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两个只是宣传口号，并不是经济战略本身。不同的口号，隐含着所标向的方法论的同异，政治内容的同异，经济内容的同异。但更直接的追问是：这两个不同的口号后面，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战略，还是同一个战略的不同阶段。两个口号是两代领导人的执政纲领的概括。可邓小平不仅仅是承上启下，而是自始就参与了中国工业化的全过程。五马进京的意气风发；大跃进的摇旗呐喊；文革时候又陪斩落马；“永不翻案”都是为了它。

毛泽东一直重用和保护邓小平，就是因为他执行这个赶超战略算是最坚定的。三下四上，他还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把名称从“赶超”换成了“现代化”。小平同志聪明能干，善于决断。他熟练于摸着石头过河，战略眼光长远规划不是他的所长，所以对此他决定不争论。在”新长征”路上，就和他当年做的一样，跟着（潮流）走！不过，一句“韬光养晦”，却暴露出他当年的雄心仍在。

口号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阶段不同，还反映出两个领导人的环境不同，资本不同，能力不同，和任务不同。毛泽东上台时一穷二白，只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没有经济上的本钱。可他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本钱。他要推行赶超战略，只能搞一大二公，国家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又要打基础，又要高速度，还要低成本。由于生产力低下剩余很薄，只能靠勒紧全国官民的腰带苦干。这又必须要靠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气氛并强压反弹。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打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不可逆转并正在加速。邓小平心中清楚，只需要小车不倒只管推。但前提也正是，车不能翻了。

邓小平继承了前三十年的积累，经济本钱有些了。他还比华国锋有厚得多的政治基础。但总政治本钱，可能还是比不上毛泽东的“一个小指头”。他无法像毛泽东那样靠制造政治狂热来强压，必须松一松全国人民的腰带。对比起民众，毛泽东当年对“红色权贵”的打压更残酷无情。现在这些人要求兑现他们的权势，要求经济上的补偿。这个阶层有能力将国有资产强行抢夺瓜分，贪婪程度到了分裂国家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无法在政治上解决，只有采用收买的手段。“抓革命”变成“抓改革”，意味着执政方式从“政治高压”向“经济收买”转变。邓小平知道，他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维持稳定。稳定意味着工业化的战车就能继续向前，不翻车才能走向世界。

但邓小平毕竟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清楚收买只是手段，必须服务于赶超长期战略需要。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对于工业化来说，到了后期都是肉烂在锅里的事。但不能出现拆伙分家式哄抢，同时现阶段还需要维持相当的国家主导能力，以支持保护开放后的国际竞争。所以他仅部分否定毛泽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放开经济体制改革，推迟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这个收买过程和效果持续期加长，降低每个阶段的收买成本。一时段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给官员们希望：可以兑现权力并传给子孙；又不许漫天要价，不许恶性一次性兑现。一切要按“改革”的程序表来。

以利益换稳定，以“腐败”换时间，可以概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策略。邓小平的执政处处体现出他细微处的精明来。经济利益与官员职务挂钩，就是按劳“腐败”。想要好处多，还得出力多干活，努力往上爬才行。子女和军队想要好处，让他们自己经商去挣。给予农民自主权，也顺手把财政负担给卸了，让农村自生自灭去。很多类似的政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后人化大力气大代价去弥补。显示出 “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的一面。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许是内外装潢的设计，并不是中国经济大厦的总结构设计。他在“搞活经济”的同时，让民间和外资甚至消费者承担起部分积累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负担，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改革”也要为“开放”服务，方向 “与国际接轨”。但更为稳定服务。天安门镇压会影响开放，他毫不犹豫选择稳定。因为早开放晚开放，并不耽误中国内部的发展提高，相当于多练两年“内功”。

邓小心翼翼地扳动方向盘，将中国的新工业战车开进了国际市场。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世界对中国工业的第一印象是技术落后，产品粗糙，管理僵化，对市场的反应迟钝笨拙。并没有人感到威胁。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水面上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水面下中国在前面三十年打下的工业基础有多大多厚。中国自己也不真的很有数。当进口产品一度市场追捧，外国设备无情碾压国产设备时，经济界一度认为国内工业面临灭顶之灾了。但实际上中国工业不再是婴儿，已经长成一个壮小伙子了。所需要的就是要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学会运用相应的战术和技术。适应之后很快就能逐步收复失地，在国内市场打败进口产品的同时，就具备了反攻国际市场的实力。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具备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工业在开放后的国际竞争中，一块阵地都没有丢失。也回答了“对外开放”是不是太早的疑问。当其它国家无法从正面竞争击败中国工业，就试图利用体制改革的机会，控股或收购中国的龙头企业，将这股力量据为己有。中国经济界又陷入恐慌一次。但这又再一次证明中国的工业基础的雄厚程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国际资本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一个国家中，每一个行业里，都有这么多人，仿佛在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里，同时在研究、开发、生产同样的产品。刚刚收购完一个，类似企业又象雨后春笋一般到处冒出来。完全无法达成他们的战略意图，无奈转攻为守。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达程度，远远超出国内其它产业行业。在国际上也一支独秀。技术虽然没有达到全面最先进，但总体工业生产能力、生产条件和生产效率，已经超过所有其它国家。轻工业产品，即使全世界其他国家同时停止生产，中国的潜在产能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补足。文革期间重点发展的道桥建设，现已经遥遥领先世界水平。钢铁产量超过排第二到第六名国家的总和，超英赶美的目标按期实现。但这个发展强度，特别是发展规模，是不是很健康，已经需要慎重地评估了。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被以历史上从未有过强度推行几十年，冲到这一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但工业毕竟不是全部。时代发展了，技术因素相对于生产能力来说，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大。所谓“后工业时代”，尽管只是“狼来了”多年，但中国依然需要准备好变化的到来。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是一个城墙围绕的古老京城。但我想他宁愿看到的是厂房遍地烟囱林立。如果需要，为了工业化他不惜拆掉所有的城墙，甚至所有的宫殿。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伫立在那里，灰烬未冷。给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压迫感和紧迫感。没有亿吨钢铁，再多的亭台楼阁绿树红墙，都可能和圆明园一个下场。今天，不要说全中国，仅北京周边一圈地区的钢铁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六十年后的北京城又会雾失楼台，天天烟霾。环境容量竟然是个问题。

新时代面临新问题，需要新的远期总体战略。六十年前的制定赶超战略，效用已经基本用尽了。今天的情况复杂度倍增，无法再用类似“以钢为纲”的简单口号来做战略指导。以往的赶超途中，前面尚有清晰目标所在。但等跑到最前排的时候，就不再有前人走过的路可遵循，必须自己闯出条新路来。只是，中国是不是还能有幸及时再遇有那样长远战略眼光的领袖人物呢？

（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