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剛剛揭曉：獲獎者為英國的約翰·戈登（John B. Gurdon）和日本的山中伸彌（Shinya Yamanaka）。

Gurdon的工作是1962年在牛津大學做的。他用蝌蚪的小腸細胞核移植到去核的蛙卵中，形成的“重組卵細胞”最終可發育成成熟的蛙。從而證明 了，二棲類動物已分化的細胞核（因蝌蚪已能進食，因此假定其已分化）仍然具有分化上的全能性。戈登的結果曾受強烈質疑。直到1996年英國的Ian Wilmut成功克隆出Dolly克隆綿羊，這個認識才被打破，這也是Dolly事件如此轟動的原因之一，它同時也證實了Gurdon的正確性，使他成了 “發現成熟細胞可被重編程變為多能性for the discovery that mature cells can be reprogrammed to become pluripotent”的先驅而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醫學獎。

Yamanaka的故事卻是很有戲劇性。他以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的工作獲獎。iPSC是一種有希望作為替換胚胎幹細胞和組織從而治療損傷、疾病和慢性病的幹細胞。

iPSC也被認為是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它能夠避免圍繞着胚胎幹細胞研究方面的道德倫理之爭。

最初，Yamanaka只是大阪的一位骨外科醫生。1993年，他在美國UCSF的心血管疾病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做博士後，研究癌症相關基因的重編碼。做完博士後研究回到日本時，Yamanaka面對日本醫學界的僵硬教條體制曾經灰心喪氣。當時而且 他的資金甚缺，Yamanaka還得親自餵養近1,000多隻實驗用的小鼠。

Yamanaka幾近絕望而放棄研究重回手術室。幸好一封邀請函不期而至：日本奈良科技研究所請他去擔任一實驗室的負責人。同期，美國威斯康星大學Madison分校的James Thomson（另一個製造iPS細胞的研究組的負責人）分離出了第一代人類胚胎幹細胞。

Thomson分離出胚胎幹細胞後，業界的思路都集中在如何將胚胎幹細胞發展成各種有醫學價值的器官。Yamanaka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想的不是讓胚胎幹細胞變成什麼，而是讓別的細胞變成胚胎幹細胞。

Yamanaka的想法源自於在朋友的生殖學實驗室做客的一天。他在朋友的顯微鏡下看到了早期胚胎，脆弱的初生生命以科學的名義而被肢解。為的是獲 取胚胎幹細胞。Yamanaka為之而動情。顯微鏡下為科學而犧牲了小小的生命打動了他。從此，他有了讓別的細胞變成幹細胞的念頭。不 過，Yamanaka也強調他不反對利用胚胎幹細胞拯救病人。

經過4年的試驗，Yamanaka發現了將轉特定的4種因子組合入普通小鼠的成纖維細胞，並經過合適的培養步驟後，就可以生成與幹細胞相同的多能細 胞。2006年，他在【細胞cell】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論文，介紹了上述4種因子： Oct3/4、Sox2、c-Myc和Klf4。

Yamanaka的工作是在日本開始第二個“科技基本計劃”的大環境下完成的。2000年，日本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將在50年內獲諾獎30的目標。當時，此目標被人痛罵，人人以為政府是瘋了。但是按目前獲獎的速度來看，日本的目標不僅可以完成，甚至有可能超越。

日本近年來頻出諾貝爾獎得主與日本政府長期以來重視基礎科學的發展，和科學界腳踏實地為科學而做學問的精神密不可分。

反觀中國的科學家們卻忙於為爭個院士牌坊互相撕咬，樂此不疲。爭這些個頭銜說白了不過是用來作為護身符。在院士外衣的光環下，畢竟可以多圈點錢，至於將這些錢用來幹什麼，只有天曉得。

要說中國政府不作為，倒是有失公道。為了挽回泱泱大國的顏面，投入的資金是天文數字的。從“百人計劃”到“千人計劃”，可謂是苦盡其心。恐怕為的就是要諾獎破零。

前幾天有朋友戲侃中國的未來改革，說是改革要成功有幾個東西一定要去掉：司法系統要去掉政法委；文學藝術界要去掉中宣部黨委；國防武裝力量要去掉中 央軍委；等等。我想：中國科學界要突破零諾獎，各科研單位的黨組織黨委也應該去掉。引進海外頗負盛名的科學家回國服務居然還要由中共中央的組織部來操辦。 光是拿錢即使是砸出什麼萬人計劃又有何用?

這種對聰明的中國人只開放錢袋，卻管着他們的腦袋要想搞原創性的基礎科學是行不通的。建國以來搞的諸多計劃，最後最成功的卻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計劃生育之計劃。

極居諷刺的是，被中組部出資引進的生物醫學界的牛人們，除了為爭院士頭銜打得頭破血流之外卻忙於預言誰誰會得諾獎。

不知何時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為中國生物醫學界的海歸大拿們增設一項預言獎。

本堂相關博文：

· 饒毅的杯具與‘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