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路線鬥爭，無論是對有兵權的張國燾，還是沒兵權的王明，毛都是留了後路，並沒有趕盡殺絕的。但到了文革，失敗者的下場都特別悲慘。為什麼在那個人頭滾滾的戰爭環境中還能有迴旋，到了和平時期，卻更加殘酷了呢？因為以往只是高層之間的鬥爭，而這一次，基層群眾參加進來。而群眾鬥爭的形式，只會是粗暴極端的。

雖然接班人的位置是高危度的，排着隊等着坐的人也不少。換一個或幾個接班人，都是開個會舉舉手就能解決的問題。這一次，毛澤東卻不得不需要搞一個全民運動。他的趕超戰略，畢竟最終要靠群眾苦幹出來，要靠各級基層幹部細緻的落實執行。危機是，這一次他在人心上，包括官心民心，都占劣勢。首先是官員們，蠢蠢欲動。他們很多都是曾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建國後又苦幹了十幾年。現在地位權力有了，可就是不讓兌現成富貴。不能封妻蔭子，新貴族階層被壓制遲遲不能成型。這些官員都已不再年青，再不把權力轉化成財富，或能把特權傳給子孫，就來不及了。但他們這種欲求無法在政治上正確地表達出來，就會從國家經濟政策上“曲線救國”。

老百姓那一頭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官員小。從戰爭到和平帶來的紅利很快吃完了。新一代成長起來，不是親身經歷的“憶苦思甜”已對他們沒多少作用。雖然到了六十年代中後期，在沒有多少潛力可挖的耕地田畝數上，糧食產量已經比建國初翻番。但隨着人口增長和作為工業原料使用的增加，人均口糧沒有多大增長，吃飯依然是個問題。人口的激增使各方面的壓力突然被放大，一時間措手不及。城市裡基礎設施建設，住房建設，子女就業等欠賬越發凸顯出來。老百姓也已經艱苦奮鬥了十幾年了，也快到極限了。

是順應官心民心作改變，還是再咬牙堅持下去，固執的毛澤東選擇了硬“闖關”。通過發動群眾起來斗官員，壓制官員的貪念反彈。同時，也藉此釋放部分群眾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讓老百姓都參與進來，把多餘精力消耗在政治上，提高政治壓力，從而某種程度上壓抑和抵消對消費提高的欲求。從文革一開始，口號就是抓革命，促生產。樹立的榜樣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其實就是一個意思，不計報酬，苦幹再苦幹。

文革看似搞得天下大亂，其實是讓大中學生們衝鋒發泄，而工農兵作為穩定力量。所以，文革中生產並沒有停滯，只是沿着既定軌道向前。即使在看起來最混亂的時候，鐵道兵依然年復年地鑿山架橋，一寸一寸地把鐵路向前鋪設；工人們離開城市來到窮鄉僻壤，從一磚一瓦起建設新工廠；地勘隊員們背着兩個饅頭一壺水，在荒山野嶺中一步一步地測繪；農民們年年冬天都頂風冒寒，用雙手和鐵鍬挖河築壩；石油大軍鋪蓋一卷，就天當房地當床開始新會戰；在大漠深處，軍隊和科學家還在默默地研製試驗火箭和核彈。與後來宣傳的相反，文革中工農業和科研成果都有長長的清單。即使包括開始的混亂年份，十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在7.1%。

但統計數據的增長率其實是不能反映出這些基礎工作，對長遠的經濟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影響。毛澤東用政治運動作掩護，把他的低成本趕超戰略延長下去。這種大規模的基礎工作所應該付出的代價，確實是當時國力所承擔不起的。僅靠着當年中國人民的犧牲和奮鬥意志，堅持做了下來。即使是當年在沙漠中的驚世一爆，首席科學家說他僅有一次拿到過十元錢的獎金。這在任何其他國家，在中國的今天，都是無法想象的。沒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沒有那種特定的政治狂熱氛圍，以中國當年的條件，是做不到的。

但毛澤東選擇文化作革命的突破口，的確有文化革命的需求和考慮。他深感在中國要工業化之所以特別難，很大程度上還是我們的文明，遠沒有進入工業時代。中國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上的傳統文化勢力特別頑固。由於中國特色，國土廣大和人口眾多，即使在生產力很低下的時候，維持一個少數貴族階層特別富足奢華的生活水平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傳統中國的精英們對提高生產力毫無興趣，只是一門心思於如何擠入貴族階層。這長期的“反進步”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正在阻礙着工業化的進展，和戰略推行。

文化變革的途徑主要靠教育，但教育的路線和方式，必須服從當前需要。大躍進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痛。在大躍進中，暴露出整個國家的官員階層，缺乏工業基本概念和方法，都是在用前科學時代的古方蠻幹亂干。而像錢學森這樣的高級現代知識分子，一樣沒起到什麼好作用。在錢學森身上，出現了教育斷層現象。他前一半，受的是中國式傳統教育，後一半，接受了世界上最先進和尖端的科學訓練。他的象牙塔頂層的知識，對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是有很大幫助；但對基礎工業化，空有熱情，卻拿不出主意和辦法。

毛認為中國當時的教育，同樣普遍存在着斷層。文科都還在繼續教着傳統糟粕；理科過分追高端，仿佛得不到諾貝爾獎就是廢品（不管他自己的目標就是緊盯世界第一的）。而當前的工業化，迫切需要的是大批的有文化的基礎勞動者。現代產業工人必須要有文化，但並不需要特別高精尖的科學知識，只要有閱讀理解能力加上基礎科學常識，就可以勝任了。當務之急，是要把這個有知識文化的勞動者的中間階層迅速擴大成主流，中國的現代工業文明才能建立和穩定下來。當前全國的教育資源，要側重於加速加快培訓工人，培養各行業勞動者為主。而不是為了追求少數傑出科學家而把大批學生教育成不上不下的尷尬廢材。所以，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同時，毛澤東還意識到了，如果存在過大的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工業化是不牢靠的。中國龐大的農村和落後地區，是傳統文化最頑固的根據地，足夠淹沒當前城市中的現代文明孤島。因為毛自己就在戰爭中用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個問題不下大力氣解決，就會成為長久隱患。所以，他一方面結合三線建設，把工廠布局到邊遠地區，作為工業文明的火種和起點。另外，送醫下鄉，送戲下鄉，送復員軍人下鄉，送科技下鄉。最後，結合就業難題，把知識青年送下鄉，希望能夠用現代文明改造鄉村。但由於政治上需要補償農民，必須反過來說是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只要讓他們摻沙子在一起，自然就會發生化學變化。儘管古今中外的政治表述都是扭曲的，文革中的扭曲程度應該是最大的。

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像護崽的母獸一樣，靠瘋狂的政治運動掩護，頑固地維持着他的趕超戰略的延續。他知道他多堅持一年，將來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競爭力就會更強一些，占據戰略上游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一些。但人力有窮時，人心有疲時。阻力會越來越大，政治就相應會越來越瘋狂。可還是有太多的事要做，太多的東西需要改變。正如魯迅說的，在中國，作任何一點改變都萬分難。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留給毛澤東的時間卻不多了。

其實進入七十年代後，可能是有機會轉變戰略的。重工業這隻工業母雞已經養大，開始下蛋了。輕工業所需要的設備的製造已經國產化，具備能力並開始擴大日用品生產。農業機械大批地生產出來，配套的農技農機服務體系也已經建立起來，工業反哺農業正在實現。“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句空話，毛澤東也喊出了“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口號，預示有所轉變。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中國也基本經做好了開放進入國際社會的準備。但毛澤東可能是對他一手護大的中國工業體系，進入國際競爭的信心不足。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再作一輪“引進吸收”準備工作，就是以後要講到的“四三方案”。

也許是毛在政治上走得太遠太急，轉彎過於困難。也許是他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再作天翻地覆了。他幾乎已經用盡了政治手段。但再極端的手段，功效也有限度；再豐富的政治資本，也有耗盡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看不到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那一天了，晚年，他向尼克松哀嘆：“我沒有能改變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的一些地方。”歷時一年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和他一起走下來的有上萬將士。但如果這條艱苦的道路要走上幾十年，還有多少人能堅持下來？為了這個趕超戰略，他一刻不停地把所有人，特別是官員們壓榨得太狠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堅持，整整一代人的苦幹和奉獻。到最後，就在北京周圍的那些地方，就在他周圍的那些人，不管是愛他的，還是恨他的，在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希望他趕緊死了吧，好能夠喘口氣。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