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話靠得住，母豬會上樹。人類對話語的不放心，由來已久。不自信的人會問：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自信的會反問：你確信你知道你正在說什麼？神叨叨的會說：主啊，饒恕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語言哲學家來了，說：人類確實不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這下搞大了。前幾句還可能是交流和表達的問題；最後這句直接指向語言自身有問題了。

我們看看維特根斯坦是怎麼說的：

1. 1 世界是一切實況之所是。 1.1 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非事物的總和。 1.11 世界為事實所規定，為這些就是一切事實所規定。 1.12 因為事實的總和 ...

說實話（這句需要重複三遍），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當年維特根斯坦曾經被周圍人們“看怪物”的眼光壓迫得受不了，就跑到劍橋去找羅素，請他幫助鑑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個白痴：“如果是，我就去開飛艇；如果不是，我就去做哲學家”。羅素就讓他隨便寫篇論文來看看。結果羅素說：說實話，他的論文我一個字都看不懂。但從第一句我就知道他是一個天才。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邏輯哲學論》時，和今天一樣不是哲學家，但也是一個富有閱讀經驗的成年人了。說實話，從第一句開始，我就意識到這些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懂了。不過我有豐富的經驗對付讀不懂，還能幹什麼呢？繼續往下讀唄，也許冷不丁會冒出一兩句能懂得。即使到最後什麼也沒冒出來，起碼我讀完了一本書麼，算一個成就。

後來維特根斯坦拿他的論文《邏輯哲學論》到劍橋申請博士學位，答辯主持人是羅素和摩爾，隨便聊了聊之後，羅素提問說，維特根斯坦一會說關於哲學沒有什麼可說的，一會又說能夠有絕對真理，這是矛盾。維特根斯坦拍着他們的肩膀說：“別急，你們永遠也搞不懂這一點的”。結果他順利拿到了博士，理解啊，理解萬歲。語言真是有意思。地球人都知道羅素跟我情況不一樣，但我們面對同一個東西，有幸共享同一個詞“不懂”。有趣的是，他們說不懂時，感覺是某種程度的痛苦，而我卻為同一個詞享受到絲絲“邪惡的快感”。

光陰虛度，今天來看這幾句話。似曾相識。記憶真是奇怪，凡是能讀懂的，基本全被我忽略過去了。不懂的，倒是零零落落記住了幾句。更奇怪的是，我現在覺得能夠懂一些了。也許是因為這些年間雜雜拉拉看了些二手三手貨的緣故。不過，我為像這樣讀懂而悲哀，因為我懷疑如此這般，其實意味着永遠失去真正理解維特根斯坦的可能了。好吧，算我不知道正在說什麼。來看看為什麼說人話靠不住。

如果要選一句話，作為語言哲學正式出場的號角，則非弗雷格的這一句莫屬：“詞只有在完整的句子裡才有意義”。先有詞還是先有句子，這是又一個千年“雞和蛋”的問題。甚至，這裡“意義”究竟指什麼，我們都不能確定。但這句話卻“意義”清楚。如果說索緒爾那裡只是廣泛地說“詞”只有在語言體系中才有意義的話，弗雷格這句話就很具體了。第一次明確地把語言的精度，或語言的有效性底線定在句子層面。傳統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去和語詞（哲學上用來表示最小語言單位，我們就用詞代替）較勁，註定是徒勞。語言哲學的大佬們經常一個靠反對另一個而登場，但這根底線，從來沒被撼動過。

但是要說“詞”是沒有意義的，實際很難講通。句子是由詞組成的。詞中名詞占壓倒多數。名詞傳統上分為“專名”和“通名”兩類。專名就是人和物的名字，如“老子”，“函谷關”等，是最簡單的詞。“通名”如“人”，“驢”是一類物的名字，“通名”一般形成概念。“通名”有意義較少有爭議。因為概念都有內涵和外延，內涵就是“通名”的意義。最早認為專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專名一頭是詞，另一頭就是所指對象。外延確定，所以不需要有內涵。專名天然成為分析的起點。可是，就是這個號稱最簡單的東西，讓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們繞了進去，至今還沒繞出來。

專名最大的麻煩，就在於“有”還是“沒有”意義。文革中，我們都知道，毛主席就是毛澤東，沒別人能用。這兩個“專名”指向同一個對象。但全國人民都知道，在說“毛主席”還是“毛澤東”，太大不一樣了。明明同指一個對象，這其中不一樣的會是什麼呢？羅素說，麻煩在於“專名”有描述性，很多都是縮略的描述語。比如一提到老子，有人就說老子就是老聃，那個孔子的師傅；另一些人認為老子只是《道德經》作者，不是老聃；有人認為他是作黑白陰陽魚的畫家，還有人直接就想到太上老君。這下，不單有太多的意義，而且還是分歧的，特別是好像沒有人能夠掌握全部。

既然說到這裡，是不是單獨的詞詞義不定多變，要到句子中加以約束和限制，從而我們才能認定其意義呢？不幸這個認識看來是不着邊際。早期語言哲學的一幫邏輯狂們，做夢都想把語言（句子）表達成一種函式，把概念帶入，就得出一個值（意義）來。專名本來是想作為常項的，如果專名意義不定，這下一邊全是自變元，就沒法得出定值了。羅素和早期的維特根斯坦不信這個邪，總覺得可以做點什麼。

這個專名意義的問題之所以讓人這麼痛苦，在於這裡面牽涉到一個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早期語言哲學家們，都是不錯的科學家，出色的數學家。在他們看來，外部客觀世界的存在是一個無可動搖的事實。所以他們從來不談論“本體論”。但不談論不代表他們沒有本體論。一方面，他們明確了語言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另一方面，反映和談論現實世界，是語言的主要用途。語言的世界和現實世界是怎樣聯繫和交流的呢？最可能直接發生交流的地方，就在專名。

羅素設想的是，語言世界和現實世界可能沿着一條邊線相接。要找到這條邊線，就需要找到“邏輯原子”，邏輯原子可以理解為這樣一些專名，它們只指向簡單的事物個體，不再包含任何描述性。他的方法是萊布尼茨式的。“老子”這個專名具有描述性，是因為這個對象不夠單純。要繼續分下去。我們說到老子會浮現他騎在青牛上，那就把他和牛分開；他是周的圖書館長，那就把官服扒掉；虬髯重瞳，拔掉挖掉。。。直道我們能夠放心地說“老子”不引起任何歧義。對象像物品一樣可以一直分到“原子”，我們語言中一一對應會有名稱。這種專名是真正的“邏輯專名”。早期維特根斯坦也是如此想法，所以他說：“實況之所是，即事實，是由原子事實組成的。”

那我們的語言中有這樣的“邏輯專名”嗎？羅素就開始尋找。上窮碧落下黃泉，總算給他逮着一個（兩個），就是“這”（或者還有“那”）。再多就沒有了。可是，很多人指出“這”根本不是個名詞。羅素也因此被同在劍橋任教的斯特勞森好一通奚落：把“這”作為唯一的真正“專名”，是一場邏輯上的災難。其實我覺得斯特勞森還是比較厚道。應該直說是一場“笑話”。因為我想留着災難這個詞，用邏輯去分析通名（概念）時，才會發生“災難”。而面對那些超級概念：比如“高尚”和“德行”等等，結果就是直接“崩潰”。別指望我會舉個“超級”例子，即使平常說話見到此類詞，我都繞着走。

羅素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像“改造數學”那樣直接去做，知難而退了。後面人有接着做的，有另闢蹊徑的。卻都沒有什麼進展。但是，正是哲學家們的失敗，告訴了我們一狀真相：我們的語言和客觀世界，是不相連接的。羅素在這裡犯了一個本體論上的糊塗：他認為世界上的個體是一個一個獨立的，語言裡應有名稱一一對應。可實際上，世界之中並沒有扒得比光豬還光的老子，或已經完成剜肉剔骨的哪吒，等我們去命名。客觀世界總是交織在一起，連續並運動的。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本性圖象論，也有這個問題，就是從某種程度上，認為“語言和世界對應”，隱含一種被動的反映。在這點上就背離了索緒爾德構造說。後期的維特根斯坦改變了想法，認為“語言的功能是對世界的反應而不是反映”。語言是人類依據對客觀世界的經驗，主動構造出來的試圖理解世界的一個人工體系。語言就是世界的邏輯形式（雖然分析起來不怎麼合乎邏輯）。語言固然摹畫世界，但其的出發點，不是去摹畫事物，而是摹畫事實之間的邏輯關係。世界是整體的，並不都像一個人一頭驢似的可以自然區分。而我們的命名，是跟據需要在很大的隨意程度上將事物區分開來。正是為了摹畫“孔子曾向老子問道”的事態，我們需要“老子”和“孔子”的名字，否則我們就盡可讓他們淹沒在無數的無名古人中。世界上有無數山峰並沒有名字，為了表達“華山在恆山的北邊”這個關係，我們需要從群山之中命名這兩座山。這才是我們理解：“詞只有在完整的句子裡才有意義”一語的正確渠道。

儘管早期維特根斯坦還持有語言圖象論，但他的直覺是準確的：“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非事物的總和。”就是因為他直覺到了語言不和事物直接聯繫。他這裡所說的世界，是我們所思想和言說的世界，不是指外部客觀世界。語言只能理解已經編織入語言體系的一些經驗事實，不能去探索實際事物。同樣，語言只能在自身結構中理解事實，不可能無限精細分析下去。好像雪之所以是雪，全依賴雪花的結構。再分下去就不是雪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個好比喻。

維特根斯坦把他的書寫成一句一句格言模樣，與其說是本書，不如說只是個目錄。他不準備告訴我們什麼，只是給了些路標，希望讀者能按圖把他的思維過程再走一遍。這個任務，除了他自己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能做到。他有他的哲學問題，而我沒有任何“問題”，除了閒得慌。所以我按我的理解總結如下：

我所說的想的世界，是語言的，也是對象（物）的。但哲學的世界只能是語言的。對象本沒有任何“意義”，語言構造出名稱和概念，賦予了意義。意義就是邏輯關係，而邏輯關係是用語句來表達的。我們能談論的只能是意義，但“名稱”誤導了我們，讓我們錯覺是在直接談論對象（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