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那个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本来没准备说这些故事。那天早晨我开车，收音机里NPR讲起陈光诚。听着英语怪声怪气地说临沂等地名，一下子这沂蒙山小调冒了出来。然后就想起了那些沂蒙山的故事。我的车就没法继续开了。到路边停车场里停了一会儿，才能接着走。我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写了一篇骂人的东西，骂那个忘恩负义，变节的裆。看的人不理解作者为什么那么失态。我知道，所有的愤怒，来自这些故事。所以我想，还是讲出来吧，也为自己做个辩解。

这些故事，想听的人不多。有人不喜欢它们太主旋律，有人嫌不够普世。我是大约三十年前听到的，细节已经模糊了。那些年，还是在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前。那个年代，既没有武警部队，也没有维稳经费。所以还有各种故事可听。类似的故事，前后拍了好几部电影电视。只是味道总在变。好在我只是讲故事。无关历史，也不证明什么。大家姑妄听一听。都是发生在那个风口浪尖上的瞎子家乡的事。听了之后，你对瞎子的遭遇，该理解的还是理解，该不理解的还是不理解。故事么，过去了。

临沂是山东最大的一个市。下辖九个县。北边沂水、蒙阴和沂南三个县，是当年沂蒙山解放区的核心。这陈瞎子，就是沂南县东师古村的。今天我们零零碎碎听了陈瞎子的事，感觉好像这个地方真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当年不是这样的。从抗日起，先是八路占着，后来八路抢到更好的地盘，跑胶东去了。新四军被国军从苏北赶出来，又把这儿当家了。地方虽然穷，但十年间，一直养活了十几万军队。最后支持了三场大仗，莱芜、孟良崮和淮海战役。尤其到了淮海，沂蒙人民榨尽了最后一滴血汗。当时整个沂蒙解放区，一共四百二十万人口，参军走了二十万，一百二十万民工上了前线。所有的男人，从十五岁到五十，都出来了。我的故事，就是讲沂蒙人民怎样的牺牲，怎样的支持这个裆、这支军队夺了政权。今天，这些人的第二代，一转身做三个代表去了。反过来，勾结地痞流氓，欺压无助的平头百姓，像陈瞎子之流。

闲话说得多了，下面来听故事吧。第一个是说民工大陈的。

“12月１７日，黄兵团外围据点已大部被解放军消灭，碾庄情势更加危急。我令邱、李两兵团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继续攻击前进。约９时前后，先后得空军报告，发现张楼、房村有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说当面的解放军皆向东溃退。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悉，解放军粮弹缺乏，战士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我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已被蒋军击溃，且全线崩溃，因即下令全线追击。”这是杜聿明，国军主将的事后回忆（《淮海战役始末》）。当时战役第一阶段激战正酣，国军又想逃跑保存实力，又想救出被围的黄伯韬兵团。根据这个情报，杜聿明决定打下去，结果把江北所有的部队，全赔进去了。也许这是个真实的情报，前线的解放军，一时快要弹尽粮绝了。但杜聿明不知道的是，山东沂南县的村民大陈率领的小车队，十天前已经上了路。这一切，很快就全改变了。因为不仅大陈，四个省543万支前民工都上路了。

大陈的村子，在沂南县东南，和陈光诚的东师古村成对角。和东师古村不一样，陈在这个村里是大姓。陆陆续续一个多月，村边的大路上不停地过民工车队，大部分是从胶东来的。其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支前模范莱阳龙旺庄镇西陡山村人唐和恩。他随身带了一根以前讨饭用的竹竿，这次每经过一个地方，他就把地名刻在在上面。小竹竿上经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名字———从唐和恩老家开始，经过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的水沟头、平度、临朐、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等88个城镇、村庄，行程1500多公里。这根竹竿现在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大陈村里的车队已经走了两批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次仗打得大了，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大。村里大点的榆树和枣树都放倒了，赶着做独轮车。大陈这一批七个人，三辆车一付担子，把刚烙好的一千斤烙饼送到前线去。大陈身高力壮，被选作队长。因为村里的干部前两批都走了。临行前，媳妇给他做了一双新鞋。准备了半袋子三红：红高粱饼、腌红萝卜、和红辣椒，做干粮。还把家里唯一的浮财，一块大洋给了他带上。这块大洋还是大陈奶奶嫁过来时带来的。多少年，多少次，再困难的时候，三代人捂在怀里都没舍得用掉。

刚出了村，大陈就做了一件他后悔了一辈子的事。把脚上的旧鞋扔了。那鞋太破了，鞋底和鞋帮已经脱开了，全靠绳子绑在一起，走路太费力了。可他也没敢马上就穿新的，光脚一口气走了六十里。第二天才穿了新鞋。战场瞬息万变，大陈的队伍走了十天，换了好几个兵站，才把烙饼卸下。随即又装上了手榴弹，跟着部队出发了。

其实民工们都愿意跟着部队走。因为部队开饭，首长都让民工们一起吃。没有命令，没有一个民工会私下动用一粒公粮。都吃自带的干粮。干粮断了就要饭。大陈他们路上就曾经断粮，要过两天饭。要饭本来不陌生。但这个时候要饭太难了。首先这帮人站出去都是壮劳力，人家不愿给。还有就是不只他们一支民工队在要饭。车上装满了粮食在要饭的队伍有好多。

对民工来说，要饭比起吃干粮，其实不算太苦。大部分干粮都是未脱壳的高粱磨糊蒸成的饼。这种饼，巴掌大小，黑乎乎的，有个名字叫“红眼趴牯”，嚼在嘴里，干渣渣、苦涩涩的。阳历十二月初，天不够冷，又雨雪潮湿，高粱饼都发霉了。大陈他们找一户人家，借磨盘灶头，把发霉的饼子，重新上磨推糊，掺点黄豆，再蒸成饼。结果吃得拉肚子。

跟着部队走也有危险，会被轰炸。大陈遭遇的最危险的一次，两架飞机正对着冲下来扫射。部队有严格的纪律。都原地站定了一动不动。民工就乱了，四下乱跑。一个解放军班长跑过来，招呼大陈他们不要害怕，就地趴在田里。那个班长还捧了一些豆秸盖在大陈身上。大陈趴在地上，仿佛感觉到子弹溅起的泥土洒了一头。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子弹打光飞走。大陈爬起来，同村的7个人都没事。可那个解放军班长中弹牺牲了。大陈他们都真心哭了一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听别人喊班长。

民工队很快就赶不上部队了。前方催得紧，车队一天走六十里八十里是常事。但部队跑的更快，有时一天要走二百里。比吃饭更要紧的是鞋，所有的人的鞋都坏了。光脚走这种强度是不可能的。脚疼得没办法，大陈把包袱里的裤子和内裤都拿出来，扯成七八片，给大家包在脚上。有一次到一个兵站，给民工们补充了一些粮食，还每人发了一条毛巾。看着兵站里堆满了军鞋，所有人的眼睛都发绿。可是没人抱怨把鞋留给部队，他们见到的部队都在日夜狂奔。有时大家都羡慕担架队的。虽然成天在炮火下，有生命危险，但是担架队发鞋。

黄伯韬打完了，在安徽二野又把黄维给围住了，打了几天没打动。大陈的车队又装上炮弹，跟着三野往上赶。现在已经可以白天走路了。晚上就宿在村里的地窖、驴棚里。一天早晨，有民工来户主家借铁锹。原来住在村西头的江苏来的民工队中死人了。死的是宿迁的于开国。他已经病了几天了。部队的卫生员也帮着看过。可是卫生员除了绷带和止血剂没其它药。只能扎扎针。他没力气走回家，队里其他人就让他坐在车上推着走。夜里其他民工都在极度疲劳中呼呼睡去，惟有队长姜九龄守候在于开国身边。于开国知道自己支撑不住了，他拉住姜九龄的手说：“队长，你的鞋已露出了脚趾，看样子我不行了，我的鞋子还能穿，你把它穿上继续赶路。明年你有空，能把我的坟指给我家里人，让他们带我回去。”早晨很多山东的民工都出来帮忙，找了许多石头碎砖头，堆了个大坟。为的是他家人找来时，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容易看见。（打完仗后，姜九龄和另一个老乡绕路，把于开国的棺材起出来，运回了宿迁。）

到了安徽褚兰，大陈的脚实在受不了了。做个队长，他比别人都走得要多。所有的车过河过沟他都要帮着拉。歇下来还要张罗吃饭住宿。所有的能用的东西，都包在脚上磨光了。长满老茧的脚底板，每走一步，都疼的钻心。好像整个脚底要脱落下来似的。他麻木地拿出了那块三代相传的大洋，买了一双“万里”牌胶底鞋。这双鞋，支持他走完了剩下的路。找回的零头，只够买了一小根咸黄瓜。因为大家已经七八天没吃到一粒盐。七个人，你咬一点我咬一点，放在嘴里不停地咂，齐声说：“真香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