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半个世纪后，中国还不是以法治国，公民还会在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国家公权名义施行的暴力。人民欣然支持，没有要求国家把暴力行为纳入法律轨道。都说文革是因为愚昧造成的，若不深入研究，我们永远不会明白愚昧在什么地方


　　老高按：文革50年这一年在当局的严防死守中过去。但是，对文革反思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更加深化。今年元月上旬，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文革研讨会，就是这种纪念和反思活动的延伸，海内外多位学者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参加了这个会。上个星期二，2月28日，在我担任主持人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中，宋永毅讲述了观感。他说，据他掌握的不完整信息，去年在中国大陆、香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地举行了12次以文革为主题的研讨会（位于纽约的中国研究院，也举行了两次），规模最大的，就是他为主筹备、在洛杉矶举行的“文革五十年：毛泽东的遗产和当代中国”大型国际研讨会。
　　宋永毅讲述了在文革研究中的许多情况，信息量不小，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oo73b4Y8E

　　宋教授曾经对我介绍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副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文革的专家苏阳。最近我读到关于苏阳新著的有关介绍和他本人的中文版序言，感到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外（尤其是西方主流学术界）研究文革的动向有帮助，转载于下。


　　新书：《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上周我们推送了“三十·三十”书系新书《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的书介，收到不错的反响。
　　今天，我们继续推送另一本“三十·三十”书系新书《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的介绍。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
　　苏阳 著  宋熙 译
　　“三十·三十”书系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新书

　　一般的文革研究著作，以关注城市地区、关注高层斗争、关注个人经历为主，而这本新书则另辟蹊径。作者苏阳教授通过对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这一现象的研究，反映出文革时代的极端现象，也借此对集体屠杀研究领域中主流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反思与创新。
　　如作者所讲：“本书希望用1967年和1968年中国农村发生的事件来照亮毛时代的中国”。

　　美国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奖。2012 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

　　探讨文革农村集体杀戮的深层逻辑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力行为人所共知，但其极端形态——集体杀戮——却极少被谈论。1967至1968年间，以公开处决、乡邻互相残杀等为形式的集体杀戮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存在，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副教授苏阳，在这本书中首次透过地方档案、政府公开材料和南方两省幸存者的访谈资料，有系统地记录和分析这种残暴现象。研究聚焦于农村普通人的行为，而非高层政治或城市运动，探讨文革期间千万人自愿参与文革甚至集体杀戮背后的深层逻辑。正如作者所说：“都说文革是因为愚昧造成的，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恐怕永远不会明白愚昧在什么地方。”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解释力极强的“社区模型”，挑战主流种族灭绝研究所采用的“国家政策模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肯定了本书的理论贡献：“本书首次尝试揭示这样一个过程：现代的种族灭绝不只被充斥著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所形塑，在国家的计划之外，地方行动者和结构性力量也影响著这个进程。”因此在揭示史实与建构理论两方面，这本书都有了不起的成就。
　　本书英文版甫一出版，便受到很大关注，获得了201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奖，以及Charles Tilly图书奖第二名（Honorable Mention）。Barrington Moore奖的颁奖词中称赞本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对政治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tter）称其为“了不起的书”：“在这部范本式的严谨著作中，苏阳将‘文化大革命’纳入了它本该属于的领域：种族灭绝研究。”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中文版序

　　与对了解那段历史的渴望形成对照，从中文读者的角度来看，对文革的研究作品处在稀缺的状态。比较容易上手的书，往往都是通史类或者个人回忆录方面的。对一个专题或者一个地方的研究，相对就少。［1］ 这种贫困，固然有我们熟知的政治原因；由于技术层面和商业层面的原因，通过港台出版文革研究也面临困难。
　　这个困难是翻译。海外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不少，作品其实也丰富。但是对中文读者来说，有语言的阻隔。谁来翻译呢？谁既有历史社科知识，又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更重要的是能拿得出时间来？翻译一本书需要的时间和心血，恐怕与写一本不相上下。出版社拿不出翻译费，因为出版学术书本来就赔钱。由于在发行和推销上的限制，关于文革的书也如此。所以这本书今年跟中文读者见面，一是归功于译者宋熙的学术兴趣，二是归功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识见。可惜还有很多文革英文专著，一直还留在英文世界。让我提到若干，既表达我的尊敬，也提供一个背景来理解拙著的内容和风格。
　　在研究文革的英文著述中，我最推崇若干描述地方文革的专著。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张春桥与上海的一月革命》把上海市委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精英纠葛连动群众派系，地方冲突领军全国风潮，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上海夺权事件。李鸿永(Hong Yung Lee)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也出版于1978年，以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为描述主体，映像了全国城市文革的脉搏。该书提出的试图解释派系形成的理论问题，一直激发著经久不衰的争论。同一个年代出版的还有骆思典（Stanley Rosen）的《红卫兵派系和广州文革》（1984），聚焦广州中学生运动。九十年代出版的有王绍光的武汉研究《超凡领袖的挫败》（1995）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与李迅合著的上海《无产阶级力量》（1997）；堪称这一传统中两部最为详实精彩之作。前者有王绍光亲历武汉对当事人的大量采访，后者有李迅掌握的上海工会历史档案。最近新出版的有魏昂德的北京红卫兵研究《分裂的造反》（2009），是这批经典的最新奉献。作者多年搜索积累，对关于北京红卫兵的文字记载可谓皓首穷经。［2］

　　如果通史往往流于宏大而空泛，上述这些书则细述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读起来近似章回小说。如果个人回忆录的视角过于偏窄，这些书则聚会了诸多力量的交织，呈现大中型规模的政治社会互动全景。比如，裴宜理和李迅的上海故事，诸多细节中包含了普通党员王洪文的崛起。1966年6月的一天，王在上棉17厂贴出平生第一张大字报，这一行动给他个人、上海以及整个国家带来了深远影响。［3］又比如，王绍光详细记述武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形成，进而探讨造反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野。关键人物和关键细节很丰富。王这样记述著名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夜：
　　破晓时分，约200个保守派组织成员冲入东湖宾馆，当面质询谢富治和陈再道。因为谢富治与王力的表现有所不同，一直以来对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没有什么批评，所以开始群众代表跟谢谈判进行得较顺利。双方同意下一步由王力和谢富治接见保守组织，群众因此撤出宾馆。但是当王力走出他的房间，混乱再起，又有由8201和8199部队士兵为主的几百名保守派群众冲进宾馆。起先他们中一些人误把陈再道当作王力，用步枪枪托打他。等搞清楚了谁是王力之后，开始围攻王力。此时钟汉华跪在地上，哀求他们放开王力。［4］
　　这些书所昭示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也是通史和回忆录所不及的。寻常书写，往往局限于解读领袖，记载悲剧，或者谴责制度。可是文革之为文革，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自愿自觉地、豪迈激昂地参与。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做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种种损失和伤害？上述这些书，直接或者间接，提出并且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里面的主要人物不是毛泽东、江青等等最高层，而是曹轶欧、潘国平、聂元梓这些中层人物以及千万下层群众。文革既是毛泽东的运动，也是普通人的运动。普通人的所做所为和行为逻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

　　拙著是沿承上述著作的传统写出来的——它是关于地方文革（以广东和广西为主），它讲述远离北京的故事，它有人物和故事情节，它的理论焦点也是普通人的行为。但是跟上述各书相比，拙著有几点不同。
　　第一，上面各书讲述的文革都是发生在城市，而这本书写的是农村。
　　第二，虽然我也写到了文革的各个阶段，但是我的重点是在1967～1968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对所谓“四类分子”的屠杀。
　　第三，如果说上述名著的文体是地方文革的小通史，而拙著的文体则是集中于一个专题而进行的。地点上以两广为主，又不局限于两省；时间上以文革为主，又追述文革前毛体制的形成过程。

　　对大规模的屠杀，早先已经有郑义的《红色纪念碑》、香港《开放杂志》上章成对道县一案的详细报道，还有对北京大兴县红八月大屠杀的记载，以及对发生在云南、内蒙等地类似事件的报道。［5］我的工作，一是用一千五百多本县志所提供的数据与事实更大范围地看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我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郑义等先前作者的报道，并确定它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后，由宋永毅主编、于2016年出版的关于广西文革官方调查报告新资料，更加确定了这个悲剧的存在、广度和深度。［6］二是进入田野，通过对受害人和当事人进行访谈，理解当时出现这个奇特现象的社会条件。为什么普通村民在没有人强制的情况下，自愿自觉地去滥杀无辜？简单的回答是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概念是如何来的？拙著重新构建了从1949后的解放和土改到文革高潮的历史，记述村民怎么建构“他者”群体，怎么争当积极分子，怎么看待约束杀人行为的法律，怎么把和平时期的一个乡镇、一个村庄理解为战时环境，进而可以把邻里当做“敌人”。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还不是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公民还会在司法程序之外受到以国家公权名义施行的拘捕、暴力和裁决。广大公民一般都不会去质问国家给予的这些罪名是不是可以成立，而是盲目地为国家引导的群众行为喝彩。如果毛泽东时代的帽子是“地主分子”、“走资派”、“当权派”，当代的“坏人”有了新的名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分子”。每当新的一轮开始，人民欣然支持，没有要求国家把涉及人身自由的暴力行为纳入法律轨道。所以文革的回响从未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消失。都说文革是因为愚昧造成的，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恐怕永远不会明白愚昧在什么地方。伟大的乔治·艾略特这样说过：
　　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或然和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恣意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7］

　　此书翻译历时二年有多，是译者宋熙利用她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我感激之余，也为其精神感动。我没有能够对译稿进行校对；这一定给译者和编辑增添了很多细微而繁杂的工作。感谢中大出版社的甘琦、林颖、林骁和其他编辑的辛苦。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老师给我与中大出版社牵线。
　　为了保护被采访人的匿名性，书中对被采访的对象以及他们所在的地名，用假名。对已经见诸出版物文献的人名地名，则用真名。第一章和第九章有些十分铺排的理论讨论，对学术圈外的读者来说可能显得生僻抽象，可以跳过不读。
　　苏阳
　　2016年于美国加州尔湾

　　苏阳简介
　　2003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副教授。另有研究见诸多种重要期刊，如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Law and Society Review、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等。

　　注释
　　［1］在此处说到“稀缺状态”，只是相对而言。笔者在文革研究中深深得益于中文作品。我对广州文革的理解，参考了海枫所著《广州地区文革述略》和刘国凯所著多卷《人民文革丛书》。广西方面，官方出版过《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等等一些详细调查报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有藏。对我写书有直接帮助的还有下文要提及的郑义和章成等等。帮助我了解文革其他方面的中文著作甚多，只能略举几个作者：印红标、唐少杰、徐友渔、马继森、宋永毅、王友琴、王年一等等。
　　［2］Andrew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上述各书中只有王绍光的武汉研究被翻译在香港出版；中文书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3］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p. 45. 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4］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p.154. 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5］ 郑义：〈两个文革雏议〉，《华夏文摘》增刊，1997年第83期，页1–14，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实文化公司，1993）。郑义：〈广西吃人狂潮真相：流亡中给妻子的第八封信〉，《华夏文摘》增刊，1993年第15 期，www.cnd.org，2003年8月23登入。章成：〈道县大屠杀〉，《开放杂志》，2001年7、8、9、12月四期连载。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载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呼和浩特：炎黄出版社，1998）。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6］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纽约：国史出版社，2016）。
　　［7］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p. 246.中文是苏阳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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