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來勢兇猛的721暴雨後，我的朋友，華東師範大學的束炯教授，很快地給他的老友王錚來了短信：王老師，北京特大暴雨災害,您家一切都好?束。我有些感動，還有人記得我，感激而又有些幸福地回答說：“還好，周末妻在家，就是我與同學加班，隔在辦公室回不了家。我讓吳*開車接送的，後來才知道開車危險，有些後怕。好在中關村是新建社區，下水道好一些”。束炯教授，一個城市環境學家，接着用指頭送來了短信：“中國城市的環境確實不行。回想你原來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時,還牽頭申請過這方面的課題。不過混蛋的是,連同以前的PM2.5,一個都沒中過。”

束炯教授的直率是遠近有名的。他常常“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的確確，我多次組織申請過城市環境災害的科學問題研究。我的歷史，也許值得我們科學工作者自省。

最早是1992年， 我協助張丕遠教授負責研究《地球（表層）系統複合自然災害活動基本規律》，是一個預研究性質的。項目中有一塊，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澇災害活動規律。接下來 的設計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積水的下墊面地段，暴雨過程成災的城市地理分布規律以及不同地理環境下，災害的發生、發展與衰退，以及最優河渠網絡問題。我發明了個名詞叫城市工程地貌學。1994年，鑑定課題了，時任我們中國科學院的一個處長說：城市雨澇有什麼研究的，哪裡下雨哪裡就澇。我說為什麼有些地方澇，有些地方不澇，需要研究清楚，改造城市，我還給出了一個不同地區雨澇發生時間的統計-模擬結果。這個處長馬上告訴我，要研究的是什麼什麼問題，城市雨澇排不上，這裡的什麼什麼大約是這位首長從國際會議聽來的新名稱。她說：城市雨澇問題，xxx早 就解決了，而且還解決了我們提出的的某個災害過程的模擬。因為後一個問題模擬是一個自由邊界問題，有涉及洪水過程兩個流態的轉化，我們課題組的預研究不能沒有解決。不懂就學，我與一個計算數學家去訪問這個海龜，請教他怎麼解決的。請教在慢慢進行中，慢慢結束後，那個數學家評價：“他連基本概念都不懂，他不可能解決。”可是這種評價有什麼作用，我們的課題被判了死刑，不壽終正寢，預研究課題結題，發現的問題的研究不再繼續了，讓我體驗了孩子夭折的痛苦。那個科學家的“解決”，一直沒有見到文章發表。剩下的故事是，城市雨澇，每年都在創造英雄。兩三年後，研究城市暴雨與河網的那個華東師範大學女研究生出國了， 研究決堤洪水的那個中國科學院男研究生也出國了。

歷史車輪總是在不停地轉動，時間過了8年， 我主持的華東師範大學教育部開放實驗室提出了城市自然地理學的重要項目建議，其中，提出隨着城市化的推進和氣候變化問題，需要開展城市“河渠網絡設計”研 究，“鼠目寸光”的王錚和束炯，總是看到自己身邊那點事：華東師大每年下雨，校園就起雨澇了，校園外，不乏嚴重事件。我家附近新發展的知春路橋下大學生運 動村外面，道路積水，幾乎年年發生。可是課題上報後，被認為不是熱點科學問題，國外研究城市雨澇的不多。課題自然被淘汰了。淘汰就淘汰吧，誰沒有失敗過， 我抱着實驗室要出成果的目的，屢敗屢戰，過幾年再次組織申請城市環境科學問題，因為有一些人認為“地理學”不夠科學，所以現在使用的是“城市環境”名詞。 這次研究把城市地貌學的河渠設計拿了，別人不理解，下吧，“割愛”吧，換了研究PM2.5，因為上海已經開始籌備世博會，PM2.5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了，束炯教授是這方面研究的專家，現在實驗室改成重點實驗室了，他是主任。這次進展“比較”順利，我和束炯參加了教育部答辯，見到了教育部的處長，不可否認的說，一個美女，就是說話像訓幼兒班同學。這次又有一個專家說PM2.5的問題他們已經解決了。嗚呼，淘汰吧。我查了查他們的工作，原來他們研究的是PM10，不是PM2.5。他作為學者型官員，PM的意思他是知道的。

地球照樣在轉，2008年， 已經是束炯教授當第二季主任了，我們也換了個更“科學”的名詞，叫《三角洲大城市環境複雜性及其信息分析》，我已經記不得我們是否參加哪個級別的答辯了， 也記不得專家們的意見了，記得的是換了我，他上，他繼承了我的傳統，你們這些研究城市環境或者說城市自然地理的人，照樣是屢戰屢敗。

失敗是成功的母親，我們這些失敗者可以像我們小時候唱的歌，“我們坐在高高的大樓旁邊，聽媽媽講她過去的事情。”不是講大樓的美輪美奐，而是回憶成為“媽 媽”的原因。回憶結合這次暴雨，我們發現這些故事暴露了幾個科研人自己的關鍵問題：第一、有一些科學家宣稱自己已經完成什麼什麼的研究，其實就是瞎吹，但是權威扶持他們，有關部門就當真了。

第一個故事裡的處長實在不是重要的責任人，相反她是一個能聽學者意見的人，可惜他聽信了某些學術權威對自己學生的吹噓。

在第二個故事裡，一些專家拿着國外的熱點要求當我們的熱點，不結合中國需要，只結合SCI，因為用SCI統計成果只要會計水平。城市排水問題，我國1949年前落後，沒有標準，1949年後，得到蘇聯幫助，也同時教條主義地學蘇聯，他們的城市的河渠系統建築標準實際上不適合我國的自然地理條件，這就在城市埋下了定時炸彈。偏偏西方國家是因地制宜的制定了自己的標準，他們的城市雨澇問題因此不突出，SCI不大研究這方面問題，雨澇規律和氣候變化下雨澇的適應，成不了世界上熱點。

中國一些科學家，追隨性科學家，看不見中國的需要，這方面問題他把握不住研究的脈搏。這個故事裡，關於PM2.5，則是這些科學家不知道什麼叫PM2.5，他們把PM10當PM2.5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誤會，因為參與評審的科學家主要是所謂“戰略科學家”，他們對科學問題實際上知道的是皮毛。“戰略科學家”們整天在開會，或者在開會的路 上，自己沒有時間真正做研究，具體科學問題，只能“戰略”了，“戰略上藐視敵人”，浮光掠影的討論科學問題，以評價皇帝新衣服的水平評價課題價值。北師大新校長董奇提出了幾個“不”，我覺得官員型學者，要緊的是不當“戰略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