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的时候，所能做的其实有限。死了之后，一切物理和精神约束都消失了，“成就”或不可限量。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已经被消灭几十年了，其间不乏腥风血雨。著名的刘文彩，最初也是在死后定位为罪恶累累的大恶霸地主典型的，现在又有人翻案成原来是个天下少有的大善人。大变死人真能让活人失重。有人出来说：恶霸大地主也许有，但善人大地主也可以有的。。。现在网上笑话如是说：怎么知道有人被收买了？一定是那个“我来说句公道话”的家伙。

独特的历史环境，规定了做一个恶霸是大地主的必要修养。水平高的也许能“做人成功”，“富则独善其身”，将“大恶霸”的功能和名声转移给一个或多个“狗腿子”去承担。当年中国的国情，用经济学的时髦语道来就是：在资源和生产力双重约束下的囚徒困境。。。如果经济学不好懂，可以改成天下兴亡，大地主有责！中国历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兴衰循环，其实就是大地主阶层的从生到死的更新替换过程。在工业化之前，是不可能走出这个轮回圈子的。

国史可以这么总结：东亚一隅的汉人，唐朝已经把适合农耕的地域占完了；宋朝把森林砍光耕地开完；到明朝土地自然肥力基本耗尽；清朝人口永久性超过了土地承载力。这个局面就是，土地和人口的关系紧张，人一多地就不够。没有可新开发的土地，没有公共用地提供薪材，没有多余的地可以饲养大牲口；土地没条件轮作。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土地短缺逼着精耕细作，精耕细作导致土地肥力更快衰竭。一个农户在缺少畜力的限制下，能够耕种的面积有限，劳动剩余更少。这个局面，导致自耕农和小地主，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想靠农业积累向上走基本不可能。在没有完成积累前，就被天灾人祸搞破产了。每次人口一过临界值，就重新洗牌。

进入了极度绷紧的状态后，一切都晚了。这个状态下，农民随时可能造反，政府成了惊弓之鸟，社会基本无改良操作的回旋。这个状态还无法支持工业化，因为没有剩余可作原始积累；也无法实行法制，因为剩余太少无法支持法制所必须的成本。英格兰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的人作海盗或海外殖民；玛雅人遇到这种情况，把王国放弃迁徙了。欧洲大陆基本没有遇到（感谢黑死病？）过。日本遇到了，几百年军国主义，一代一代人折腾作死，直到侥幸打赢了甲午战争。只有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马尔萨斯循环，无处可逃。

中国这块土地，能承载多少人口，是随着耕作方式、农具、作物品种，甚至气候，不断变化的。比如明末的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本来可以极大地提高产量的，可惜遇上了小冰河期。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前提下，是有上限的。我估计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这个上限是一亿五千万到两亿人口。在这个范围内，可以保证大部分人口吃饱饭，还有一定的抵抗灾荒能力。耕地的肥力不会一直恶化。政治稳定性较好，社会有改良的余地。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中国人口永久性地推过了这条红线。从乾隆后期开始，这个农业经济和社会，一直都在最“紧约束”的边界之外运行和生存了。

超出了这个约束，按理说就该崩溃。但中国由于在长期历史中积累的生存经验和政治智慧，靠中央集权和宗法社会的奇特组合，每次都能在崩溃前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无例外这段时间内普通农民的生活，会是非常悲惨的。社会的大部分人会长期处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状态，寿命减短。时间一长这种状态会被当作正常标准普遍接受。成为“东亚病夫”不是偶然的，自己并觉察不到。社会没有积累，一遇自然灾害，每次必然赤地千里，易子而食。天下动荡，强制减少人口。

这种社会绷得如此之紧，对严重短缺的基本资源的竞争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任何一个人想过的富足一些或奢华的生活，都必须有许多人去过更赤贫的日子。而且，在这种社会中，土地成了唯一的生产资料，财富来源。想要过富足的生活，必须拥有大量的土地。土地价格会上涨，地租奇高。为了生存，佃农们只得别无选择地接受慢性自杀般的地租条件。而大量的赤贫佃农的存在还冲击了自耕农，因为地主的劳力成本出奇的低压制了本来是短缺的农产品价值。

中央集权的国家根本无力管理这样冲突严重的农业社会，必须依靠以地主为首的宗法制度来维稳。但另一方面，国家发现因为地主的剥削，个体农户日益丧失了作为国家财政（税收）来源的能力，从而国家与地主的冲突会加重。地主唯一能对抗国家的途径，就是越做越大。土地兼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不是国家出面把大地主灭了，地分给农民；就是农民造反，把国家和地主一起灭了。

在这种越界并紧绷的社会中，对农民来说是地狱，做个地主也风险极高。小地主想要避风险，必须要成为大地主。成为大地主，必须有外快或者非正常途径才有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做个恶霸，仗着权或势，剥削抢夺。现实容不得半点犹豫和心软。又想做个善人，又想做大地主，我的结论是绝无可能。对此，“公道人”们肯定会不同意，说你是建立在上面一堆空洞的理论分析上的，并不符合实际的“极端”推理。这次我不和你们争“公道”，还发一个大红包。来讲一讲，做为大地主的“我爷爷”的“活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