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丰乳肥臀的担忧，我得警惕“解构主义”。望文生义，我以为“解构主义”是反对“结构主义”的。所以指望结构主义能拯救我们认为是美好的东西。谁想不看不知道，一看更坑爹。结构主义才是始作俑者。他们说：丰乳肥臀只在美女身上的时候才有意义。单独出来什么都不是。听起来很有道理，比如要是长到我身上。。。噫----怪！算了，结构主义者牵来一头牛代替美女，拿着教鞭指着说：看，牛！之所以牛，是因为它有牛的结构。那硬东西长在头上才是牛角，长到脚上就是驴蹄；那软的长在腹里是牛肚，挂到外面就是鲨鱼腮。。。 总之，牛杂碎之所以叫牛杂，是因为作为牛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曾组织过牛，谁也别想叫牛杂。而我们要理解牛杂，不能看在火锅里的用处，而是要看它们在牛身上时，和其它牛杂之间的关系。不光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个问题，先有牛还是先有牛杂，也是个问题。吾未尝见全牛，唯一团关系耳。（结构主义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较少涉及自然界。这里是比喻。比喻啊，要趁着还能用时赶快用。）

这时解构主义来了，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就讥笑道：装A装C吧。明明拿着一把刀，却当着一根教鞭。一把抢过来，按结构主义的关系图，批大郤，导大窾，于是道德伦理謋然己解，整个西方文明如土委地，成了一堆碎肉。再看看发生时间，六十年代末。明白了。解构主义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的“红卫兵”。让人生气的是，这操刀手搞得一地狼藉不收拾，连刀都不擦。一切又交还给结构主义了。

看来根子在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索绪尔。费迪南·德·索绪尔是个瑞士的语言学家。这下从结构主义到语言哲学，就铺下了第一块基石。索绪尔坚定明确地说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他区分“语言”和“言语”。意思是我们说话和我们说的话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我们所说的语言，是一个社会记忆的整体，一个规则系统。要理解词的意义，就必须在这个系统中考察。离开这个系统，词没有先天的，永恒的，纯粹的意义。语言一旦成为系统，即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当然，如果不满意索绪尔作为语言哲学的开端。再向前推，也大有人在。有一长串名字一直到古希腊。西方哲学象牙塔虽高，却也向外冒俗话。第一句是：俗话说，没有苏格拉底没有谈论过的哲学话题；第二句：俗话说，没有亚里斯多德没研究过的学科；第三句：后世所有哲学都只是从不同角度诠释柏拉图。苏格拉底谈论过语言。他不是很赞成也不能全否定语言是约定成俗的东西。但他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力量，规定我们把人叫做人，马叫做马。甚至连发音和字母拼写，都有命定的成分。 亚里斯多德动真格地研究了语言，区分命题语言（可以做真假判断）和非命题语言（诗、文学用的）。柏拉图更是苦思冥想，最后把词源归于罗格斯，而理念只能是天生的，又在我们出生后回忆出来的。

所谓俗人，就是靠俗话活着的人；而所谓俗话，就是从来没有错过的话。果不其然。尽管知道不同民族有不同语言，除了拼音字母还有象形文字。苏格拉底非要坚持拼写和声音都与意义相关，看起来很荒唐。可是当我们听说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普遍语法）时，难免会想到苏氏的“冥冥之中”。同样我们后来谈论“日常语言哲学”或“逻辑语言哲学”时，总是与亚氏的语言划分藕断丝连。至于柏拉图，以后的罗格斯、理念、概念、神、观念、符号， 等等。无不围绕着柏拉图的胡子转。我们有抑制不住的敬仰和赞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究竟有多高的智慧！

且慢，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抑制一下我们的感情喷发。搞清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苏格拉底”等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说名字还是对象：那个两千年前的希腊石匠？为什么世上已经没有这个人了，我们还可以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谈论这个没有了对象的名字？专名已经转化成概念了吗？那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什么时候又在暗示所指？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和柏拉图谈到的，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还是比较单纯。老子才更加玄而又玄。当年是否有老子、李耳、老聃，道德经成书于什么年代，影响现在老子作为《道德经》作者这个符号意义吗？ 将来可能出现的新考古发现，会对我们当下语言体系中的概念有什么影响？或者，你有历史洁癖，想把那些吃李子生子，太上老君，老子西行化胡等等无稽传说抹干净，也注定会是徒劳。这些都是今天的老子的一部分，“是一个社会记忆的整体”。《庄子》里说老聃病死在家里，可是为什么当别人提到那骑青牛出函谷关失踪的老汉，大家都认为是在说“老子”呢？“老子”这个筐里，究竟装了什么没装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苏格拉底和老子，都只是今天语言体系中的概念，不是历史上的死人。那崇拜“概念”有意义吗？既是哲学概念，今天谈论到哲学，他们可不是都在一肘可及之处。

有人要说，你这样咬文嚼字有意义吗？至少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这很重要，而且只是一个分析的开端。那好吧，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什么是“语言哲学”呢？驴的回答是：你对语言哲学了解多少，语言哲学对你来说就是什么。神棍神婆驴呀，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只能请别发火，我这也是没法说么。语言哲学家们所做的一项重要事业，就是改变传统哲学中对“事物”的定义方式。过去教科书中一开篇就是的“性质概念定义范畴内涵外延”那一套，不时行了。我既不能骑马找马，只好请你骑驴看唱本，边走着边瞧了。

语言哲学的产生，是得益于语言研究的进展。只有当我们对语言结构了解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能对哲学作如是理解。要想精确地界定是困难的。因为整个哲学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个“语言转向”。就是，从“语言是研究哲学的工具”转向“哲学是研究语言的工具”（我这里稍稍推过头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了语言只是一种结构，而哲学依赖思维，思维基本就是语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哲学原来以为能做的事，已经是注定做不到了。比如哲学曾经以探索世界本原为己任，现在我们搞清了这个任务不适合哲学来做。哲学家喜欢拿马说事儿（还是比喻啊）。马究竟是什么？不是哲学能回答的。而是要交给研究奇蹄目马科马属的动物学家，或生物学家去研究。而问对了方向，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说和能说“白马非马”，这才是个有哲学意义的问题。

无可奈何花落去。爱情被情爱毁了。信任被任性毁了。真实被实证毁了。语言哲学，把哲学和语言，全都毁了。等大家转过身来，看到地上的一堆碎肉，一片惊呼。有叫“牛死了！”，有的叫“上帝死了！”，最后一齐叫：“哲学死了”！其实没死，只是不像以前“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