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本堂昨天【这算什么科学家的良知】一文引出加国论坛多种不同的声音。现将众网友的反馈作个总结，也算是对有不同认知的朋友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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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在民主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科学家也是选民，有政治偏好与倾向十分正常，没有不妥。在台湾大选前夕，李远哲们爱挺谁就挺谁。这是他们在民主社会的天赋人权。

问题是当李远哲们以良知的化身，背靠科学的光环，借自己服务的学术机构之客观与中立的名声来替某人某党某个政见站台时，那就有问题了。这就是这篇题为【科学家的良知，蔡英文的承担】一文的问题所在。这也是某些美籍海归科学家在中国被标为爱国主义教育表率的问题所在。

曾经身为美国公民多年的李远哲应该知道，也必定知道：科学家参与政治，竞选，投票或拉票，与普罗大众打累脖工的人完全地位资格相等。他的票不比别人重，他的政治理念不比别人正确。他的所谓良知也不比别人高尚。

科学家们在某些个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具体国家政策建设项目上，在专业范围内发声是无可非议的。前提是科学家们凭着自身的专业素养与科学家良知为项目进言。在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领域里，科学家不见得就比平民百姓有更多的真识灼见。

但是，在政治活动中，以所谓“科学家”身份和所谓“科学家的良知”来为特定政治势力发声站台，无论为哪个势力，都是把自己贱卖。这同在专制制度下科学家和其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反抗暴政，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李远哲以及那些院士们，能从自己各自专业课题的范围内论证蔡主席的台独理念（或者马主席的不武不独理念）是他们“科学研究”后产生的成果；如 果，李远哲们能论证蔡英文或者马英九主席的学识等同于普遍真理与普遍定理，并且能够系统化公式化蔡主席马主席的领袖才能；那么，李远哲们才能使人信服地用 科学家的良知来替主席们背书。

会做科学有学问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良知的人。这种故事人类历史古今中外记载比比皆是。

纳粹军医约瑟夫·门格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期间，曾有成千上万人经他之手死于非命，因此门格尔被称作“死亡天使”。在奥斯威辛，门格尔做了无数人体实验，在他手上死的人无法统计。他也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以科学家之名行疯狂之实。

恶魔石井四郎是一位生物学家，日本731部队首脑，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本细菌战服务。他在中国哈尔滨附近活体解剖活人（包括孕妇）。石井做细菌与病毒实验时，也是凭着科学家求真的良知来追逐最佳最好最真的活体实验标本-中国人。

可见，科学与科学家是有本质区别的。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它本身身没有什么道德属性，也无良知可言。良知，则是为人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境界，更是 一个社会用以维持公平，正义与自由的价值所在。从逻辑的角度讲，科学家有没有社会意义上的良知与其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学术机构里的头衔没有直接关系。与 他是否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和UCSF的大牌医生更没有丝毫联系。石井四郎与门格尔就是二个缺乏良知的科学家。

李远哲们在【科学家的良知，蔡英文的承担】一文中不言而喻的，要台湾选民在潜意识里认同的，是下列荒谬的逻辑：

我们是科学家，因为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追求真理的人。即然科学是求真的，那么科学家也是认真而有良知的人。因为科学家也生活在社会 里，那么科学家就一定有社会良知。当有社会良知的科学家出台为某人某党背书时，那就一定是良知本身的声音。而若选民不听我们的良知之声来选台独蔡英文，则必有无良之嫌。

这种扭曲的推理大概才是李远哲们真正想传播给台湾选民的信息，只是没敢说得如此直接，如此赤裸裸罢了。这种扭曲的推理也可能正是某些美籍海归科学家对中华学子大侃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基础。

科学的求真，并不能等同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是做科学实验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科学家绝不是个个都是具有良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科学家在社会舆论里的发声与普通大众一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声音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良知的呼喊。科学家在政治领域里与普通的人一样，他们并不占有任何道德与良心的制高点。

科学家具有做科学实验从而追求真理的天赋，仅此而已。科学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并不一定就是良知的代表。有时，有些科学家恰恰是无知与邪恶的推销员。

科学是神圣的，科学家则未必。

（本文观点及用词有多处源自多位网友，在此一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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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科学家的良知!（图）