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時間的推移，實踐的檢驗，客觀的對比，和王震將軍所說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比我們多看50年要警惕中國改變顏色的驚嘆，憂患人民憂患黨，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越來越受到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愛戴和懷念。在某人（實乃指那位自詡“核心”的矮人鼠目）縱容下，公知們反毛聲浪甚囂塵上的上世紀90年代，國內外敵對勢力給毛主席身上潑了好多髒水。隨着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勝利召開，隨着人民群眾對毛主席越來越深的懷念，隨着美國對中國戰略遏制已經到了狗急跳牆的地步，為毛主席講公道話的大氣候小氣候都正在形成，人民再次呼喚偉大領袖毛主席！今天我們就再看看毛劉在大躍進前後的言論實錄對照，以還我領袖毛主席的歷史清白。

      一、關於大躍進工業的高指標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就算數，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而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超英趕美”目標是：我們爭取在15年或者更長些時間，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50年趕上或超過美國。而中國的鋼鐵產量在毛主席提出“超英趕美”後的15年（1972年）時確實做到了與英國並駕齊驅，17年後（1975年）超過了英國，到1978年達到3178萬噸，更是超過了英國歷史上的年最高產鋼量。（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二、關於大躍進農業的浮誇風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報》）

      而毛主席當年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線領導在天津薊縣畝產11萬斤的稻田興高采烈地視察的照片時，當即搖頭分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還接着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時任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長談，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但是，一線領導聽不進去。（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08-113頁）

      三、關於大躍進的共產風

      大躍進時期的共產風，指的是農村全村社員都吃集體食堂，“一平二調”，合併大社（一個公社合併成一個大社，甚至一個縣合併成一個大社），搞平均主義，把富隊和窮隊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個村中，實行男隊員和女隊員分開睡覺（不讓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於集體出工。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把托兒所、公共食堂等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劉少奇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麼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19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7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着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河北徐水這個親自抓的共產主義公社試點縣視察，作了許多指示，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結果，到9月1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這就是當時的“共產風”，一個縣成立一個公社，把富隊和窮隊待遇拉平，搞絕對的平均主義，“刮共產風“。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聽取了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匯報，並做了重要指示。”（《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具體對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做了哪些指示報道沒有具體講。

      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是：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富隊和貧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毛主席在聽取了吳冷西和田家英調查劉少奇去過的七里營等地回來後的實情報告後，對“共產風”發表評論說（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03頁）：

      （一）一縣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閒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延安時期搞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

      （二）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       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污衊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       這些幹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颳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颳遍全國。”

      毛主席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  

      四、大躍進出現問題後偉人承擔責任的態度更是形成鮮明反差       儘管在大躍進進行中，毛主席對一線領導所鼓吹的錯誤作法多次進行過批評糾正，而一線領導急於創造業績，根本聽不進去。       儘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審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對一線領導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國家一把手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進行了批評，但一線領導仍然聽不進去。最終導致大躍進出了問題。       但是在問題發生後，在對待問題承擔領導責任的態度上，毛主席卻表現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主動替一線領導攬責。       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主動作自我批評說：“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檢討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還原大躍進時期的歷史真相，洗清惡意塗抹在領袖身上的污泥濁水，還我領袖本來的光輝偉大形象，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民意，中國 才能在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旗幟鼓舞下，統一思想，克難攻堅，豪情滿懷地繼續前進，中國夢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有更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