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戏曲究竟关不关兴亡，是个问题。《赵氏孤儿》和《桃花扇》，都被誉为爱国主义戏曲作品，却又从来费思量。《赵氏孤儿》是一部以家抗国的戏。如果要说在“新国”里宣扬“抵抗国家”就是对“旧国”的爱，或者旧主也姓赵但凡言“存赵”就是爱旧主，倒也几分说得过去。《桃花扇》就更复杂，本戏的超级粉丝梁启超先生话说得很重：“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很像今天在网上骂别人汉奸者的言语，直欲堵住一切怀疑之口。不过，“兴亡”有多关“爱国”，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多少重叠，仍然是个问题。

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一种行政司法形式，和一种资源分配占有共同体，由来已久。但是传统上中国国家机器的最大得益者，士大夫阶层，对国家概念，态度总是躲躲闪闪的。好用一些近义词来代替，比如社稷，江山，朝廷，天下等等。反映了一种非常不情愿地被束缚在这种结构中的态度。社稷，无可奈何祖宗留下来的；江山，无意志不亡不灭；朝廷，存个念想可出可入能够选择；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总之我在这个国家中是身不由己，未必出乎本心。实在要忠于什么就找个君王吧，一对一咱们恩怨分明好算帐。所以用天下来代替国家，用君王来代替政府，是有潜意识基础的。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香君得知梳栊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恶名。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为避害, 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 为之参赞军务。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奸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方域回到南京，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方域出狱，随道士张瑶星往栖霞山。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家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

关于《赵氏孤儿》作者纪君祥，我们所知不多。除了几出戏外，我们只知道他住在元大都，有几个朋友是元朝汉人高官。孔尚任我们知道很多，他是在被康熙召到北京做官后，开始写作《桃花扇》的。也许他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当朝官员？孔尚任在戏中严格遵守了清朝定下的官方基调：明亡于李自成，南明亡于马士英。后金是帮助明朝复仇的继任者。这给孔尚任的写作限定了框框。但《桃花扇》号称笔笔有来历，据说是很负责的历史剧。可是整部戏看下来，孔尚任是彻底传统的“权奸亡国论”，真心认定东林党人（或继承者复社）是忠臣，明亡于反对东林党的奸臣当道。这也是为什么康熙要了剧本去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一向热衷文字狱的清朝，也没有禁这部有民族倾向的戏。因为汉族官员有这种认识水平，对明亡国的原因作如此总结，清朝统治者们是乐于见到的。

《桃花扇》是一曲亡明的悲歌，更是东林党（复社）的挽歌。戏中东林党人都是正面形象，而判断“忠奸”不依行为，唯一标准，就是党派。奸臣就是：“这人原是魏党，真正小人，不必理他。。。”。东林党最擅长的就是“党争”，从北京争到南京，亡了大明亡南明。《桃花扇》里的所谓忠奸之争，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党争的继续。让我们跳出戏外看看，亡国的真正原因。如果说明亡于“党争”不够全面的话，说东林党亡国却不冤枉。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亡国的党，按东林党的政策和做法，在哪一国当政，哪一国必亡。

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瘫痪崩溃。国家的税收已经萎缩到了不能维系正常国家功能的地步。气候变迁，导致北方大面积灾荒，需要购运粮食救济；后金的崛起，增加了国防压力，需要修城池发兵饷。这都是雪上加霜。而国家没有钱，什么事都做不了。就在这个时候，东林党执政了。他们通过不死不休的残酷党争，终于赢得了“众正盈朝”，意思是所有重要岗位都被东林党把持了。他们的政策就是两条：第一就是禁锢皇权，皇帝除了讲“仁义”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做；第二就是不许加税，尤其是不许增加工商税和开矿收税。

明朝的税收不足问题由来已久。张居正的税制改革在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下失败了。皇帝想增加工商和矿业税收，受到官员们的集体抵制，只得派太监去做。东林党人煽动抗税风潮，把出来收税的太监打死了。东林党主要由出身于江南的士大夫们组成，他们家里或背后的支持人是江南的大地主兼大商人。这些人由于有功名在身，家里田亩都是免税的。增加工商税就触及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了。在“家”和“国”之间作选择，东林党是绝不会含糊的，一分钱的税都不能缴。所以这个党，是典型的有家无国。明朝实亡于家和国的斗争。这个时代的士绅家族，集体抛弃了这个国家。

国家税收的恶化，也是这帮士大夫们造成的。到崇祯年间，江浙一带仅进士就有六百多家，更有数不清的举人。这些人不仅自己不缴税，还能庇护家族同乡。一个新进士一夜之间收到上万亩土地的投献是屡见不鲜的。东林党人的精神前辈，当年不声不响地瓦解了张居正的财税改革的前首辅徐阶，家中就有四十万亩田。大部分都是投献来逃税的。每多产生一个举人进士，国家就会损失成千上万亩的田赋。唯一可能增加的来源就是原来近于无（三十税一）的工商税，可偏偏这些人家又都是大商人，有人家有几千台织机（所谓东南资本主义萌芽），有人家在矿山海运中有股份。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家族的利益，这些大户人家资助族中子弟去争取功名免税，又资助党争去把握朝廷防止加税。东林党作为子弟和代言人，不负背后家族的期望。什么灾荒流民，什么外族入侵，只要皇帝你讲仁义修仁政，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不让我家缴税。当皇帝要赈灾要发饷时，户部尚书可以理直气壮地反过来向皇帝要钱：做什么事，拿你皇帝的私房钱出来，反正我国库里无钱。实在要加税也不能加工商税，只能加田赋（反正我家是免缴的）。导致小农户的破产。他们成功了，逼得灾民流寇，逼得士兵哗变，逼得皇帝上吊。

中国的党争最坚决最彻底的，要数东林党，比今天的共产党在斗争的坚定性上还要强。南明建都南京，算是进入了东林的地盘，更是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在《桃花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复社的成员在国破家亡临头之际，心里依然只有党争的蛮横。东林党成员后来多先降大顺，后投大清。史可法算是有骨气的，但实在没有能力。总督扬州兼兵部尚书，坐镇江北一年多，手下十几万军队。结果敌军尚未到，自己先把江淮防线搞崩溃了。只有一些家人部曲跟着他守城一天。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不枉他自称是南明的“亡国罪臣”。被东林诬为亡国奸臣的马士英，倒是一直坚持抗清，最后被清军捕杀，剥皮充草。戏中却编造他被雷劈死，党人意气，直盖过国家民族大节。《桃花扇》对那段历史如此描写，大力吹捧亡国之党东林，效果正是清帝康熙求之不得的。

孔尚任是个文学家，还是儒家的正统传人，自然不能指望他能懂得治国之道。不过，那个年代，即使是较为杰出的思想家，也跳不出这种“忠奸”思维的框框。亡国后，复社成员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单看起来言之灼灼，如果放到明朝灭亡的背景下，联系东林党和复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经历，就可以理解，这里所谓的“天下”和“国家”之辩，实际上是在为东林党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亡国责任作辩护和开脱。意思是：什么国不国的，其实我们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们关心的只是“仁义”。

经历明亡，士大夫阶层或精英们，依然不愿意承担甚至承认他们对国家有多少责任。他们有一种自信，就是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什么异族统治者，治理国家都要靠我们。所以只要家在，国真的不重要。《入道》一出中，孔尚任借张瑶星道土的口说：“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清根，割它不断么！”这就是士大夫们对待国家的虚无态度。知识分子的风骨的确不还如妓女。亡国后李香君归隐，她的情人，复社骨干侯方域剃发留辫出来考科举。香君的姐妹柳如是愿意殉国，她的老公，东林领袖钱谦益嫌“水太凉”。

秦淮无语话斜阳， 家家临水应红妆。春风不知玉颜改， 依旧欢歌绕画舫。谁来叹兴亡！

谁来叹兴亡？当然是文人。中国的文人叹兴亡上了瘾，成了一种恶趣。就像这把桃花扇，别人的血溅在扇子上，他来添枝加叶画成桃花。

（画完介）（净看喜介）妙妙！竟是几笔折枝桃花。（末大笑指介）真乃桃花扇也。

一次次地亡国，一次次地流同胞的血，真有这么好笑吗？鲁迅先生对此如是评价：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论睁了眼看》）。

就戏论戏的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想简单交待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待国家态度的转变。

在古代，“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我们可以看到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两个字。到近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终于走到了正面来了。林则徐是个先行者，因为他有眼光，比别人先看到了一个“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就是中国开始从一个一国独大的封闭环境，进入世界，卷进列强纷争之中了。在世界舞台上，国家，只有国家，才会是正角。

林则徐的努力未能挡住帝国主义的舰队。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说是“各半”，其实是“两重”。弱国之民，除了被自己国家压迫，还要再被其它强国剥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中国的平民，原来对国家是冷漠和疏远的。管你是什么国，总得要有人种地。天生我种一份地，纳一份粮。但是现在，同样种一份地，要纳两份粮。伺候了官大人，还要伺候洋大人。这比任何改朝换代都要痛苦得多。平民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强大原来是如此重要。义和团就是一次试图能选择一个国家，摆脱双重压迫的自发运动。

中国的精英阶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原来他们是如此地自信，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都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手中有文化，有高级的文明教化，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但是这份自信，在外来西方文明面前开始瓦解。他们能感觉到那个入侵的文明，似乎在治理国家方面，更强大，更有效。没多少人愿意承认是文明的虚弱，宁愿认为是国家虚弱拖累了文明。精英们开始迷惘到底是文明造就国家，还是国家造就文明。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看来还是重要的。不管是为了证明文明，还是挽救文明，让我们开始“强国”吧！

中国现代的“强国梦”，甚至基本的“国家意识”，是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出来的。曾经一直是个梦，到底要做什么，谁来做，一直在争吵不休。尽管梁启超已经对顾炎武的“天下”和“国家”之辩很不舒服，喋喋不休论证好多，却总不愿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情急之下，知识分子们把这句话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接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才标志着精英阶层的一次彻底转变：现在国家优先于其它。

从伶人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能管窥几分。周信芳的代表作是《徐策跑城》，是一出“有家无国”的戏。不管我是不是犯了国法，你国家敢动我家的人，我立马就要“紫禁城杀一个乱纷纷”。但是，当日军的炸弹落在闸北时，偌大的上海，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舞台了。他马上排演了《明末遗恨》。其中《杀宫》一出，当崇祯自杀前拔剑砍向公主时，公主问“孩儿何罪？”周信芳扮演的崇祯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桩大罪！”这是周信芳现改的。原来剧本中崇祯的台词是：“儿呀，你是无罪，怎奈你生在这帝王之家，你就大大的有了罪了！”这又是一个从“家”到“国”的转变，反映了在平民中的国家意识的觉醒，并不晚于知识精英。

中国，作为中国人的国，有一份原罪。作为一个国家，能被它的国民所认同，能被它的精英所重视，似乎要感谢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感谢日本人的野蛮暴行。否则，它到底是个国，还是个“天下”，都身份不清。不过，与中国的历史长河相比，这百来年只是弹指一挥之间。将来有一日，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远离了海岸线，当“百年积弱”已成为历史背影，在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文化里，在一群癖好诗赋“叹兴亡”的人群中，这个异己力量，会不会淡出视野，再次化作“桃花扇底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