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客（Frank Dikotter）的書《文革：中國人民的歷史》（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中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

在文革中，毛始皇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獲得優勢，發動群眾，把憲法賦予大陸民眾的自由權利恩賜給了廣大人民群眾，“革命群眾”有了言論自由，可以自由地貼大字報；有了出版自由，可以自己發行印刷報紙；有了一定限度的思想自由，可以質疑上級領導的決定；等等。

後來，文革這齣荒誕劇終於落幕了。那種大鳴大放的所謂自由，畢竟是沒有法律保障的恩賜，因此在文革結束之後很快被中共當局收回了。雖然“自由”啊， “民主”啊，作為欺騙群眾的宣傳口號/標語，依然可以在一些被稱為法律的文件中看到。

一直到1989年，民眾自發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衝破了中共當局的專制壓制。經歷過、見證過1989年春夏之交的歷史的民眾都會同意：那短暫的一兩個月是中國大陸民眾最自由、最有尊嚴的時刻。

二十世紀的大哲、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柏林被認為是研究自由與自由主義的權威。他曾經這樣闡述自由：

“自由的要旨在於有能力自主選擇，因為你希望如此選擇，不受強迫、不受霸凌、不被某個龐大的體制吞沒；以及反抗的權利、不從眾的權利、堅持自己的看法僅僅因為它們是你的看法的權利。”

那麼，自由大約可以分解為：

第一，自主的選擇的能力，或者說自由選擇的能力，完全出於自己個人的意願，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而做出選擇的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民眾沒有自由。因為他們沒有自由選擇的能力。比如，他們沒有選擇哪個政黨或哪個領導人執政的能力。沒有自由選擇，因為中共當局拒絕給予民眾選擇的機會，沒有民主選舉的機制，沒有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機制，他們所謂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堅持一黨專政，堅持不給大陸民眾自由選擇的機會。

第二，自由反抗的權利。或者說，個人不服從大眾、與眾不同、堅持己見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看，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民眾沒有自由。因為他們沒有自由反抗的權利。這體現在大陸民眾中的“持不同政見者”被羅織罪名然後用腐敗的法制系統定罪。這也體現在文革中，以及1949年之後的三十年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現象。這還體現在近年來在“一國一制”的香港中共對於抗議民眾的鎮壓，對於自由媒體的的打擊行動。這更體現在新疆中共把少數民族民眾關進集中營，非法限制自由，甚至實行種族清洗的罪行。他們的原罪或者就在於他們是少數民族，與以漢族為主的大陸民眾有許多不同，宗教的、語言的、服飾的、習俗的，等等的不同。

我們再來看看一個更近的事例。如今全球各國都在努力的打疫苗防武肺病毒問題。在今日中國，據說已經有六億人次接種了國產疫苗。然而前不久，國內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規定，對於未打或不打疫苗的民眾進行種種限制，比如不能走訪黨政機關，不能去商場，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在網絡上引起一片譁然。雖然某相關部門出來澄清說，打疫苗遵循自願原則。然而考慮到中國大陸民眾沒有自由的現狀，中共當局的地方政府之所以會出台這類政策，就因為他們很明白：大陸民眾沒有自由選擇的能力，也沒有自由反抗的權利。

反觀美國、加拿大乃至歐美國家，政府大力推廣疫苗，想方設法鼓勵民眾打疫苗，然而沒有任何聯邦或地方政府出台什麼限制未打或不打疫苗民眾自由權利的政策。原因很簡單：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知道法律，特別是憲法規定的民眾的自由權力與權利。在這些民主國家，即便是面對危險的疫情，即便政府覺得打疫苗對民眾是有益無害的事兒，他們也沒有權力侵犯每個個體民眾自由選擇的能力，即不受政府干涉的選擇不打疫苗的能力；他們也沒有能力侵犯民眾自由反抗的權利，即雖然大多數人都打了疫苗我堅持不打做釘子戶的權利。

因此， 在歐美多國，政府雖然有比中國大陸生產的疫苗有效得多的先進疫苗，並且開放給民眾全體免費施打，甚至還有的政府採取一些鼓勵、幫助的政策，比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推出為行動不便民眾提供免費接送服務、流動施打服務，等等各種便民措施。然而說到採取“疫苗護照”，對於已經接種了疫苗的民眾提供一些便利的事情，政府遲遲不敢作為。而大陸當局據說已經通過手機的健康碼已經開始管控民眾疫苗的接種情況。比較一下，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些醫護人員希望政府強制規定醫護人員人人都應該打疫苗，安省省長的回答：“不行！他們有憲法規定的（不打疫苗的）權利”。

從打武肺病毒疫苗的問題上，比較一下美加與中國大陸，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哪個國家的民眾有自由，哪個國家的民眾沒有自由。

歷史，尤其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中共幫控制的中國大陸這最近七十多年，自由如果在憲法或什麼重要文件里提到過，也不過是一個幌子、狗肉鋪掛的一個羊頭而已。同時高掛的羊頭還有：民主、共和國、憲法，等等。

唐德剛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澤東專政是中國幾千年帝制的一次迴光返照。現在毛始皇雖然成了一堆臘肉，他的幽靈卻依然在中國大陸遊蕩。

我猜想：未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把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與中國歷史上秦朝以來的朝代並列，合成一部“中華帝國全史”。

因為中國大陸在1949年之後的政治現實與從秦朝到清朝兩千多年並沒有本質差異，性質上都是前現代帝國主義專制政權（或者“封建”帝國主義專制政權，如果借用中共意識形態話語來描述的話）。唯一的不同似乎只是：原先的家天下變成今天的“黨天下”罷了。

文革中的短暫自由，是一種偽自由，民眾的自由能力也好，自由權利也罷，只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手段罷了。那種表面上的自由掩蓋不住背後的被權力之手操控的事實。

1989年大陸民眾自發發起的爭取民主、自由等政治權力與權利的社會運動是一個例外。當權利是民眾自由爭取來的的時候，強大的中共當局也無法阻擋。遺憾的是，覺得無法阻擋的中共當局就動用了暴力手段，用流血殺人、秋後算賬等紅色恐怖手段來恐嚇大陸民眾，遏阻人們爭取民主、自由的訴求與行動。

六四、文革、以及包括文革在內1949-1978年中共在大陸的統治，歷史一再證明：中共一直在防止、制止、利用、甚至鎮壓大陸民眾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因為對於中共來說，保住江山，或者保住政權，更確切地說，保住中共一黨專制是其根本底線。

自由、民主與一黨專制之間的深刻矛盾，中共高層看得很明白。害怕自由、民主會導致一黨專制的垮台使得他們不顧一切地對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實行嚴防死守的策略，如今又加上了高科技的技術手段，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式極權主義在今日中國大陸幾乎實現了。這是一個悲哀的事實。

不自由不民主不共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共產極權帝國，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這是一個我們無法忽視的事實。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明威在《喪鐘為誰而鳴》中引用的“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已經極為魔幻地被中共的口號“人類命運共同體”落到了實處。

世上罕見的武肺疫情，使得不自由不民主不共和的中國大陸那十四億民眾的悲慘現實直接影響到全球七十億民眾的生命、健康與自由權利。如果世人沒有從這一慘痛經歷（近四百萬民眾無辜喪生，幾百個國家的數億民眾染疫而遭受到生命、健康、自由權利的傷害）醒悟過來，認識到：只要有一個人依然沒有自由，其他人的自由就是不完全的，就是脆弱的，就是有可能被侵犯的。那麼，類似武肺疫情一樣的災難極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重演，我們以及我們子孫後代的自由，極可能再次遭到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