的第八封信〉，《華夏文摘》增刊，1993年第15 期，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章成：〈道縣大屠殺〉，《開放雜誌》，2001年7、8、9、12月四期連載。遇羅文：〈北京大興縣慘案調查〉，載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呼和浩特：炎黃出版社，1998）。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
　　［6］宋永毅主編：《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紐約：國史出版社，2016）。
　　［7］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p. 246.中文是蘇陽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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