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中，我介绍了三种算是还比较直观的语言意义理论。大家已经读来头疼不已。还有些最新发展，比如塔斯基-戴维森的语义成真条件论，我读了之後，根本就不认为能够理解。因为我发现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脑子按那种方式去思考。所以既不能怪大家，也不该怪我。那些曾经被“意义”伤透了心的人们，如果拉一个名单的话，可以从苏格拉底一直排到包括了所有的语言哲学家。我们见到的这些意义理论，仿佛（仅仅是仿佛）都是很轻率地被提出，又都很快被别人一剑封喉。

造成种种困难的原因，可能是来源于“意义”这个概念本身。我们对任何概念的分析，都最终要归结到意义分析。但由于罗素悖论，我们不能对“意义”这个概念自身做意义分析。同时，还因为语言的特殊性。语言自身已经是客观世界的逻辑抽象形式，还承担了太多的使用功能。尽管语言本身不严密，处于一种“准逻辑”状态。可是一旦我们想用更严密的逻辑形式去规范它，又要以不损失使用功能为前提，则基本无从压缩精简。我的理解是∶语言哲学的贡献，不在于它提出或统一了意义理论，而在于通过分析，一一厘清了各种意义理论的失效之处。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语言的局限和界限。正因为没有统一的意义理论，所以所有的语言，都应该开放于分析。提醒我们不要迷信语言思辨的能力，警惕语言的误导之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这句话，可能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想不出任何方法来证明其真假。这又是一种意义理论，意义的“可证实论”。这一派中比较强势的说法是∶知道了如何判断一句话的真假，就知道了这句话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证实是真理的标准，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这一派的信徒，见他的名言∶“大小是怎样测量的，那就是有多大。”但这种说法有混淆了语言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嫌疑。语言中句子（哲学家称作命题）的意义是具体的，但其哲学意义（逻辑意义）只有两种∶要厶是“真”要厶是“假”。显然两种“意义”是有差别的。

後来这一派自己也弱化了说法。经过专家们研究，认为这“可证实论”不能算是一种“意义”理论。但基本同意“可证实论”可以作为判断语句有没有意义的准则。可判断真假才有意义，“恒为真”或“恒为假”的东西就不需要做判断。这个理论的好玩之处就在于把“普遍真理”顺带一脚踢没影了，因为普遍真理没有“意义”。

语言哲学家们对待“真理”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罗素成天把“真理”挂在嘴边，可能是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早期的报刊专栏作家，需要的文章卖点。维特根斯坦就对此很不以为然。“真理”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基本上有一种“意义”理论，就有一种相应的“真理”理论。但“普遍”同意“真理”不过是一句真话，只是和其他一些话不相互矛盾而已（脱胎于融贯论）。真真假假都在语言内部。语言哲学家们很少用“普遍真理”的提法。因为他们认为“真理”成真的条件， 用范围固然要大于一句话，但少于所有的语句。“普遍”一词有很强的误导。“真理”只是具有“扩散性”或“弥漫性”，能走多远，看具体的情况。

人话靠不住那篇讲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一篇讲意义理论，语言哲学两大主题已经都介绍到了。不准备再继续折磨大家了。很感谢和佩服有些读者认真地经受了折磨，还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代表性的是∶语言就是一个符号体系，意义都是约定成俗的。下面我想讲讲自己对此的一些理解，水准会比抄书部分骤降，请多包涵。

意义不限于语言，但意义总是需要依靠某种形式来表达和传达的。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没有言说，也不立文字。可总得要有个信号。佛祖拈花後来成了禅宗的“记号”。禅宗 说是不依赖语言的。既然立宗，就有传承。衣钵不传之後，靠什厶？以心传心，动作是多余的吗？读《五灯会元》到後来，打油诗、对吼、骂佛、棍子敲头等套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俨然自成了一套符号系统了。所以谈到表达意义，我们会想到很多与语言要素相近的东西，诸如信号、图示、标志、象征、图腾、姿态等等，他们可以说是语言的近亲。如果宽泛地把这些都归于“符号”这个大类的话，语言可以算作一种符号系统。不过，如果这些真能归于一个类的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比喻。符号体系如果包括了语言在内，则是由一头大象和一群蚂蚁组成；如果不包括语言，就只剩几只蚂蚁了。一般地把语言纳入符号系统，对我们理解语言能有多大的帮助，恐怕很有限。

符号系统的共同特征是∶用一种事物或一种现象去表征另一事物或另一现象。语言和其他符号在结腹性、系统性、任意性等方面都有质的区别。例如信号。交通灯是一种信号，传达“红灯停绿灯行”的涵义。但人工信号有时不纯。像军舰上用的旗语，就不再是单纯的信号。而是用动作模仿词汇，与用文字拼写的方式相近，只能算是一种“语言”。自然信号的表达意义的方式，是“囫囵”的，即没有结腹和层次的。典型的自然信号就是所说的“动物的语言”。动物可以通过叫声表达“现在饿了”、“正在求偶”、“一起猎食”等意义，但是他们的信号中不能再拆分成更小的意义单位。狼的叫声可以表示“现在饿了”，但不能拆成“现在”和“饿了”，再把这些意义单位用到其他地方去。人的语言的语句则具有内部结腹，由更小的意义单位组成。狼的叫声不能像人话一样表达∶“昨天晚上我很饿了，有个女狼在对面山上约炮，我忙著猎食没顾上。。。”这样的运用。这就体现了质上的不同。

而且，我们泛泛地归入符号系统的各种有记号功能的东西，他们之间的表达“意义”方式上的差别，要比我们平常注意到的大得多。如果不注意仔细辨别，会造成无穷理解上的困惑。这里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体会其中的不同∶

1. 巨大的漂砾石是冰川活动的迹象。

 . 电笔的灯亮表明有电。

3. 西施一皱眉头就说明她心口在疼。

4. 桶盖上贴的圆纸片是油漆颜色的样品。

5. 这个图示表示这里装了一个三极管。

6. 一长两短的汽笛意味著船要向左转弯。

7. 司机指那些职业开车人。

8. UFO被当作是外星人的标志。

9. 绿帽子意味著老婆出轨。

所有的上述事实，看起来都有基本的符号特征。一件东西会指向另一件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最好先统称为“记号”，和我们最後要定义的“符号”有所区别。上述9条中，“记号”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同的。正像符号系统内部的名称不一样。它们有些像是所指的一部分，有些压根没有联系。在表现方式上，有些可以说是代表，有些是象征，有些是意味，有些产生联想。油漆颜色样品可以直接联想，但三极管图示却没法联想，只能人为规定。漂砾石作为冰川迹象，不需要人规定。而且我们很难说漂砾石的“意义”就是冰川或冰川活动。电笔指示灯有人为的设计在其中，但亮不亮基本不依赖于人的意志。汽笛的意义是纯约定的。理解“司机”一词的意义，这要有共同体认识。皱眉头，需要熟悉症状的反映。至于“绿帽子”，并不只是共同认识，而要依赖特定的文化背景了。这种种“涵义”表达的差异，复杂程度上并不亚于语言的意义。

不做仔细地区分，是无法避免思维上混淆的。最常见的，是我们会忘了区别什厶是“实际上是一件事的记号”和“被人当作一件事的记号”。漂砾石就是冰川活动的迹象，不需要人承认与否。电笔灯亮是有电的信号，因为电压存在灯就会亮。黑猫被当作恶运的征兆，但是，并不表明黑猫事实上就是恶运的征兆。可是再生活中，我们经常因各种原因，将这两种关系混淆。UFO本来不是外星人的标志，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把它当作外星人的飞船。但我们受到媒体和娱乐界的狂轰滥炸，现在大部分人听到UFO的第一反应就是外星人。这是不断重复产生的效果。另外，信仰也改变看法。人死了几天後尸体不见了，开始是“被当作”复活的标志之一。但坚信的人会说这“就是”复活的证 。当然也有有意混淆牟利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信徒们在地上盖起教堂，聚集教众，建立了教会，把它当作上帝的家。但当年彼得勒索商人捐财时，引用“上帝的家里要有粮”的说法，有意把他的教会暗示成就是上帝的家了。

为了澄清思路，实用主义鼻祖皮尔士对符号作了如此定义∶“（符号）它是这样一种记号∶他仅仅或主要地依 它就是如此被使用和如此被理解这一事实而被指定为记号。。。”。依 皮尔士的分别定义，在我们上述的例子中，漂砾石和电笔灯归类“索引”；皱眉头和油漆样本归类于图像；汽笛和三极管图示可以归类于符号。司机、UFO、和绿帽子我更愿意归类于语词，但基于上述符号皮尔士定义，觉得可以同意把语言要素也归入符号类。因为这个定义并没有限定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联方式。由于符号系统大部分是人类建立起来专门为了表达意义的东西，有人就认为符号的意义全都是人为约定的，这是误导，至少对语言来说，这不是真的。

很多时候有人说语言的意义是“约定成俗”的。这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如果明确一些，我赞成语言是“成俗”的，但不是“约定”的。二十世纪前，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通过意见一致或约定而形成的。二十世纪中这种看法已经被否定了。正如罗素所说的∶“我们几乎无法设想，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语言的长者们在一起集会，而一致同意把牛称作牛，把狼称作狼。”从原理上，达成一致意见和作出约定，这本身就预设人们已经具有一种借以进行这些活动的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大部分子集，它们的意义的确是约定的。但那些约定是通过语言来达成的。要语言通过约定来建立自身，是违背逻辑的。

我们可以设想，在已经建立了语言体系後，就能够通过约定和一致同意来确定语词的意义。这个工作很多人在做，包括罗素自己的“逻辑原子”，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遗憾的是，收效甚微。不仅是“权威”问题，正像俗话说的∶没有两个哲学家能同意一个概念（这也是我痛恨哲学的主要原因。）。康德的概念黑格尔不理睬，黑格尔的定义海德格尔嗤之以鼻。也不是行政能解决的。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之类的机腹，可以发文件编篡大辞典，发给人手一份。这些也许会成功地被接受为一种“标准答案”。并不能阻止人们在交谈和作文中，还是需要怎厶说就怎厶说。字典只能跟在实践後面收集。新词的出现，很少是一致同意约定出来的。像“吊丝”一词，它出现过，消失过，又出现。意义和用法在不断变化，将来可能又会消失。这一切都没有什厶“约定”在其中。所以语言是在生活中“成长”出来的，不是“约定”出来的。把语言纳入符号系统并不能减少我们理解“意义”的困难。“约定成俗”这种说法，会形成严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