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農到炎帝，其間應該還有一段路，不過可長可短。在《史記》中，就只是前一片竹簡到後一片。在《國語》、《左傳》和《禮記》中都有一句同樣的話：昔者厲山氏之有天下。。。 這裡的厲山氏應該都是指神農。這幾部著作，年代和作者都不詳，但大致是戰國中期以後的流行學術成果。被班氏《漢書》錄進正史：“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死為稷祠。（顏師古注曰：‘烈山氏炎帝’）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注意括號里的注！從班固到顏師古，這一次走了六百年。

其實，神農和炎帝，都是我們後輩子孫發明的用來描述祖先的概念，就沒有必要硬辨他們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無論是神農還是炎帝，如果只是人名，肯定無法涵蓋那麼長久的時間和各異的人群。只是作為一個時代和族群的人格化身。天下一統前，古人可以接受各種“氏”，但天下一統大勢所趨，後人必須稱個什麼“帝”心裡才更舒服一些，時代使然爾。

歲月如潮，洗盡了沙灘上的足跡。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指證任何物事一定屬於炎帝。但炎帝依然是我們傳承鏈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因為我們還記得“社稷”這個詞，正是炎帝一族出了這兩位大神。之所以說“江山社稷”，因為這“社”“稷”這兩個神位太重要，必須由國家負責祠祀。由老百姓負責的是祭灶，又有傳說灶神就是炎帝。有點奇怪，我們黃帝子孫奉的神，卻都是炎帝系的呢？

根據著名神話學者丁山一家之言，“共工”的合音可讀為“鯀”，“能平九土”的共工之子“句龍”，就是“治水土定九州”的“禹龍”，夏人祭祀“神社”，就是紀念先祖“禹皇”。如此一說，則禹就是后土，成了炎帝的嫡系子孫。祭祀這些神是第一個正統王朝夏定下來的傳統。不過也不必太奇怪，民以食為天。他們都值得後人紀念，因為他們是種田的先驅。

社會組織形式的顛覆，遲早會將“社稷”變成語言化石。而隨着生活方式的變化，“祭灶”習俗也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漸漸淡去。但炎帝的餘暉依然照映着我們，儘管我們未必意識到。也許因為我們還吃五穀，也許，僅僅因為我們還喝着一碗“臘八粥”。

臘祭源自上古，但原始的功用已經模糊，意義演化日趨蕪雜。後用來祭祀各種祖先和神靈（包括門神、戶神、宅神、灶神、井神），祈求豐收和吉祥。據《祀記·郊特牲》記載，臘祭是“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夏代稱臘日為“嘉平”，商代為“清祀”，周代為“大蜡”。。。

臘八這一天，我們至今有吃粥的習俗。據說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而且後來附會了很多其他傳奇，諸如釋迦和岳飛等。這個節日的起源則要早得多，原來是炎帝族每年的農業除害祭祀，被夏和周繼承和發揚。因而有人說臘八粥其實是“臘八祝”的諧音。很久以前臘八就是個大日子，因為這天有個非常重要的祈禱儀式。禱告些什麼呢？《禮記·郊特牲》中記載了《伊耆氏蠟辭》：

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

草木歸其澤。

據說周人和古羌人同源，至少是雜居。他們從古羌人那裡學習了農業，也學到了這高度形而上的防治自然災害秘方。其中提到保土、治水、防蟲、除草，都是炎帝的老本行。“伊耆氏”初見於周禮這處記載，應該是神農一族在北方的稱謂。據宋代羅泌的《路史後紀·炎帝上》：“炎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伊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陽新安縣；耆就在今天的山西長治市。這個“伊耆氏”的稱呼，就像厲山氏一樣，可作為炎帝部族擴展的線索。隱約勾畫出一條從湖北到山西的遷徙路徑。

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路覓碗粥。就像臘八節的意義隨時代變遷，臘八粥的成分也日趨多樣化。今天不乏有人加入煉乳玉米等引進食材。但基本的成分是稻米、小米、豆類和乾果。大部分是種植糧食。端起這碗粥，感謝一下我們的農神炎帝，是應該的。下面是我百度來的一個臘八粥方子：“大米50克，黃小米50克，粘黃米50克，糯米50克，秫米(粘高粱米)50克，紅小豆100克，蓮子100克，桂圓100克，花生米100克，栗子100克，小紅棗100克。。。”試問六七千年前，誰最有可能吃上這碗粥？

在《山海經·海內經》中：“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 這段話聽起來很不合理。在同一片地上，種有豆子、水稻和黍稷，水旱熱寒不同作物全混在一起。這些作物既會自生自長，又得一年播種兩次。不過，若是把這些糧食都收了，再下河塘採蓮子，上山坡摘些紅棗，一碗正宗臘八粥的基本材料就湊齊了。而《山海經》把這些都安排在后稷的墳墓周圍，顯然是試圖把農作物的發明權都歸於這位神農族大首領了（後來周人也有“后稷”，應該是慕其名而自封的稱號）。

農業的起源並不久遠，只能在最後一次冰川期後。但我們的祖先，對這個過程的記憶似乎是零。或者，真實的記憶已經被神話所覆蓋和替代了。這些神話，就濃縮到了神農氏以及神農氏一族的后土和后稷身上。我們今天的相關知識，都是通過現代考古發掘出來的。

一度流行的說法是農業起源於中東兩河流域。但今天我們有超過足夠的證據，證明世界各地的農業是獨立起源的。即使中國，起源地也是多元，還多得像“滿天星斗”（蘇秉琦先生語）。東亞地區最早人工栽培的品種，是水稻。英國人一度說中國的水稻種植是從印度經雲貴高原傳入的。可今天印度發現的最早的種植水稻的遺存，比中國發現的要晚四千年。一萬兩千年前，當華北和黃河上游地區還處於冰期的餘威之下，長江流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嘗試栽培水稻了。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江西萬縣吊桶環遺址，和浙江金華上山遺址中，都出土了一萬年以前的種植水稻稻穀遺存。

玉蟾岩出土的一萬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穀粒。考古界一度對這些出土的年代久遠並朽化了的稻粒究竟是人工種植還是野生的爭執不休，直到“植硅石”技術的出現和應用。當水稻生長時，水流經植物的脈管，部分硅元素會沉積在脈管中，形成植硅石。這種無機物質比水稻的有機成分更容易保存下來。我們通過在顯微鏡下觀察，可以清楚地辨別人工栽培的水稻與野生品種的脈管形態差別。

一萬四千年前至一萬年前，還處在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期。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先人們，開始從採集者向農人的轉化。種田需要工具。在眾多的發明創造中，有兩件一直是炎帝的專利，黃帝沒有搶去也不屑去搶。《周易·繫辭傳》中說：“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和耜，合起來成為後來漢語中農具的統稱。在南方，它們一般用木材或動物的骨角製作，輕便利於在水田中使用。耒是明顯的刀耕火種的遺留，一般用於在土中挖洞播種。 

 

照片為雲南怒江地區獨龍族使用的雙齒木耒，保留了原始式樣，一直用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右邊是戰國時耒的式樣，到漢朝還在兩個齒尖上裝上鐵套。

耜是稍微先進一些的挖土工具。多旱田的北方也有用石制的，後來發展成石鏟。河姆渡遺址出土了成百的骨耜。至於犁，則出現得較晚。在良渚遺址出土了四千多年前的石犁。《山海經·大荒南經》：“赤水出崑崙。。。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有人考證說這裡“人相隨”，指的是一種“偶耕”，一兩個人在前面拉，一個人在後面扶（未必是犁）的翻土方式。如果是真，則炎帝一族也是較早使用犁耕的。

河姆渡出土的鹿骨耜。“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由採集到農業，生活方式必須改變。以前的食物大部分就放在火上烤熟。如果要煮，就在石頭上找個坑，把食物和水放進去，將在火中燒燙的石頭加進石坑裡，就成了。但以穀物為主後，得天天煮，所以陶器成了必須。在與萬縣吊桶環鄰近的仙人洞遺址，出土了兩萬年前的陶罐碎片，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之一。在種植水稻的遺址中，必然都有陶器發現。

  

 

左圖是江西仙人洞發現的20000年前的陶碗片。右邊是湖南玉蟾岩的陶釜復原圖。

也許古人會用芭蕉葉或竹筒等煮飯，只是不如陶器容易保存下來。稻子是不能直接吃的，需要先去殼。這也需要工具。在上山遺址發現了石球和石片，經試驗，這種原始石磨去稻殼的效率相當高。玉蟾岩遺址還出土了穿了孔的蚌器，這種工具可以用繩子套在大拇指上當鐮刀用。早期的水稻成熟後穀粒特別容易脫落。收割時，必須一隻手捏住稻穗，另一手用蚌鐮割下來。

浙江上山遺址出土的約萬年前的原始磨盤和磨球。表面被人工鑿上小坑。

到一萬年前左右，從種子，種植，收割，加工，燒煮等，全套的基於水稻種植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經俱全。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進入農業社會。他們離開了伊甸園，進入土裡刨食的黑暗日子。人類進入農業社會，屬自討苦吃。因為種田的辛苦，勞動強度，要比田園牧歌的採集漁獵生活成倍地增加。而且食物日漸單調，營養不全。考古學家通過遺骨發現，進入農業社會的初期，人類的體質比採集時代要普遍下降。

那麼人類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生活呢？有一個既是原因，又是結果的因素：人口。迫於人口增長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採集生活要養活一個人，大約需要幾平公里的面積；而農業生活養活一個人，只要十分之一的土地。上一次冰期結束，導致地球上人類數目迅速增長，很多地區已經無法維持採集遊獵的生活方式了。

但農業這種生產方式，卻進一步加快人口增加的速度。儘管現在生活艱苦，大部分人營養不良，但由於相對穩定的收穫，使更多的人能夠靠喝一點稀粥熬過寒冷的冬天，一年年長大完成繁殖。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到距今天約七千年前，農業生產日益成熟。在河姆渡曾發現了幾米厚的稻穀堆積遺存，推算有幾十噸的儲量。估計當時的畝產量已達75公斤。人口，從那時起就是個大問題。

我們想象炎帝的部落，或者炎帝先人們，也為此必須改變。他們原先住在相對穩定的小溪小河的谷地中。現已人滿為患，必須走出來，到他們原來不敢居住的長江邊、平原上尋找新田地。這裡每年都受到洪水的威脅，田地家園經常被沖毀，所以他們必須學着治水，築壩圍圩。他們從湖南湖北的山裡，來到江漢平原。碰巧，老天幫忙，氣溫開始持續轉暖，原來的中原苦寒之地，也變得溫暖濕潤。天賜我取，炎帝部落，開始向北遷移，去開闢新的家園。

從長江經漢水，然後進入河南和陝西南部。到距今六千年前時，黃土高原的氣溫升到冰期後的最高值，比今天的年平均氣溫要高3攝氏度。整個黃河中游和中上游都能夠種植水稻。所以炎帝部落的分布一直到山西南部。但他們肯定不是開始就有這麼遠的目的地的。我們可以設想他們一開始只是要找到一條合適的河谷，築壩造田蓋房子等。但幾代人後，人口增長又超出了這條河谷的能力，於是分出一部分人，再出發去尋找新的田園。就這樣，經過一兩千年，這批人的子孫已經不斷開枝散葉，遍布中原了。他們不再是一個統一的部族，由於相隔久遠，互相之間有些已經能夠通婚了。

但是水田畢竟是有限的。來到中原，炎帝部族就得學着種旱田。而且從六千年前左右，中原的氣溫開始回落，很多地方只得改種粟。中原地區很早就開始種粟了。7000至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就是一種以粟農業為基礎的新石器文化。以出土精美的石磨盤著稱，因為要脫去粟粒的外殼，比水稻的要難。

 

 

裴李崗出土的石磨盤和陶器。早期的鼎足很短，不能直接在下面燒火，必須架在灶或火坑上燒。所有新石器陶器中，圈足碗的形狀是最早定下來而且至今未變的。我們盛臘八粥的碗，和七千年前古人用的，是一樣的。

 

今天的“養生家”們多推崇小米粥。如果這裡的“小米”是指粟的話，是很可以一聽得。粟中含蛋白質和脂肪的比例，比稻米要成倍地高。炎帝族來到黃土高原，河邊種水稻，坡上種粟子，有了這兩樣，才真正可稱為為農神。粟是無可爭議源於的中國本土的人工培育農作物。但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它的種植開始於七八千年前，比種植水稻要晚兩三千年。所以，我們推測炎帝的先人們在湖北山谷里時，過的是“飯稻羹魚”的單調生活。經千里披荊斬棘，跨越了不同的氣候帶和水土環境，才逐漸開始種植菽、粟、黍、稷等旱地作物。而《山海經》是戰國時的作品，其作者是根據當時的農業水平，去想象先祖的生活。這才把“五穀”都安排到了“西南都廣之野的后稷墓”邊。

讓我們回到前面臘八粥的配方，黃小米就是粟，粘黃米應該是黍或稷。這些在中原都有超過七千年的種植歷史。豆類（大豆）古稱菽，在陝西扶風和山東滕州都發現過四千年前的遺存。1985年在甘肅民樂縣東灰山遺址出土過五千年前先民儲存的高粱和小麥。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說，來到中原的炎帝，若想吃臘八粥，材料已經足夠。

早期的陶器煮具，釜（罐）和鼎，由於受熱和傳熱不均，都不宜煮飯，大抵用來煮粥。其實用陶鼎煮粥也太慢，還粘底。煮小米粥的神器，用的是另一種：鬲。鬲也是三足，但由於中空的袋足，所以受熱面積大而均勻，食物熟得快。在中原鬲較常見，因此日本考古界把古代中國稱為“鼎鬲之國”。煮米飯或黃粱要用到甑，它像個陶罐，下面有眼，可以放在鬲上蒸飯。甗則是把甑和鬲結合在一起。甑和甗出現得較晚，可推測我們的祖先要先喝上好幾千年的粥，然後才能吃上乾飯。

   

 

鬲        甑       甗

 

關於農業的起因，有很多假說。其中一種便是“宴享說”。這一派認為，人類最初開始種莊稼，其實是想多一些口味好的品種，定期大吃一頓純粹的美食。因為天天吃採集的雜食吃厭煩了！可天天喝粥顯然還有不足，所以要繼續奮鬥吃上乾飯。不過，每年豐收之後，我們用一頓乾飯把自己撐得腹脹肚圓，一邊欲仙欲死地哼哼，一邊憶往昔崢嶸歲月。當年啊！每天回到老巢，各人都把採集到的雜七雜八的植物種果拿出來堆在一起，煮上一鍋粥分着吃，味道那是酸一口又苦一口的。就這樣不知過了幾十萬年。能喝上香甜白米粥，也不過是最近一萬年的事。乾飯雖好，但我們對粥的感情可是用了萬年培養出來的，不是說舍就能舍了的。粥，不但要繼續喝，還要神聖化儀式化。有多少深情和記憶，都融入了這碗稠稠的臘八粥？

隨着工具日益稱心應手，食物的製作開始出花樣。2002年，在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發現了一碗4000年前的麵條，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麵條實物。其實這不該被叫做“麵條”，因為其主要成分是高粱和粟的混合物。有人質疑說這兩種糧食都沒有足夠的黏度能被做成麵條狀。但我估計是粟中混入了黍或稷，從而增加了黏度。因為從出土的窖藏看，當時人是把粟和黍混在一起儲存的。今天即使資深的考古專家也無法用肉眼把它們區分開來。

 

 

一碗4000年前的麵條重見天日，顏色鮮黃，與拉麵相似。據最新一期《自然》雜誌報道，中國考古學家在青海喇家遺址發現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麵條實物，從而證明了麵條起源於中國，而不是意大利或者阿拉伯。

 

這些古老麵條保存完好，長而細，呈黃色，盛在一個倒扣的密封的碗中。這些麵條得以倖存，是被埋在3米深的沉積物中，作為一場天災的見證。地震引發的洪水和泥石流，瞬間掩埋了這個聚落，包括十幾個活人。讓我們今天，徒勞為這些來不及享用自己勞動果實的先民們嘆息。對當時的神農氏子孫們來說，還有比天災更可怕的：黃帝來了！黃帝部族的入侵，用血與火，給這個吃貨族群一個教訓：僅僅解決吃飯問題是不夠的。有的時候，衣服比吃飯重要；還有的時候，炊具比食物更不朽。比如，看我黃帝鑄個鼎。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