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尖锐的指责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多伦多某警官在一个强奸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大意）：谁叫被强奸的人穿着太诱惑，喊救命又不大声喊。谁叫你被强奸的人太天真太弱智，谁叫你不认识被强奸的风险…被强奸是活该!

这也认我想到了某些律师为强奸者辩护时常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是被强奸者的行为、装束、言语导致了他们成为强奸犯的受害者。有些警察至今还有用一种谴责受害者的姿态气势凶凶地盘问被强奸的女子：“你为什么不更顽强地抵抗？”，“你为什么要穿着暴露出现在偏僻无人的地方？”，“你为什么在回到安全的状态后还不马上报警?”

记得不久前国内有个叫杨武的，他的妻子被咱们那儿的联防队员强暴。事后，有不少人责骂问杨武“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据说，连杨武的母亲都骂儿子是个“没用”的男人。在舆论聚焦在杨武身上时，人们却忘了应该被质问的是那个施暴者“联防队员”。人们该问的是“联防队员”你为什么要强奸妇女，而不是被强奸者你为什么会被强奸、被害人的家属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

当人们的注意力被舆论从施暴者强奸犯的身上转移开了之后，获益的是真正的罪犯：强奸犯施暴者。这种舆论的转移潜藏了一种“谴责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逻辑：“你受到伤害是因为你没有去更顽强抵抗，没有更大声的呼救…所以，你被强奸是你活该”。多么冷酷的人言，多么无情的二重伤害!

回观莫言自获奖后一而再，再而三的饱受责难，谁又能说其中没有谴责受害者的思维在作怪?

纵观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它在近代史上早就成为了政治的依附，几遭独裁者的强奸。咱们那儿的文人更是早已战战兢兢仰人鼻息夹着尾巴过惯了灰溜溜拍马吹须的日子。文学和艺术成为独裁暴政的小妾时日已久。

生活在西方自由国度的我们，谴责的对象应是对文学施暴的强奸者。我们不应该再去责问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做这做那，也更不应该站在道德的置高点来讥讽受害者失去了的“贞洁”。

毕竟，颁发给莫言的是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人权奖、自由斗士奖。

高墙外幸运地享有着独立思考权力的我们，凭什么去指责高墙内象莫言那样失“贞”的文人?相反，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我们该做的是否应该是多一点Empathy, 多一点对他憋屈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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